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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这部国产片可真敢拍啊-全球微速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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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行动》(2022)中出现吴孟达的身影时,大多数影迷可能会有一阵恍惚和唏嘘,我们似乎通过光影中的这次遭逢,确证了一位故人的永远离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当《扫黑行动》以“吴孟达遗作”作为卖点之一时,固然令影迷感怀,但也容易折射影片的一重尴尬:影片显然是为了配合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而拍摄,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公映,而今事过境迁,同样的题材与时代主潮已无法进行无缝衔接,对观众的情感触动也多少会被弱化。

当然,题材的“过时”从来不会损折一部佳作的光芒,优秀的作品能在人性书写、情感表达、人生启示等方面,超越时空的限制,与任何时代的观众形成深情而隽永的对话关系。更何况,“扫黑除恶”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常态化工作,更是人民群众的永恒期待。

我们担忧的是,当《扫黑行动》“适时而作”,像是接手了一篇“命题作文”,这会使影片在人物刻画、情节设置、主题定位等方面,恪守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框架和尺度内腾挪,似乎注定会成为一部中规中矩的应景之作,甚至因表情严肃而令人望而却步。

令人惊喜的是, 《扫黑行动》在编剧上独具匠心,在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了积极的“人情化”努力,也在主题立意上寻求深度上的突破,从而以“戴着镣铐跳舞”的方式,完成了极具情绪感染力的艺术表达。

《扫黑行动》采用的是“戏剧式结构”,即由一个核心戏剧冲突贯穿始终,建构具有强对抗性和连贯性的情节主线。

影片关注以成锐为核心的警察队伍,如何英勇顽强地铲除湾海市组织套路贷和暴力催收的黑恶势力。

影片最大的看点,就是人物在抵达目标之前,会遇到哪些障碍,以及人物是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

成锐虽然是刑侦支队的副队长,但他在影片中的处境十分被动,面临的挑战无比艰巨。成锐不仅要直面黑社会性质团伙的冷酷和暴虐,还要与那些打着经营金融公司幌子的商人斗智斗勇,甚至要与警察系统内部的个别败类较量。

影片让观众看到了“黑恶”势力的不同面容。小喽啰在赵雪凝家门口泼油漆,砸门,甚至威胁要点汽油,是一种暴戾凶残,疯狂野蛮的形象,这是“恶”的原生态上演,也是“坏”的初级阶段。

那些指挥喽啰的“带头大哥”,外表或嚣张,或镇定,以各种推诿、撒泼、胡搅蛮缠的方式,与警察周旋,显得老奸巨滑,目空一切,这是“恶”的更高阶段,但“坏”的痕迹仍然是直接可见的。

至于安亦明、周彤、赵羡鱼、侯文武等人,都有光鲜的社会身份,如财大气粗的企业家、成功的经理人、声名显赫的大学教授等,他们看起来文质彬彬,儒雅沉稳,笑容可掬,但背后却有着令人胆寒的邪恶卑鄙,心狠手辣,这是“恶”以伪装的方式出场,甚至有优越的社会身份加持,有极大的欺骗性。

至于杜局长,位高权重,看起来缜密冷峻,但实则早已因贪婪而自甘堕落,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甚至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种“恶”对于社会秩序更具破坏性和杀伤力。

此外,影片还暗示,真正的“恶”是地方官员对于“发展经济”的狭隘理解,对于民众安全感、幸福感的无动于衷。

《扫黑行动》最为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以极为鲜活,同时又极富层次感的方式,向观众展现了“恶”的不同形态和不同层级,使观众对于“恶”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同时展现了成锐与这些“恶”作斗争的艰难与执着,顽强与无畏。

成锐可以干脆利落地通过暴力手段对付寻衅滋事的小喽啰,但在那些混迹江湖多年的“带头大哥”面前,则会有无处下手的无奈。在那些成功的企业家面前,成锐更是难以找到突破口,甚至受到各种掣肘;至于杜局长,成锐因上下级关系而一度只能对他客客气气,或者毕恭毕敬。

影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将成锐置身于非同寻常的困境与挑战中,如明确的时间限制,内部得不到有力配合与支持的孤独,黑恶势力的猖獗与狡诈,领导层在经济发展、城市声誉与社会治安、人民安心之间的犹豫不决,等等,这让观众得以看到人物因此而彰显的信心、智慧、勇气和毅力,进而高歌“人”的力量,礼赞“正义”的势不可挡。

影片在人物刻画方面容易遭遇的风险,就是对于主人公的概念化处理,即作为刑警的成锐,影片似乎只能机械地凸显他身上果敢、坚毅、敏锐、干练等特点。而且,作为纪律部队的一员,成锐好像只能被动地接受任务,并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这容易使人物沦为“工具人”,失去主体性和个性。

《扫黑行动》所做的一个重要尝试,就是并不回避正面人物的“私人动机”和“私人情感”,使人物更具人间烟火气和正常的人情味。

成锐的父亲死于黑恶势力之手,故成锐和黑恶势力有“私仇”。成锐亲眼看到赵雪凝被暴徒催讨债务时的无助和悲苦,看到达叔被高筑的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绝望,这更是激发了他心中锄强扶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正因为这些“个人感受”,成锐才会在抓捕侯文武、安亦明等人时显得有些莽撞,甚至过于急躁,也会在杜局长要求对赵雪凝案草草了结时心生疑惑和不甘。这又使人物刻画更为饱满和立体。

当然,成锐毕竟不是一位“侠客”,他是一名代表法律威严的警察,影片不可能让个人情绪支配他的行动,因而创作者让成锐收敛了他与黑恶势力的“杀父之仇”,而是放大他对赵雪凝和达叔的同情。这使成锐父亲那条线未能发挥推动情节、刻画人物的作用,显得有些多余,但是,从影片主题表达的野心来说,这种艺术冒险似乎又值得鼓励。

影片可以藉此强调,成锐的工作不是为了完成私人意义上的复仇,也不能满足于对弱势群体的悲悯与保护,而应立足于社会秩序的重建,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安定幸福,以及捍卫法律的权威。这就可以理解,成锐从未对旁人提及他父亲,只是在铲除了黑恶势力之后,独自去父亲墓前吊唁,他不是带着大仇得报的释然,而是怀着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没有辱没作为一名警察的荣誉的自豪。这样,影片既体现了成锐作为一名警察的光辉形象,又没有淹没他作为“人”的正常人性人情。

影片放弃了书写一出“爽剧”的痛快淋漓之感,而是在情节中深入地诠释了中国的治国理念。成锐等正义的力量,并没有满足于制服周胜华这些外表可见的“邪恶势力”,而是努力取缔那些制造恶、操纵恶、保护恶、滋生恶的人物和环境。这不仅透彻地解释了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义和目标,更直观地重申了中国政府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为奋斗目标的执政理念。

当然,影片过分追求人物的“社会价值”以及立意的高远时,多少忽略了一部情节剧的内在要求。与黑恶势力作斗争时,成锐这一方的力量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而是安冉的“反水”,成为“正义战胜邪恶”的关键一环。至于周彤与安亦明、周胜华、赵羡鱼之间混乱的情感纠缠,与主题的关系比较遥远,只能沦为情节主线中多余的枝蔓。

尤其是赵羡鱼,作为一个有声望的大学经济学教授,为何会主动投入安亦明的阵营,影片并没有进行相应的铺垫和解释,使人物动机显得突兀和费解。还有安冉的觉醒与“大义灭亲”,也多少有些表面和想当然,逻辑并不扎实。

此外,影片对一些次要人物的脸谱化处理,以及部分剧情因冲突强度不够而导致的拖沓与疲软,加上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细节,都使影片有一种浮皮潦草之感。但是,《扫黑行动》的创作诚意值得我们敬重,它在某些艺术处理上不乏新意,它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刻理解,亦有着令人警醒和深思的意义。

(龚金平,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辑:麦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