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家庭也有婆媳大战吗?
最近福原爱因“出轨”暴露出来的家庭纠纷,同时上了中日两国的新闻热搜。日媒和台湾媒体都有报道说:爱酱结婚后,是与婆婆、以及男方的姐姐等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仅被男方使用粗俗语言训斥,还被婆婆戏称为“金鸡母”。称赞婆婆厨艺好,也被婆婆奚落为“日本人特有的奉承话”——这些生活中的点滴,据说都令福原爱很受伤。无论爱酱多么乖巧懂事顾全大局,恐怕也无法总是隐忍自己一辈子。
关于福原爱的家庭纠纷,媒体报道很多,这儿不多赘述。有朋友认为这很可能是中日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但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无关国籍,新婚的年轻夫妇,婚后若是与长辈同住,基本都会因为生活习惯、思维差异而产生各种不可避免的日常矛盾。所以每个国家都会有针对家庭纠纷的电视综艺节目,而且收视率都不错。
例如 日本TBS电视台就曾有过一档专门介绍婆媳关系的综艺节目,叫“家庭炎上バラエティー お嫁ちゃんお姑ちゃん”,谈论同一屋檐下的婆媳之战。日本女人虽然在社会上缺乏女权,但在家庭里的母权却是至高无上,婆婆是家中的头号人物,家中事务婆婆说了算,男人很少插嘴。遇到一个厉害的婆婆,要么忍耐,要么就只能想办法分开住。所以, 日本家庭的婆媳之战,基本上都是东瀛版的“孔雀东南飞”,大部分以媳妇控诉婆婆如何刁蛮任性如何欺负自己为主。虽然大部分的控诉,在外人来看都是些日常琐事,但发生在婆婆与媳妇之间,就成为无法和解的人生大事。
我在日本耳闻的第一件婆媳之战,发生在中国媳妇和日本婆婆之间。中国媳妇是来自国内一所名校的高材生,在工作中认识了在中国公干的日企职员丈夫,两人一见钟情,不久之后女方便辞去工作,跟随丈夫一起回到名古屋的老家生活,和婆婆居住在一起。
名古屋夜景(图|维基百科)
日本婆婆是一位极其传统严谨的日本女性,头发一丝不乱,生活一丝不苟。对于中国媳妇的要求也因此极其严格。例如要求媳妇必须按时起床给丈夫做早餐;丈夫没有回家,再晚也必须饿着肚子等待,绝不允许先吃;丈夫用餐时要随时察言观色,懂得及时加汤添饭,饭后要迅速为丈夫放好洗澡水,让丈夫第一个先洗……这些所有的规矩都令在国内时平时随意惯了的中国媳妇倍感窒息,所以有段时间,我们几个互相认识的中国人每次聚会时,都会听到这位中国媳妇漫长的吐槽,并发誓要赶紧找到工作,经济独立后搬出来,不用再每天由着婆婆指手画脚。
我不知道那位中国媳妇后来是否如愿实现了经济独立搬离了婆婆家,因为后来我们没有再继续联系。而且,后来我又认识了敬子。 听敬子吐槽她和婆婆之间的种种过节,更令我确信婆媳是天生的冤家,且不分国籍。
敬子是我刚到日本时,结识的第一个日本朋友。我们几乎是在同一天到达名古屋的:我从中国上海飞过来,敬子则从大阪开车过来。敬子有一台酒红色宝马,那是她的宝贝,也是她的嫁妆——敬子开着她的酒红色宝马,从大阪来到名古屋,嫁给了一个叫“鱼住”的名古屋男人。
日本人结婚,除了上门女婿会改姓太太家的姓氏外,女方出嫁,都是要改为男方家的姓氏的。这样才能表示是一家人。所以, 在我第一次见到敬子时,她就已经是“鱼住敬子”了。因此我至今都不知道敬子的娘家姓氏是什么。
敬子很快就跟我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都被视为“老外”:在日本人眼里我是个“外国人”,而在名古屋人眼里,大阪出身的敬子则是个“外地人”。我们都从熟悉的家乡来到了陌生的他乡,都茫然四顾,都没有朋友,所以很自然地互相抱团取暖。
一个中国湖南人跟一个日本大阪人,在名古屋相遇并抱团取暖,这是一件有点奇妙的事,但事实便是如此。而且,就性格而言,大阪人敬子甚至比我更“中国”一点:我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教养的中国人,跟外人说话时,通常会努力摆出聆听的姿态,并不时配合以微笑、点头、摇头、惊讶等一类肢体表情,来表示自己的附和或理解。但敬子不像我这么装。敬子是典型的大阪人,性格爽朗直率,热爱滔滔不绝地说话,那是她的天性。
所以我才认识了敬子一天,就知道了她三又二分之一的家底:敬子的娘家和夫家,两家人都是天理教的教徒,所以他们是在天理教的相亲聚会上认识的。敬子的公公是名古屋地区天理教分会的会长,一家人居住在一个带有日式庭园的大豪宅里。
天理教是起源于江户时代末期的一个新宗教组织,创始人是位名叫中山美枝的农妇。其教义源自日本的神道系统,信奉父母神“天理王命”,认为父母神创造了世界和人类,人的身体是向父母神借来的,因此必须按神的意愿支配。天理教在日本拥有几百万人以上的信徒,在台湾也拥有几万信徒。因为信徒们的努力,创始人中山美枝在奈良的出生地,现在也被命名为“天理市”,是日本唯一用宗教团体名称命名的一个城市。
天理市的天理教建筑(图|维基百科)
话题有些扯远了。重新说回到敬子。敬子最开始跟我聊天的时候,很多次提到丈夫家的大房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我来他家的头一天,就被他家的大房子吓了一跳。”
“我来他家的头一天,就被他家的大房子吓了一跳。”
敬子每次这样跟我说话时,都会特意摸一摸胸口,似乎一直都在为丈夫家的豪宅之大而备受惊吓。虽然是通过相亲结的婚,但敬子对她的这桩婚事很满意。因为她的酒红色宝马停泊在丈夫家的豪宅大院里,可谓相得益彰,十分匹配。
“唉!可比我大阪的娘家气派多了!”
“唉!可比我大阪的娘家气派多了!”
敬子跟我说,满意得直叹气。
敬子虽然开一辆酒红色宝马,但娘家只是中产的小康人家。敬子的娘家在大阪著名的住吉大社附近,母亲是一位和裁 (和服裁缝),在商店街经营一家小小的和服店。现代日本人很少穿和服了,所以和服店的生意当然不会太好。而且敬子家兄弟姐妹多——敬子的母亲生了五个孩子,敬子排行老三。
敬子告诉我她在大阪的娘家有五层楼。
“不过,”敬子说,“你可别以为五层楼就很宽敞,才不呢,拥挤得很。因为土地面积太小了,所以才不得不往空中拼命加层,尽量增加一些居住空间。大阪的老区,这类土地窄小的住宅可是很多的。”
“不过,”敬子说,“你可别以为五层楼就很宽敞,才不呢,拥挤得很。因为土地面积太小了,所以才不得不往空中拼命加层,尽量增加一些居住空间。大阪的老区,这类土地窄小的住宅可是很多的。”
我后来搬家到大阪之后,特意去大阪的老城区逛了逛,发现果然如敬子所言,一小块一小块的私人土地非常多,而且极不规则。而日本又是一个尊重私有财产的国家,所以政府也无法对个人土地进行统一规范。这种无法规范的凌乱感,成为大阪的一种特色。
日本街景
敬子对夫家的一切都很满意,包括对丈夫沉默的性格也予以高度赞美——原因前面说过了:敬子非常爱说话,而沉默的丈夫正好扮演聆听的角色。总之,一切近乎完美。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婆婆。
敬子的婆婆叫喜美子,是一位花道老师。喜美子身材瘦小,好像是生过一场病,所以右腿有些跛。喜美子将家里的一幢老式日本房子改造成花道兼茶道的学习教室,这个教室离敬子居住的大豪宅隔着一个公园,并且就在我居住的公寓楼对面,因此我和敬子理所当然就都成为喜美子花道兼茶道教室的学生。
喜美子是名古屋本地人。说到名古屋,这儿必须着重介绍一点:名古屋除了丰田汽车出名,名古屋女性也是非常出名的。日本人在谈到名古屋女孩时,会使用“名古屋嬢” (名古屋令媛)这一说法。 “名古屋嬢”与“名古屋城”,在日文中都发音为“なごやじょう”,是全日本闻名的两样宝物。“名古屋城”传说是当年织田信长的诞生地,日本百选名城之一;而“名古屋嬢”则是指出生成长于名古屋富裕家庭的女孩,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追求时尚与奢华品牌,且接受过良好的上流教养。永远矜持、永远克制、永远彬彬有礼——这就是“名古屋嬢”给人的印象。
敬子的婆婆便是这样一位从典型的“名古屋嬢”慢慢长大变老的名古屋婆婆,总是严谨地佩戴着一副带链条的金丝眼镜,着装一丝不苟,说话彬彬有礼,任何时候都坚持使用敬语。这跟开口就是满口大阪方言的大阪媳妇敬子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所以,敬子对于夫家大豪宅的喜悦,在婚后一年半左右的时候,便开始像潮水一般缓缓退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婆媳关系之烦恼。后来敬子再找我聊天时,如果说半小时话,那么其中二十分钟的时间,都是用来说她婆婆的恶口 (坏话),余下十分钟则用来叹气。当然,敬子受到了婆婆怎样的打压,其实敬子本人也并说不清楚具体的事由。她就是感觉到只要跟婆婆相处,就会心情恶劣,不敢自由说话,人为变得痴呆木讷。对于性情不和的两个人来说,呆在同一个空间里呼吸,都是一件令人窒息的事。两情相恶,并不需要什么具体事由与逻辑。
日本街景
敬子的这种婆媳关系烦恼,后来甚至上升到生与死的高度。因为敬子对我说:
“再过几年说不定我也会死,他家可是有死老婆的传统。”
“再过几年说不定我也会死,他家可是有死老婆的传统。”
喜美子是敬子公公的第三任妻子。敬子的丈夫是第一任头妻所生,生下孩子不久,头妻就原因不明地因病去世了。因为孩子太小,敬子公公很快就续弦娶了二妻,二妻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后,几年后也患上了某种莫名其妙的病,又去世了。现在的三妻喜美子虽然无缘无故地跛了一条腿,但却命硬不死。
敬子在得知了她公公的几段婚姻史之后,产生了极为不祥的预感。她觉得她公公的命太硬,克死了前两任妻子。而第三任妻子喜美子的命也很硬,克不死,所以只跛了一条腿。敬子因此推论命硬的婆婆一定会克死她。
“他们都命硬得很,所以,将来先死的人,一定是我。”敬子说。
“他们都命硬得很,所以,将来先死的人,一定是我。”敬子说。
每次敬子对我这么说的时候,我都不以为然。我不相信这些东西。因此,在我从名古屋搬到大阪之后的第二年,接到敬子病逝的通知时,不由感觉有些毛骨悚然。这是我所知道的婆媳之战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一个故事,为此我至今都不敢再回名古屋。
唐辛子专栏
唐辛子
旅日华人作家
著有《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等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日本家庭的婆媳之战》,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除特别注明外,文中图片均由库索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