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西九

我到北京海运仓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组时，《报刊文摘》正好以《为啥大导演都“怕”姜文》为题，摘登了《电视月刊》上我写姜文的那篇文章。这样，姜文一见我，便伸手作欢迎状并称：“不远万里，来到北京。”见我只带了一本封面登有他尊容的《电视月刊》，便嗔怪道：“怎么才给一本呀！你们寄给我的那本让台湾制片商拿走了。人家管我要，我还得送朋友呢！”我只得说：这次要的人太多，实在抽不出……他便一副很理解的样子：“是啊，一出来都抢疯了，都挤死人啦！”我说好个你姜文，上次你说让你上封面，不怕刊物卖不出去吗？这次你又散布抢购《电视月刊》造成恶性事故的谣言，其用心何其毒耶！

正牛皮着，一颗大而圆的脑壳连同脑壳下部呈矩形方块的人体破门而入，屋子里的人立刻闻到了京都雪后初霁一股耀眼清寒的气息，是王朔！正是：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正想找他哩。

初识王朔，是93年夏在新华社大楼顶层餐厅的过道里，他也是来参加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新闻发布会的。让他在有我写的访问《北》剧导演郑晓龙的文章上为我儿子题两句辞。王朔说，签个名行，写话不好。我谨慎地避开“崇拜者”这个词，只说儿子“很喜欢你的书”。王朔还是说，我的书给学生看不好。真有自知之明，如果我儿子的班主任听到这句话，也会这么说的。

王朔当然不知道，我儿子在初中时有次上自习课竟不听老师讲课，鬼迷心窍地看那本《玩的就是心跳》。老师也是出其不意，夺书而当堂撕之。事后，老师在训斥我这个不称职的家长时说：“玩的就是心跳？瞧这书名，就不该让他看！”那会儿无地自容的我也只剩下点头哈腰的份了。其实她和我都没看过这本书。倘若有人告诉这位好心的班主任：“王朔是一个痞子，他的书是误人子弟的”，“我说呢”，老师会三年早知道地回答。

第二次再遇王朔是两个月后在北京的台湾饭店，电视连续剧《海马歌舞厅》试映会间隙，他递给我的名片，一看，打头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号码……”头衔么，也不再是“手工艺人”，他倒正经了，换成了“好梦影视策划服务公司 艺术总监”。这次都忙，之后打电话找他，又杳如黄鹤不知所之。

姜文见我们认识，叮嘱我再给他寄10本《电视月刊》后，说是要理个发，带上门出去了。

面对我身旁已被称为“大腕”且腰缠万贯的王朔，要通过采访，至少对以下两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他是一个“痞子文学”的炮制者，还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创作道路，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的必由之路？

王朔真诚地说：“我原来为生活所迫写些东西，或为提高生活质量，或为满足虚荣心，或因约稿而为人情所累，所以有些作品质量不高。那是混，要从各方面作妥协。现在我能做到不为钱写作，也不为别人写作了。”

1978年，王朔把为了准备参加高考写的作文《等待》抄在信纸上，寄给《解放军文艺》，“呱叽，就给发了。”在这之前他只接触过很少的文学作品，比如上中学时看过几本没头没尾的《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黄色”名著。当时他刚从海军一个舰艇上下来，在仓库当卫生员。以后转业到北京一个医药公司当每月30多元的推销员，又写过一个部队题材的短篇。虽然还是登在《解放军文艺》上，但同事看了却认为这不是他写的，大概那位仁兄认为小说哪是王朔这号人玩得转的呢。

以后王朔辞职了，一段时间里又写了10个短篇，都被退回。辞职经商，又未成功，好在经商的经历给他留下一个经验，使他养成种商人的眼光，知道什么好卖。结果王朔写了《空中小姐》。空姐这个职业在读者在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而且写女孩子的东西是很讨巧的，《当代》就给发表了，反响还不错，后来还拍成了电视剧。

85年王朔与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夫人沈旭佳以两人的恋爱生活合写了中篇小说《浮出海面》，又在《当代》上发表了，但王朔这时仍是穷小子一个，在东方歌舞团当舞蹈演员的沈小姐也是跳一场舞才挣五块钱。有次沈小姐洗澡，皮衣、手表让人错“拿”了，两人上街看时间，就只好边走边歪头看行人甩摆的手腕。王朔回忆说那真是一天只吃一顿饭，每天猫在家里写稿子，希望全寄托在这儿上了。只是到了1986 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发表后，日子才好过些，手头渐渐宽裕，说话声气也粗了些。看来王朔也有韩信流落街头和秦琼卖马的同感，对市井生活自然深得其中三昧。

怪不得他告诉我：“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特别好玩。”瞧，又是一个“玩”字。我问为什么，他说：“对城市有感情呀！粗鲁的人，我觉着特亲切，我觉着我是他们中一分子。拍电视，在一个城区要联系这联系那，环境和人都熟了，可以当个片长了，这样一个区一个区地过来，今天见着的生人，没准明天是熟人了。”“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也算王朔作品人民性的源头是吧？

《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正拍着的电影是根据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来的。这次他来剧组玩，我正要问他呢。我说《动物凶猛》这题目真是耸人听闻，姜文改得阳光灿烂，你起那么吓人的名字不知何意？王朔说小说中的十七、八岁孩子，北京话说叫“生瓜蛋子”，性情大开大合，爱憎分明。他们更能表现出人性的本能的或说动物性的东西，他们还未被社会异化，要慎重地对待他们。小说中写到动物园猛兽栏前不是有块牌子么：“动物凶猛，请勿靠近”。我是从概念出发来起这个题目的，而姜文改编时是从感觉出发，在孩子们眼中，再黑暗的日子也是大晴天。

王朔是个当代有争议的人物。我问他知不知道上海有一拨年轻的叫学子也好叫学者也好很不客气地抨击了你，王朔立刻现出不屑的样子：“我在《上海文学》上看过他们的文章，不知是哪儿蹦出的一支洋枪队，说话跟外星人似的。他们说王朔毁坏了中国几千年的道德，他们要唤回人文精神这是愉换概念。比方说王朔指着自己“我说我是流氓，是指我俩可以很随便，可以开玩笑，根据这帮先生可好，硬从字典里找出‘‘流氓’二字按定义来套你，批你。我觉得他们特像清末的秀才，好不容易及第，可科举废了，没官当了，心里挺那个的。我说得也太刻薄了。”他竟一脸无耻地笑，“这还是客气的呢！”还有什么？这时他压低喉咙：“他们那些评论，等于太监教正常人怎么做爱。”谁说的？“姜文！”两个都不是好鸟！我心里笑着骂道。

这些近乎谩骂的语言若说是王朔对称他为“丑陋的北京人”、“流氓无产者”、“痞子”的论敌的发泄，也说得通，但他一开始写小说就用最粗鄙的语言挖苦、侮辱自命为社会良心、人类希望所在的知识及其知识分子，这又为哪般？王朔这次还在说：“金字塔等世界奇迹，还有那些典籍图书，与他们有什么关系？那是人家创造的。他们以为占有了，就装出对历史的逻辑和未来有清醒，以历史来否定现实，他们唯一不敢正视的就是现实，别他妈的去冒充什么‘光明的使者’了吧！”当然现在谁也没有说王朔是当代的鲁迅，至少我认为鲁迅的用语还是要干净点，但鲁迅不是辛辣地嘲笑过孔乙己、无情地鞭挞过鲁四老爷么？在这点上王朔倒是与先生一脉相承，这大概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世代相传有关。

西方知识分子倾向于献身社会，从中寻找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而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却宁肯面对“阴森的墓地”般的人生，饱受失望、忧伤的折磨，怨而不怒，却又喋喋不休。在皇权和官势面前，少有不奴颜和媚骨者，其中也少不了学富五车的“名人”和风流才子。对此，谁的账也不买的王朔却以调侃的笔锋挑去他们脸上尊贵的面纱，还他一个真实的空虚猥琐的灵魂，这就不仅仅使“高贵者”不乐，也使“卑贱者”有点不太习惯。这就怪不得有的观众认为姜文演王起明有一点不尽人意，怎么音乐家到美国后就那样了？像个痞子！

其实姜文这位大演员是不可能在塑造人物上犯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的。他对我说过，他就是要演一个很痞的音乐家。他说他见过《北京人在纽约》原作者曹桂林，这个人就很痞。艺术家不是人们在舞台上常看到的那样，风度翩翩，举止高雅，他们也是人。还捎带了一句，你们说王朔他像个作家吗？王朔听我说到这里，立刻像受了委曲似的为自己正名：“我觉得我太像作家了！”他说中国人看人，只注意职业和等级，而忽视人的本身。一个干什么的首先是人，然后才有职业特点。工人就一定要粗犷？农民脸上就一定要有皱纹？其实舞台上拉琴的，演电影的，就是一耍手艺的，匠人嘛！

我说王朔，你很年轻，但对当代生活看得很透特别对话写得可以说是“拍案叫绝”。王朔一听，又拍案惊奇了：“怎么老有人向我提这个问题？我都35岁了。20岁的人就该明白了，35岁还值得夸？活在当代不懂当代的事……”他觉得没有必要说下文了。不过他还是说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最强音，有责任感的作家就应该写当代。”那苏童老写历史？“但他把当代人的情感倾注在历史中，有新鲜感受呀。”

对贾平凹的《废都》怎么看？“贾平凹过于陶醉自己驾驭古典文学的能力了，半文半白的句子限定死了，看不到新鲜的感受 ，写的人是小镇上的人似的，与当代城市生活不同步。人们失望是因为期望值高了，但至少是中上水平的东西，至少贾平凹有勇气描写当代生活。现在一些老作家写不出东西来了，怨天尤人，那是他们抱残守缺，认为只有自己的价值是最高的，超过这就不是正宗的。

越听王朔说，越觉得他简直就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里的巴扎洛夫医生，一个虚无主义者，不过王朔的解剖刀是从中国文化开始下刀的：“中国文明有什么灿烂的？音乐留下了什么？”我说有琵琶古典《十面埋伏》。“那也是小曲。舞蹈也没有。有也是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帮着整理的。《霓裳羽衣舞》那是后来编的。建筑也是后人修复重建的，历史上的建筑都毁于兵灾和天火了，剩下的只有几座石塔。”

大概还觉得不过瘾，暗箭又朝大师们放了过去：“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了一次画展，有齐白石、张大千、潘玉良还有傅心……”他停下来，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了个“畲”字，我也不会读，便作罢，继续说道：“他们名声如雷贯耳，我去看了，我觉得太一般了，太可笑了。你从任何角度看，张大千的画都是涂鸦之作。他们初期、中期的画不成熟一眼就看出了来了。但精品也有一两件，不然怎么叫大师呢！可见神话世代相传，一辈蒙一辈。”他踌躇满志地在班门弄斧后，又跑到中外文学的历史长河边感慨起来：

“名著是对中学生而言的。俄国作家的作品十几岁时看激动，现在看一般。 托尔斯泰的作品看不下去。”是不是大段大段的议论，我指的是《战争与和平》。“写景也太……”王朔又遇着一个生字，见他是个实在人，我按他说的笔划写了出有来，是‘冗’字。是太冗长了，描写一个景500字，文字都变成‘渣’了，没有提纯的感觉。现在苏童的作品与三十年代茅盾、巴金的相比，文字比过去透明多了。果戈理的作品也看不下去，俄国普宁、叶赛宁的诗写得好，屠格涅夫的随笔也不错，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文字没才气。李白、杜甫称为诗仙、诗圣，可“床前明月光”那首，跟民谣有什么不同，有的民谣还写得好些，只因为他们是名人，就流传下来了，就是千古绝唱。”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王朔指点江山完了，就一头栽进了今天电子时代的浪潮里，在这儿他似乎如鱼得水，闹得挺欢的：“我是社会进化论者，我断言200年内不用文字表达东西了，戏曲、诗歌、小说都会消亡，写字将由画面和声音代替，写也离不开电脑。那时不再只有经典著作，而且有经典电影，经典电视，看书就是看这些。摇滚歌星的歌也能变成经典音乐。这种征兆早就有了。‘呼吸’‘唐朝’‘眼镜蛇’这些电声乐队为什么能使当代人如醉如狂？贝多芬活到今天一定会使用电声乐器，现在人们使用遥感器都不带问个为什么，用就是了。”我说电视看多了使人思想怠惰，思考能力下降，他说那是节目本身的问题。电视使人普遍聪明起来了，过去有多少大傻B啊！

“我认为没有什么严肃音乐和通俗音乐，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分，只有好的和不好的之分。一首好歌流行开来，比写几千万字的文章放在角落里没有人看强多了。中国人就有一种文字崇拜心理，他们崇拜的不是人的思想，人的全部的光辉的东西。说文章流芳百世，那是一万年呀，屈原到现在才两千年嘛！谁也没流芳百世。过去北京的小吃像茶汤、豆汁、驴打滚现在我吃起来觉得太甜，我吃的大菜多了，口味变得清淡起来，不好吃了，中国人就是被追求永恒的东西给害了，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人的性格、籍贯，国家的版图，人种，包括人的性别，都可以改变。一个作家就是对新的东西保持敏感，才能写出东西 ”

我说张艺谋、贾平凹、王朔同为众矢之的，你是玩世现实主义，游戏人生，张艺谋是用中国人的丑陋去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拿国际大奖。王朔又是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拍的落后？张艺谋他们拍出了中国人性格中的坚毅，拍的都是有品格的人。《红高梁》《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影片中没有背叛者、卑躬屈膝的奴才相、癞皮狗。鲁迅一辈子都在打击中国人的这种劣根性，这种人现在还多得很呢。再说还写的是小地主呀，不是最落后的呀！”

电话铃这一次是坚决地响起来了，再次催我们吃饭。剧组的制片主任二勇把我们用车送到附近的一家新疆饭馆。听说准备了四份羊肉抓饭，“用手抓？”没见过这场面的我失口露出了犹豫，王朔笑吟吟地递给我一双筷子，说有这就不用手抓了，一旁的女老板说在当地还是要用手抓。趁着松弛一下我问他钱有几多？王朔说收到的版税就有二十万册，通晓出版业的朋友自会算出他富有的程度。他又回答了诸如女儿5岁了，父亲原是国防大学的，早休了（故意省掉了“离”字），母亲是大夫等问题。他眼下正干着的是他的好梦影视策划服务公司，正在弄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好梦献给你》，当然是与另外两个单位合作的。

在这次同王朔交谈的前两个月，我参加谢晋在中影公司举办的电影《老人与狗》的首映式。仅管这部电影是由著名作家张贤亮编剧，由著名演员谢添、斯琴高娃主演，仅管大导演谢晋在会上心力交瘁地呼吁全社会来关注电影的危机，但会场上反映冷淡，事后证明这部高品位的花钱不少的电影也确实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影片没能给人们提供新的东西。因为今日芸芸众生已非昨天那般，不可使知之却可使由之，他们没有忘记历史，表情沉默，内心冷峻。

作者简介

李西九，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许家坊乡杨家坪村人，土家族。在武钢三中、武昌水果湖中学读过书，在湖北省钟祥市东桥镇团山村当过五年半中国农民。后招工到武钢在子弟中学教书，在中小学教育处参与教育志编写。招聘到湖北电视台《电视月刊》后，做编辑、记者，后评聘为主任记者，并任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和湖北电视台纪检委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创作的八集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在武汉的故事》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湖北卫视、江西卫视等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