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肩汉唐的宋风雅韵

《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 黄博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恭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这是南宋人史尧弼在自拟的科举考题中，对宋代文化欣欣向荣所下的断语。在他看来，“文章之变，其得丧之关于天，而盛衰之关于世也”，此中所谓文章，不独诗文而已，而是和他所说的“文物”一样，都是反映一个时代盛衰特征的那些文化成就，而宋人对自己的文化成就，自视甚高，以两百年的时间所创造的“文物之盛”，足以超越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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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尧弼生活的南宋前期，国运不振，国势日衰，早已偏安江南多年。令人费解的是，失去了中原河山的宋人，在本朝文化的自信上，却有着天命在我的气势。当年孔子在被匡人围攻，情况凶险万分之际，曾发出“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感叹，夫子以斯文自许，在生死之间，不惧生死，坚信自己身负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绝不会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

“文之用否，其大矣哉！”——史尧弼这时的慨叹是真诚的，尽管南宋立国之际，被金人按在地上摩擦多年，之后又以屈膝投降换来二十多年苟安的和平，但他却坚信，宋代的文化，有足以与汉、唐比肩的盛世之风——“夫得丧之关天，盛衰之关世，千百年之间，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

这是一个文人士大夫的大时代。北宋文学家尹洙曾夸下海口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收复幽云十六州，完成对汉唐故土的统一，北宋自开国起就心心念念了一百多年，甚至北宋亡国，也是因为徽宗君臣那不切实际又爱慕虚荣的幽云心结造成的恶果。成年之后的尹洙，最大的梦想是为大宋王朝驰骋疆场，当然是以书生的方式。

其实北宋前期，文人士大夫对于军事问题兴趣不大，仁宗前期，刚刚考中进士，还只是一名地方小官的张方平说：“国家用文德怀远，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纪，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战，公卿士大夫耻言兵事。”可没过几年，宋夏战争爆发，文人士大夫就开始纷纷谈论起兵事了。后来的大学者张载，当时还是十八岁的热血青年，也“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正在陕西主持战事的范仲淹论战守之策。事实上，宋夏战争的前线统帅夏竦、韩琦、范仲淹，都是文人士大夫出身。

张载立志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份“自任自重”的气魄，实是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最鲜明的印记。正是在这个时候，文人论兵的风气兴起。除尹洙、张载以外，张方平著《平戎十策》，丁度奏呈《备边要览》，欧阳修、宋庠、宋祁、富弼、文彦博、苏颂等一大批文臣都纷纷在军事问题上各陈己见。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宋代是属于文人士大夫的。北宋中期的文臣、大书法家蔡襄发现一个不妙的现象，整个朝廷都是依靠文士在运转，他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文士在宋代，无所不在，似乎也无所不能。

古人讲察势观风，蔡襄观察到的，就是宋代最真实的风向。事实上，在宋代，连皇帝的喜好，都是被士人所左右的。宋哲宗年幼登基，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给皇帝讲课，都是不假辞色，一次讲到《尚书》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时，“拱手再诵”，并大言敲打哲宗，“愿陛下留听”。直到哲宗“首肯再三”，范祖禹才肯罢休。哲宗在休闲之时，喜欢写字练字，有一次哲宗把所写的书法赏赐给范祖禹。皇帝的书法在宋代被称为“御书”，一般人都以拥有御书为荣。

本来哲宗此举是为了显示自己对老师范祖禹的眷顾之意，可范祖禹拿到哲宗的御书后，却板起脸教训起皇帝来，他说“忽颁宸翰，获睹飞毫，乃知陛下闲燕之中，留神笔画，研精储思，欲臻其妙”，意思是说，要不是陛下赏赐我你的大作，我还不知道你平时有空的时候喜欢写字呢！有没有一种发朋友圈晒照然后被老师“抓包”的感觉啊！接下来他就教育皇帝说：“臣愿陛下笃志学问，亦如好书，益进道德，皆若游艺则圣神可至，事业可成。”意思是，早知道你这么有空，应该多让你上点课，多学点东西的！

哲宗的另外一位老师吕公著发现皇帝喜欢摘抄唐人诗句，还喜欢亲笔书写唐诗赏赐给近臣后，对此也颇有微词。当时的近臣多以得御书之赐为荣，而吕公著却不以为然，他觉得皇帝沉迷于唐诗不是好事，建议哲宗就算要练字，也最好是抄录一些有益于圣学的内容，如《尚书》《论语》《孝经》之类儒家经典。为此他特地上奏皇帝说：“今惟取明白于治道者，庶便于省览，或游意笔砚之间，以备挥染，亦日就月将之一助也。”

身为皇帝，不是以声色犬马为休闲娱乐之事，而是一心练字，亲近翰墨，哲宗的爱好比起汉唐的帝王，其实已经相当文艺了。

有趣的是，北宋前期，士人们梦想的神仙中人，还是李白。宋太宗年间的大才子王禹偁因为读了《谪仙传》，以“未识谪仙之容，可太息矣”为憾，他更衣沐浴，收拾干净床榻，甚至特地和老婆分床睡了一个月。一切准备就绪后，他独自一人，“拂榻而寐”，就是想“求吉梦而觇仙姿也”，可是坚持了一个月，还是美梦难成，始终没有梦见李白出现在他面前。

好玩的是，几十年后，王禹偁自己也成了宋代士人的梦中人。苏轼曾经在苏州的虎丘寺见到王禹偁的画像，一向自视甚高的苏轼，竟然被他折服，“见公之画像，想其遗风余烈，愿为执鞭而不可得。”苏轼引经据典地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一个国家的维系，靠的是君子，而王禹偁正是有宋的第一代君子，“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

无独有偶的是，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也见到过王禹偁的画像，黄庭坚对王禹偁的学问文章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天锡王公，佐我太宗。学问文章，致于匪躬。”又说：“惟是文章，许以独步。”当然，黄庭坚也非常景仰王禹偁的耿直敢言的德行，他在赞辞中感叹王禹偁敢于犯颜直谏的勇气，是朝廷群臣的中流砥柱——“太阿出柙，公挺其锋。龙怒鳞逆，在廷岌岌。万物并流，砥柱中立”。

王禹偁被他的后辈钦羡，固然是因为他的文采出众，但更重要的是其刚直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官场人生，不可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和黄庭坚都意识到了直道而行者的这种悲壮命运，苏轼看着王禹偁的画像哀叹他曾有“三黜穷山，之死靡憾”的觉悟，黄庭坚发出了王禹偁一生“白发还朝，泣思轩辕。鸡犬狧鼎，群飞上天”的悲怆慨叹，但苏、黄还是坚定地以王禹偁为榜样，并且坚信“一时之屈，万世之信。纷纷鄙夫，亦拜公像”，个人在官场上的得失，比起流芳千古的美名，这点挫折，可谓微不足道。（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