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往事：《天云山传奇》的风雨“传奇”

谢晋与鲁彦周

根据鲁彦周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谢晋执导的电影《天云山传奇》，是我国第一部触及“反右斗争扩大化”题材的影片。它诞生于粉碎“四人帮”不久，社会上思想解放运动刚刚起步。《天云山传奇》正是这一“反思”热潮的产物。它一出现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同评价激烈交锋，甚至险遭“枪毙”噩运。

鲁彦周冒险写“反右”

小说《天云山传奇》的酝酿始于1978年底至1979年春，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蓬勃开展，冲破“两个凡是”僵化教条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其时正在北京参与电影剧本《柳暗花明》最后修改定稿工作的鲁彦周，亲身感受到社会处于巨大转折之际所特有的激荡热烈气氛。

这一切使鲁彦周敏锐地意识到，正在走向深入的拨乱反正给社会变革带来了希望，国家形势和个人命运都处在历史的交汇点上，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应该鼓起勇气，用自己的笔为转折年代留下点什么。这样，一个虽粗浅却很强烈的意念由此产生：通过文艺作品歌颂三中全会精神，批判一些阻扰三中全会精神贯彻的人；同时写一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通过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爱情，告诉人们过去的某些错误再也不能让它发生了。他很快作出决定：写一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而且就从“反右”开始写。

后来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他坦言：“我认为历史走到这一步，必须进行总结了，历史进步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我觉得我可以把过去所思考的东西写出来了，可以冒这个险了。”

之所以要从“反右派”开始写，是因为鲁彦周深刻感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政治生活是极不正常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影响了多少人的命运。他就曾亲眼看到一些有才华的对党无比忠诚的同志，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看到幸福的恋人们流着眼泪在强大的压力下分手，当然也看到一些人依靠一次又一次运动飞黄腾达。后来写入《天云山传奇》的，就是鲁彦周所熟悉的人和事。

所谓“冒险”，是因为《天云山传奇》是最早触及1957年“反右派”运动扩大化这一问题的小说。在写作这篇小说之时，全国范围为错划“右派”平反尚未正式开展，然而对于历史的深刻反思、在基层生活的丰富见闻、为促进社会进步承担职责的应有良知，驱使鲁彦周于1979年初动笔，仅仅20多天就完成了小说初稿。

作品出来后，好心人告诫他：“你这种构思以及你所要表现的人物涉及到‘反右’斗争，这既不是‘四人帮’也不是林彪死党的问题，现在连短篇小说都还没有接触到这类问题，你冒这个风险有什么必要？”对于这种告诫，他曾坦言：“我思想上也不是没有触动，但我是党培养多年的作家，知道什么是对党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我相信我可以掌握，何况我写的是人，并不是对运动的政治总结。”他认为，作品里所写的是自己眼前活跃着的人物的命运，是历史的产物，他们的命运不是个人的，因此表现他们就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苦与欢乐，从他们身上正可以发掘一个作家应该发掘的生活的真理，为什么不可以表现呢？

因而当安徽筹办大型文学期刊《清明》杂志，陈登科和鲁彦周等相约每人拿出一篇自己认为比较好的稿子时，他毅然将《天云山传奇》出手，公开发表在1979年初出版的《清明》创刊号上。

谢晋顶着“压力”拍片

小说《天云山传奇》尚未公开发表，就被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石方禹看中，并且敦促鲁彦周尽快改编成电影剧本。厂长徐桑楚非常支持这件事情，特地派了一位老编辑专程到合肥具体洽商。

剧本初步通过后，先以《风雨杜鹃红》为名发表于上海的《电影新作》1979年第5期，正式拍摄时又恢复原名。上影厂曾征求鲁彦周意见由谁来导演，他毫不犹豫地首推谢晋。他的提议与上影厂领导的考虑不谋而合。

接到剧本后第二天，谢晋就有回音了，他以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说，整整一个通宵，自己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看完剧本的，感触非常大，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部片子拍好。徐桑楚非常高兴，也非常理解，他后来曾说：“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搞这一类题材在当时确实有一定风险的。但是，我们也相信，能让自己感动的东西，也一定会得到观众的认同。所以，尽管有风险，但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把它拍出来。”

果然不出所料，拍摄过程中确实波折不断。摄制组刚一成立，就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这样一个涉及“反右”的“尖端”题材，电影创作从未触及过，会不会在政治上太敏感？会不会因此而在政治上惹“麻烦”、出“问题”？亲朋好友们也劝谢晋不拍这个戏为妙。

所幸上影厂等有关领导始终态度明朗，厂长徐桑楚一开始就拍胸脯表示，政治上出问题，他作为上影厂一把手可以负全权责任。后来，他又几次三番赶到外景地“探班”，不断给摄制组鼓劲打气。特别是影片筹拍关键之际，正值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新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的陈荒煤，听说谢晋要拍这个片子，很高兴地表示这篇小说很好，鼓励谢晋要好好地搞，好好地选演员，好好地在风格样式上闯一闯。

从左至右：古华、谢晋与陈荒煤

面对《天云山传奇》拍摄出现的这些情况，谢晋专门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邓小平讲话及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又找了一些有关同志座谈，对“反右”斗争作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首先从思想上确立回顾、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对照作品实际深入进行剖析，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它既不是运动过程的记录，更不是运动评价的图解，着重表现的只是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的人，他们的命运、遭遇、道德、情操，影片中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它的历史反思的意旨，是通过人物心态的生动揭示、人物命运的具体描写，以及从人物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轨迹中透露出来的。

他还代表导演组满怀激情地寄语：“文艺的作用千万不要简单化地、庸俗化地去理解……这部影片将来肯定会触动一些思想僵化的人，也可能会挨骂；但我们认为把剧中三个正面人物塑造好了，写出了他们很高的思想境界，使人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热爱人民，追求新的生活，就能起到影响人们灵魂的作用。”

正是在谢晋始终如一、信心百倍地带领下，充分调动起所有摄制人员的艺术创造力，在与形形色色的压力与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坚韧、执着的抗争、拼搏之中，圆满完成了《天云山传奇》的拍摄。

孙冶方挺身“管闲事”鸣不平

影片拍出后的首次亮相，是在1981年初由《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发起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放映时虽然有人认为影片“美化右派，丑化党的领导”，但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表示支持，认为是一部佳作。

孙冶方(1908－1983年)

谢晋所追求与期待的“用具体的艺术形象，表达人民的愿望，喊出人民的心声”，为影片公映后出现的热烈反响所验证，仅其本人就收到几万封热情洋溢的观众来信，甚至还有血书。鲁彦周也收到好几麻袋的信件，甚至还有人背个破包等在他家门口，想让他帮助申冤。这对身为《天云山传奇》原创和编剧的鲁彦周来讲，当然是最大的安慰和鼓舞，但也预感到会有不同的声音和态度。

在电影界最新设立、最具权威的由专家评奖的首届“金鸡奖”评选中，《天云山传奇》以一票领先《巴山夜雨》，最后评委一致通过两片并列“故事片大奖”，《天云山传奇》排名在前。但上报后领导却作出决定，将《巴山夜雨》调到首位并毋庸讨论。因此，《天云山传奇》也由刚公映时的“一片叫好”，转为褒贬不一，甚至批评意见“一边倒”。对此，《文艺报》很快作了公开报道，详加综述了肯定或基本上肯定、否定或基本上否定、艺术上肯定但政治上否定三种意见，随之又于1982年第4期至第8期专门设立栏目，开展了长达四个月的集中讨论，把有关该片的不同意见争论推向全国范围。

在社会产生影响最大的，是《文艺报》集中讨论中首篇刊出的署名袁康、晓文的文章《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评〈天云山传奇〉》，此文从根本上否定了影片《天云山传奇》。文章认为，影片“歪曲了反右派斗争的真相，丑化了党的领导，在青年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是一部思想倾向和社会效果都不好的作品”。同时还指责“《天云山传奇》只是通过主人公罗群的不幸遭遇着意渲染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一面，根本不去反映‘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一面，因而在不了解这段历史的青年观众中造成了反右派斗争完全搞错了的印象”。文章还强调，影片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

此后，《文艺报》关于影片《天云山传奇》开展的讨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与参与，很快就收到来稿l80多件。针对一部具体作品进行讨论引起如此热烈回应，这是该刊自1949年5月创刊以来所罕见的。

绝大多数来稿都不同意袁康、晓文的文章对影片所作的政治评价，其中就有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病榻上用了8天时间写成的《也评〈天云山传奇〉》，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讨论态度，对袁、晓一文进行了逐一反驳。

孙冶方在文中旗帜鲜明地表示：“这么一部宣传落实党的政策的好电影，怎么说是玷污了党的形象呢”，它“是以为罗群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这个主题展开的。为此电影倒叙了罗群被打成右派的前前后后一段故事。从反右派运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间经过‘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么几次大运动。如果说，吴遥这形象在反右派运动时不够典型，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太够典型的了。”

“袁康、晓文二同志认为《天云山传奇》的某些艺术表现手法的成功加深了不良的社会效果。我却认为相反，是加深了《天云山传奇》的良好政治效果。因为它的成功的表现手法，使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会牢牢记住：今后我们再不能重犯‘把同志当敌人’的错误了!”

孙冶方指出：“为什么我们和袁康、晓文同志以及同他们二位抱有类似观点的同志，对同一部电影会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呢？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自信心问题；二是对号入座问题。”他在文中大声疾呼：“给《天云山传奇》戴上‘毁坏党的形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大帽子是不公平的。我们要切记‘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历次运动教训，乱飞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不能再来了。”

孙冶方的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在社会上传扬一时，文艺界反响更大，电影界前辈夏衍拍案叫好之余专门致函孙冶方：“我认为这是评《天云山传奇》的最公正、最有说服力的佳作。”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上影厂厂长徐桑楚后来回顾说：“有些人，感情上很喜欢这部作品，但看到那些批评文章就不敢说话了；还有些人，本来观点并不明确，但看了孙老的文章，认为它有说服力，便也写文章支持和响应。所以孙老的文章，在舆论上形成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虽然争论仍在继续，但赞成影片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却越来越小。”

电影《天云山传奇》在当时所引起的强烈反响，虽然已经过去近30年了，但是，它却是对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解放运动的真实记录，值得回味。（《百年潮》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