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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的刨活,《大赢家》的揭底,明明知道结局,为何你还会发笑?

在相声表演中,一些观众会把"番"(悬念铺垫)或"包袱"(笑料)提前告诉给其他观众,这种行为就叫做“刨活”,而刨了作为“底活儿”的包袱,就叫做“刨底”。

“刨活”是听相声的第一大忌,会严重削弱作品的喜剧效果和感染力。

但是,由大鹏主演的喜剧电影《大赢家》,却在开篇就自己刨了“底”,它明明白白地告诉观众:

这只是一次演习,并非真实的警匪对峙。

而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抢银行是假的,为什么还会看得津津有味,并且大笑不止呢?

那么,我们就来一起细品品,喜剧表演中那些令你“发笑”的高级技巧。

相声“刨着使”:看得见的情理之中,猜不中的意料之外

相声表演,虽然很忌讳观众“刨活”,但如果是由相声演员自己技术性地“刨活”,后面的“包袱”反而会有“脆而密”的神奇效果,这种表演方式也被叫做“刨着使”。

关于“刨着使”,最著名也最“规整”的使用方式,是侯宝林大师的《戏剧与方言》:

捧哏演员一上场,就点明了上海话与北京话的不同,并强调上海的“洗”字发音为“汰”(与“打”字谐音),让观众先听清楚了误会原因,才会明白后面的故事,才能引起发笑。

所以,在特定作品中,演员如果不将叙事矛盾提前亮出来,观众就会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自然更难有喜剧效果。

“刨着使”是一种很受相声演员偏爱的表现手法,比如:《歪批三国》等“歪批”系列,《怯相面》《怯大鼓》等“怯”字系列。

观众自打听到报幕,就有了心理准备,知道了这个“活”的主题和“笑果”的大致方向,但是观众的内心却更加期待,甚至跃跃欲试的想要参与。

在听到苏文茂先生的那句:

“没看过苏批《三国》呀?那你是终身遗憾哪,你是死不瞑目啊!”

我们就知道,一个荒诞的故事即将拉开帷幕。

但明明知道苏先生马上要开始“胡说”,可我们依旧很好奇他到底要如何“胡说”:

“三国演义为什么叫三国?我们知道有"十八家诸侯讨董卓",它为什么不叫"十八国"呢?”

“周瑜的姥姥家姓什么,诸葛亮的姥姥家姓什么?”

当这几个角度刁钻的问题被苏先生抛出来,“荒诞”的意味就更加明显,也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大家都屏气凝神,想认真听他如何“自圆其说”,甚至在内心也跟着演员一起快速思考,摩拳擦掌地试图在他说出“答案”之前,替他“圆谎”。

接下来,苏文茂先生终于揭晓了答案:

因为周瑜感慨过“既生瑜,何生亮!”,所以答案是,既氏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氏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最后,苏文茂先生还主动给了观众一个参与“创作”的机会,问出:

“张飞的姥姥家姓什么?”

这时,已经知道了猜题逻辑的观众们,当然更加投入地进行思考。

正当观众百思不得其解之时,苏先生一句云淡风轻的“无事生非”出口,场子瞬间就炸了。

不用捧哏的多问,大家就已经急切的用笑声和掌声表示自己“听明白了”。

观众热烈的反馈,是因为“刨着使”、“三翻四抖”的传统相声表演技巧,更是因为苏先生无可替代的个人艺术魅力。

所以,“刨着使”除了能交代清楚相声人物的故事情境之外,还有令观众不由自主地一起参与思考的神奇魔力,可以营造出一种高级的舞台互动。

虽然,如今“谐音梗”是要扣钱的,但是这些经典作品仍然让人百听不厌。

喜剧观众爱当“上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戏剧的历史比相声的存在要久远的多,其艺术表现手法自然也更加的丰富和成熟,而其中的喜剧分支其实一向喜欢将“上帝视角”交给观众,大概是因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吧。

而让“上帝”发笑,正是喜剧表演者成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所以,正剧影片往往习惯将最大的悬念,留到最后一刻揭晓,而喜剧则不同,它更喜欢将事件的真相或者发展方向提前暗示给观众。

而因为这种“互动”的存在,观众就更容易被喜剧所传达出来的情绪和节奏控制,于是观众便由各怀心事的零散个体,成为了投入观影的整个群体,这也正是畅销书《乌合之众》所传递的理念。

所以,在电影《大赢家》中,观众们也会发觉,即便是猜对了情节,依旧不影响“发笑”。

比如,我们在严谨与女特警的对打中,刚刚见识了严谨的格斗实力,而就在此时,代乐乐饰演的银行女职员仍旧冲出来,继续无理取闹的要求结束演习。

面对实力对比的悬殊,面对严谨的“好人”性格,观众不由得会去替严谨思考——到底如何做,才能在不打女人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镜头一转,看到代乐乐一脸苦闷的捂着脸,大家不由得一惊:真的打女人了吗,这么简单粗暴吗?

接着镜头再转,当大家看到了被打出鼻血的严谨,才明白:代乐乐捂脸是因为牙疼,严谨才是被打的那个,于是不由得捧腹。

这一幕,由于演员的演绎到位,且使用了一次镜头的“错引”,松动了观众情绪上的警惕性,所以即便观众猜对了结果,也依旧会有很好的的喜剧效果。

他们认为,令观众沉浸在剧中虽然有利于共情,但调动观众的主观能动性却更重要。

所以很多喜剧片导演更倾向于,不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喜剧电影中,而令其以旁观者的心态去参与“创作”和“猜想”。

于是,在电影《大赢家》中,银行职员和警察身前挂着的白色牌子,严谨手中的玩具水枪,柜子里的香蕉炸弹,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众们:

这一切都是假的,这只是一场“合理合法的抢劫”。

成功令观众从场景中抽离出来,意识到这只是电影的虚构,而从影片的业内口碑和观众反馈来看,“笑果”确实非常不错。

喜剧太难了:“人保活”和“活保人”缺一不可

喜剧并非必须悬念迭起,或者深刻感人,也正因如此,观众对于喜剧的评判标准就更加简单明了:可乐,还是不可乐?

如果,你拍了一部正剧,观众评价不高,你可以解释成曲高和寡无人能懂。

如果,你拍了一部悲剧,观众没有哭,你可以说大悲无言,欲哭无泪。

但是,如果你拍了一部喜剧,然而没人笑,你就真的悲剧了。

这就比方说,一场歌剧,不论演员表演的好与坏,他们总能体面的下台,最多就是掌声少一点。

而如果是相声专场,三个“包袱儿”过后,底下观众没反应,演员能慌出一身汗。“包袱儿”响不了他们是真的下不来台。

去看喜剧类表演的观众,目标太明确了。

他们不是为了寻找灵魂的震荡,不是为了感悟人生,甚至不是特别在意“声光效”,也不在意导演是否有藏在表现下的表达深意。

他们从买票的那一刻起,就知道自己是“买笑”去的。

当然,如果以上说的那些特质能同时兼具则更好,但是如果没能让观众笑,那么很抱歉,不论多有“深度”,观众都会认为表演是失败的。

在春晚舞台上,为我们带来无数欢声笑语的“小品女神”宋丹丹,在一次采访中说:

“让观众笑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比让观众哭还有压力,心里特别没底。与其有一天被嘘下台,我更愿意自己走下去。”

所以,让人发笑真的很难,喜剧需要好的剧本,更需要好的演员。

在表演中,有“人保活”和“活保人”的说法。

相声表演里面的“人保活”,通常是说作品本身比较平淡,但是由于相声演员的精湛业务能力,照样能把段子说的“抓人”、“可乐”。

比如,马三立先生,他的段子,别人很少敢重新演绎。

《逗你玩》这个作品几乎就是马三立随手捡的一个小笑话。如果只看文本谁也乐不出来,可是到了大师嘴里,就是让你那么想乐,甚至百听不厌,这就是演员个人的艺术魅力。

再比如,刘宝瑞先生,他说话的时候有一些小习惯,爱加“嗯,啊”这种语气词。在别人那儿,这可能算是“毛病”,但是在刘宝瑞先生这里,就是特色。

他讲的段子不疾不徐,不温不火,声音也不高,可就是这么吸引人,连他说话的停顿、气口儿、小毛病,都那么可乐。

而喜剧作品的“人保活”就更难了,它不仅指好演员,也指故事的人物塑造,喜剧并不是时时的给你“抖包袱”或者“说俏皮话”,归根结底它是在讲故事,塑人物。

有时候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台词本身并不可乐,但是你偏偏就笑了,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人物的性格、状态等整体的成功塑造,让你觉得此时此刻此人说的这句话就是可乐。

就像电影《大赢家》,出场的所有人物,包括只有几句话的小配角,都有“立得住”的性格,他们的每一词开口一举一动,都准确地表现着这个人物应有的特征。

喜剧真是太难了,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也请珍惜身边的那些,愿意努力让你笑的人吧,他们值得尊重和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