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天空中残缺的烟花
据数据统计,每隔3秒全世界就会多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直以来,电影人总在思考如何从不同视角,讲述阿尔茨海默病的故事。于母亲节前夜,5月12日上映的日本电影《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再度表现该题材,讲述了缺失母爱的儿子如何通过目睹一半的烟火,从而理解母亲的故事。电影上映之后出现了口碑的两极分化,一部分观众认为故弄玄虚、节奏拖沓、牵强赴会、剪辑稀碎;另一部分观众却认为真诚细腻、后劲很大。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陆嘉宁表示:“这两派观点都有道理,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它是非常私人的,讲述了一种个案式的情感;第二个形容电影的词是错位,这个孩子曾经有一年的时间被母亲抛弃,母亲任性地投奔了一段新的恋情,孩子始终在和一个记忆中的母亲情人争夺爱,这样的模式下,他经常会对于患病的母亲做出一种冷酷的态度。电影把创伤放得特别大,阿尔茨海默病虽然贯穿始终,但成了治愈创伤的契机,跟我们对病症的认知很不一样。它的私人导致电影非常细腻,而错位又会让人觉得很多时候难以认同。”
影片会引发这样的争议,也与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有关。《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中充满了日本特色的物哀美学,在接触外界事物的时候,内心触景生情,自然流露出幽深玄静的情感。男主角在母亲追寻半个烟花的时候,一直非常抵触,认为这是她在思念过去的情人,当初也是为了这个情人,母亲抛弃了自己一年的时间。但直到他亲眼目睹,才发现原来母亲一直心心念念的,是和自己在老家中,透过对面高楼看到的半朵烟花。当阿尔茨海默病侵蚀母亲的大脑,却没有夺走母亲对自己的爱,她内心深处最珍贵的记忆,依然是陪伴儿子长大的快乐时光。
也正是亲眼目睹那半朵烟花,与母亲一同生活的记忆纷至沓来,那一刻天空中这转瞬即逝的美仿佛永恒。电影用极其细腻的手法,让观众与男主角一起去体会这一刻的物哀之美,烟花在半空中亮了又暗,无生命的物体与人浓烈的情感产生共鸣,点亮了母子心中斩不断的爱,也让观众读懂了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作为电影的主题,主创团队没有凸显阿尔茨海默病的苦难,而是让它变成了一把钥匙,引领着母子解开心结。
当今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受到各国电影创作者的关注,由此诞生了无数优秀的电影,而各国不同的教育、文化差异,也让这个主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诠释方式,折射出不同国家民众不同的人生。日本更倾向于将阿尔茨海默病拍摄成治愈向的影片,在创作中弱化了病症为患者为家人带来的痛苦,关注患者通过阿尔茨海默病如何改变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比如《明日的记忆》《漫长的告别》等作品,都设置了相关情节,原本并不受人喜欢的角色,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反而改变了性格,由此修复与家人、朋友的关系。可以说,这样的描绘肯定会让人感觉治愈,但对于这种病症却变得轻描淡写,缺乏了深刻性与思考。
不同的价值观,呈现了不同的视角,在欧美电影如《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依然爱丽丝》《爱在记忆消逝前》《恋恋笔记本》等中,则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在西方电影人看来,人是孤独的个体,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患者不但记忆丧失,其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混乱不堪,哪怕有着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也很难走进患者的内心世界。在许多西方影片的语境中,非常强调move on,不论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人都应该坚强地走下去,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失去了这一份继续走下去的坚强内心,他们既孤单,也不再确定自己是谁,所以他们的电影往往让患者充满了悲剧色彩,《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安东尼·霍普金斯甚至直接哭泣着想寻找多年前就已不在人世的母亲,让人为之动容。
中国的创作者们在儒家文化、伦理观念、现实主义美学的熏陶下,在创作相关题材时候更关注家庭成语之间的血缘羁绊,并由此引申出更宏大的历史观与社会观。《妈妈!》里错位到底,让原本应该被人照顾的母亲,去疗愈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女儿,无论年龄怎样改变,母爱依然能让母亲坚强;《脐带》中,儿子怕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走失,用一根绳子将自己与母亲相连,犹如脐带一般,带母亲追寻记忆中的家,回到了蒙古大草原,同时也是为自己寻根。这些优秀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亲情最大的价值观,也在这个主题上折射出更广更深的空间,用电影道出了属于中国电影人的思考。
患病本身是一场悲剧,但是电影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很多人、很多家庭,在这一场悲剧当中其实又收获了另外一份亲情,弥补了某一种程度上的遗憾。《天堂电影院》当中有句台词说,人生和电影不同,人生辛苦多了。希望电影、光影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力量,共同去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份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