他去世了，留下巨大财富-世界快播

季羡林，喜欢养猫。

他最快乐的就是做“铲屎官”的时光，也总为猫提笔，有《老猫》，也有《咪咪二世》，据儿子季承回忆，家里养猫最高潮的时候，共有十几只。

陪伴他最久的是虎子与咪咪，每天晚上，它们俩抢着到主人的床上睡觉。

(相关资料图)

深冬时节，季羡林会在棉被上细心铺上一块绒布，供它们躺卧。深夜，两只猫咪睡得正香，即使他的双腿由于僵卧时间过长，又酸又痛，他也总是强忍着，怕惊扰了小猫的轻梦。

告别的日子，正在到来。

咪咪生病了，它不回家，喜欢在房外荷塘边的石头缝里窝着，再也不会深夜睡在主人的被子上了。

季羡林走几里路，到海淀的熟食店买猪肝和牛肉，拿回来喂给咪咪，可是它不闻不问。

有天傍晚，季羡林预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屋前屋后找了多次，几处茫茫不见咪咪。从此，他彻底失去了自己的爱猫。

他像是失去了一个亲人，多年后回忆起来，内心还是悲伤颤抖。

季羡林在为猫付出感情时，也开始思考猫走向死亡时的态度，到了那一刻，它们决不待在主人家里，让主人感到悲伤或为难。

它们会找到一个最荒僻的角落，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猫的本能，让季羡林学到了人生经验，有生必有死，谁都逃不过，何不学一下猫，干净利落地处理生死大事，不留痕迹地走。

季羡林的一生，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他对生老病死早已坦然接受，人是百代的过客，总是要走过去的。

2009年，他也来到了此生旅途的终点。

躺在病床上，98岁的季羡林很平静，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年轻人说，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喜悦与满足。

很多人，并没听懂。

季羡林是北大唯一终身教授，是文学家、史学家，也是一代国学宗师。

他的文字曾给很多人带去力量，董卿曾因季羡林的“不完满才是人生”，学会了与追求完美的自己和解。

胡歌在那场人尽皆知的车祸之后，在修复身体与内心的日子里，是季羡林的《留德十年》陪他熬过人生最难的岁月。

“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

如今受人尊重的大师季羡林，没有家学渊源，不过是个贫苦的农家子弟。

一介布衣，是他人生的起点。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清平县官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官庄是穷县最穷的村，而季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他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去私塾读书更是天方夜谭，家里连一张带字的纸条都没见过。

在幼年的回忆中，穷与饿一直交替着，有次他的母亲从外祖母的邻居那里拎回来一罐牛肉汤，季羡林从汤里捞出来一小块牛肚。

他不舍得一口吞下去，于是拿起一个生了锈的小刀，一点点切开，慢慢品滋味。

后来，回忆往事，他说：“那是我一辈子吃过最可口的一顿饭。”

如果一直如此成长下去，季羡林会成为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过上父辈那样的日子。

季羡林祖屋

幸运的是，父亲想让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传承子嗣，便让6岁的季羡林到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离开双亲去过寄人篱下的日子。

他骑在驴背上，穿越满是童年痕迹的窄窄小路，往事是那般清晰。

到了济南后，季羡林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一个6岁的孩子离开母亲，梦里总是哭着醒来。

尽管私塾能吃上白面馒头和肉，但他宁愿再啃高粱饼子和苦咸菜。

这种愿望当然只是幻想，他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习以为常了。

从清平县农村转入济南城市，季羡林迎来人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

季羡林小学就读校舍

他学习了《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还要学英文。晚上放学回家，他再也不能到处乱跑，城市中没有家乡的苇丛与鸭蛋。

1923年，季羡林考入正谊中学，叔父对他要求严格，为他报名课后的古文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

匆匆吃完晚饭，他又赶回城里的尚实英文学社学英文，一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家。

对于叔父给自己定下的关于读书的种种要求，季羡林都慨然应允。

年轻时的季羡林

1928年，季羡林创作了《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

一年后，年仅18岁的季羡林承担起传宗接代的责任，叔父为他包办婚姻，与比自己大4岁的彭德兰走进婚姻这座围城。

面对这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妻子，季羡林很苦闷，却只能接受。

不过他未曾想到，这段婚姻，是他悲剧人生的起点。

彭德华

1930年，季羡林同时被北大和清华录取，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园，他写道：

“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

他选择了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语，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季羡林写了不少散文，还翻译了许多国外作家的散文与诗歌。

年轻时的季羡林

在清华求学的四年里，季羡林专注于学术研究，对远在济南的妻子彭德兰没有挂念。

1933年，季羡林的母亲去世，这让22岁的他无法承受。

母亲一个字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母亲家是在离官庄六里路的另一个庄上，这六里路是她毕生所走的最长距离。

季羡林在母亲的身边只待到6岁，之后两次奔丧回家，待的时间也很短，他甚至连母亲的面容记忆都是模糊的，有次他听到隔壁一个婶子说：

“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

季羡林听后，泪如雨下，这句话跟随他了一辈子。

母亲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他这个儿子始终没有归到故里，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山河阻绝，飘零离别，一辈子，很快的。

季羡林追悔莫及，这成为他永远的心结。

他写下：“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这种悔恨，甚至在50年后他还耿耿于怀，在《1995年元旦抒怀》中他反复问自己：

“是自己遗弃了母亲吗？”

母亲去世一年后的夏天，季羡林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了一张毕业照，拿上行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北京。

毕业后的季羡林，工作并不如意，好不容易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谋到一个国文教员的教席，但很快他就被复杂的人事关系弄得进退维谷。

幸运的是，正在季羡林困顿时，母校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互派留学生的消息传来，他很快写信参加了选拔考试，最终被录取。

彼时的季羡林，并不会预料到，在异国他乡，自己会遇见爱情。

在哥廷根的季羡林

1935年8月，季羡林辞别叔父、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孩子，10月抵达柏林，后来又来到幽静的哥廷根小城，等待他的是十年的求学时光，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

“我梦想，我在哥廷根，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他在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

在当时的国内语言学界，能通晓梵文的学者寥若星辰，季羡林当时给自己学术研究立下一个规定：不在国外研究中国学问。

他意气风发，想要和西方人在同一个领域，与他们的强项领域做竞争，季羡林的内心有一股傲气。

季羡林（左）和国外的同学

与这股傲气相随的，是对家国无处不在的乡愁。

1936年圣诞节，季羡林看到房东老太太和儿子相聚的温馨，他想到了已经去世的母亲，感伤万分。

按照留学规划，这年过后，26岁的季羡林该结束学业回国了，然而正值国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济南再次被日军攻占，他与家人的联系完全断绝。

那段时间，他总是做梦梦见自己的母亲与故乡，这两个场景经常出现。

这种怀念，在他初到哥廷根的时候，非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祖国、对母亲的怀念，一直伴着季羡林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

命运总喜欢捉弄人。

一边是战争与时局的动荡，一边是爱与不爱的挣扎，在陌生的异国，季羡林遇见了爱情。

当时德国对于博士生的论文要求必须打印成稿，可是季羡林不会打字，他找到了自己住处附近的德国邻居迈耶家。

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很乐意帮季羡林的论文打字，在日常的交往中，她对这个有才华的东方青年产生了爱慕。

伊姆加德

每天晚上，季羡林就拿着一摞毕业论文，到伊姆加德家中请她帮忙打字，因为手写的字潦草，他必须坐在旁边，随时沟通。

两人有很多共同语言，很合拍，时间一长，暗生情愫。

他们度过了一段热恋时光，季羡林常常与伊姆加德到林中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到商店买东西，几乎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

季羡林为此陷入到深深的矛盾之中，爱情与理智，前程与往事都纠缠在一起，他最终拒绝了这个德国女孩。

如果季羡林不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他会与伊姆加德就此在一起，但他一牵挂着家里的妻子与儿女。

年轻时的季羡林

自从季羡林出国留学后，这个家就如同失去了顶梁柱一般，大有风雨飘摇之感。

1945年9月，34岁的季羡林决定回国，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回到家中，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伊姆加德家，把稿子打完，伊姆加德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十年一觉欧洲梦，赢得万斛别离情。

他坐在船上，回望哥廷根与自己的青春，不觉泪眼模糊。

季羡林的道德感，让他无法做出抛妻弃子的事情，百般煎熬中，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向传统投降。

回国后，他也表明了自己对妻子的态度：“只有责任，没有爱情。”

真实。无情。

回国后，经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ke）推荐，季羡林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回到阔别11年的北平，正值11月故都的深秋，季羡林感到：“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还要深秋的深秋。”

在北大任教的日子，季羡林每天早晨在热闹的胡同小饭铺里吃上一碗豆腐脑，两个火烧后，就大步流星地来到学校。

1947年，北京大学最小的系——东方语言文学系成立了，季羡林就在这里授课，做学问。

他的重量级文章《列子与佛典》也在此时问世，这给他带来了信心与声名。

此后的二十年间，是季羡林人生最为平稳的岁月。北大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后来成为最大的系，他同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潜心搞学术研究，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期待。

很快，文革到来。

季羡林被赶进了牛棚，那是他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痛苦、迷茫、悲愤的时期。

他经历了饥饿、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季羡林从牛棚出来后，觉得人生短促，受这么大的罪不如死了好。

有次，他把大量安眠药装在兜里，准备到圆明园的芦苇中静静死去。

当他正要出门时，被红卫兵堵住，拉出门去一顿毒打，季羡林遍体鳞伤，回去后他痛定思痛地说：“人间的苦，好像也不过如此，我不死了。”

自这之后，他不再有自杀的念头，反而觉得人生既然短促，何不做点有价值的事情。

文革后期，季羡林被发落到北大宿舍楼的传达室，看门并收发信件，正是那段时期，他挤出时间，开始了印度著作《罗摩衍那》的地下翻译，终于找回了久违的快乐。

这段岁月，被他写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尽是幽默语调，有一种温润含讽的笑意，没有怨气。

在书中，有这样一句精炼的话：“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1978年，文革结束，季羡林继续回北大任教，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这年， 他已经67岁。

季羡林与学生

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季羡林都如水般温和，历经苦难后，他说：

"在任何情况下，人生也绝不会只有痛苦。"

季羡林爱时间如同爱生命，他每天早晨4点起床写作，后来生病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他依然在打腹稿。

从67岁过后的二十几年里，季羡林迎来的是他第二个学术的春天，在如此高龄，他完成了此生最重要的两部学术著作《糖史》和《吐火罗文译释》。

儿子季承后来回忆，晚年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时间不多了，很多工作还没完成，我要抓紧每分每秒去做学问。”

在很多作家背后，都有一只猫，季羡林也不例外。

他对猫体贴入微，会让它们到自己的床上睡觉，还会特意为它们买猪肝和牛肉，有次，猫妈妈生了小猫没有奶水，季羡林让儿子季承去买鲫鱼汤给它催奶。

那次，季承没有从命，还与父亲发生了争吵。

在他看来，父亲对猫如此关爱，令家人感到很不满意，“如果父亲能将对猫的关怀，用一点到家人身上，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恐怕会更深一点”。

这样的季羡林，在儿子季承眼里是冷漠的，父子二人多年有着隔阂，从陌生到怨恨，最终也因争吵而和解。

季羡林沉迷于自己的学术，在亲情上与家人存在着一层隔膜，这层隔膜使他的内心总是存在着孤高和寡的寂寞。

季羡林是一个细腻敏感的人，哪怕一件细微的事情，都会触动他的这根神经。

有次，他自己换床单，竟至暗自落泪，感叹无人关照，其实，女儿与妻子常常替他更换床单，换洗衣服。有时季羡林不让换，理由是换得太勤会把衣物洗坏。

对季羡林的这种“创伤性”的表现，子女们认为这可能是父亲对自己的家庭没有感情的结果，是可以体谅的。

季羡林与儿子季承

儿子季承曾表示，自己一直不认识大众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他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心是冷的，但是他却那么淡定从容。

在迟暮的岁月里，季羡林饱尝着自己爱情与婚姻观给他带来的苦头，感叹着自己成为了“孤家寡人”与“悲剧性的人物”。

不过在晚年，他有幸尝到了家庭的温暖，妻子彭德华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对丈夫关怀备至，从未有过任何埋怨，对子女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

彭德华

正是有这样一位贤妻，季羡林才免去了许多年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做学问。

他与妻子彭德华相敬如宾，季羡林称自己家庭生活的黄金时期，是夫人彭德华1962年从济南来到北京的那段日子。

每逢家人朋友团聚，烹饪都是由彭德华主厨，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季羡林吃得更为开心。

季羡林其实与妻子没有多少话好说，可是他每天从图书馆走回家来，总嫌路长，希望早一点儿到家。

岁月迟早会教人明白：生活，是比爱情重要的。然而，人在年少，当时只道是寻常。

可人终有一别，老伴彭德华生病了，住进了医院。

季羡林与妻子彭德华

季羡林盼望着她能很快回到家来，他再从图书馆走回家，希望自己永远走不到家，家里缺少一个虽然坐在床上不说话，却散发着光与热的人。

世事无情，88岁的彭德华在此后不久去世了。

那是1994年，84岁的季羡林悲痛万分，他没有前去吊唁，没有送鲜花，没有去告别。

季羡林与妻子彭德华

后来，他在《我的妻子》中写道:

“我活到了八十多，参透了人生真谛。人生无常，无法抗御。我在极端的快乐中，往往心头闪过一丝暗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们家这一出十分美满的戏，早晚会有煞戏的时候。

德华走了。

她也已活到超过米寿，她可以瞑目了。德华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注：米寿，取“米”字形态，意指“八十八”）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愈发相信命运，相信人的最终归途是孤独。

剩下的路，他要自己孤独地走了。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这是2006年，感动中国写给季羡林的颁奖词，他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一介布衣”的来处。

几十年来，季羡林粗衣淡食，生活简朴，不追求物质利益，却有一个富有的精神世界。

他的住处很旧很小，卧室的床，是50年代的破铁皮床，床垫里面是用稻草填充的，已经用了几十年，只要一动就吱吱作响。

季羡林的家

卫生间里用绳子绑着八块板子的凳子、被补了塑料胶条的旧绿色水桶，陪伴季羡林生活了几十年，它们还健在的原因只是“还能用”，这是他的人生理念。

他节电成癖，一家人坐在屋里聊天，季羡林就进去把电灯和电视关掉，让大家不知所措。

当家人谈到买房子的事情，他就说：“买房子能买到什么，四面墙、一层地板和一层天花板，哪一个是真正属于你的？”

他从来不打算买房子。

季羡林对吃食要求也不高，半个馒头，几粒花生米，一杯清茶，有时吃点稀饭，酱肉，每天如此。

如果家里炖鸡，他自己从不吃肉，只喝点汤，肉都留给家人吃。

80多岁高龄的季羡林，每天骑着那辆古老的自行车到北大图书馆检索资料，在季老先生家管理家务的小方，唯一的交通工具，也是这辆自行车。

有次，车坏了，小方推到了北大校外的修理铺，修车师傅掂量了很久这俩破自行车后说：“这车太破了，不值得修了，你还是换一辆吧！”

小方无奈，苦苦哀求修车师傅：“这车虽破还必须得用，我天天骑着它取报纸、买东西，请你帮忙修下吧。”

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它带来的是一种不平常的感动。

八十年代，季羡林已是北大副校长，有一年开学，有位北大新生让门口一个长相憨厚、像农民一样的老者帮忙看着行李，自己去报到。

那天北京很热，季羡林在原地守着新生的行李半小时，一直没有离去。

几天后，那位新生在开学典礼上，见到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大爷，原来是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季羡林从未觉得自己是优越于他人的，在他的内心，人和人没有分别。

对于外界给自己的各种头衔与褒奖，他说：

“桂冠一摘，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著作等身，但比他的作品更有趣的是他自己。

200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林青霞穿着在北京街头，花几十块钱买的绿衫，到北京301医院拜访季羡林，一同前去的朋友问季羡林，知不知道林青霞是谁。

季羡林笑着说：“全世界都知道。”

林青霞与季羡林

这一句话，把在场的所有人逗得笑个不停。

白岩松到他家中进行采访，季羡林平易近人，说了很多金句，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