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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肩汉唐的宋风雅韵

比肩汉唐的宋风雅韵

《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 黄博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恭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这是南宋人史尧弼在自拟的科举考题中,对宋代文化欣欣向荣所下的断语。在他看来,“文章之变,其得丧之关于天,而盛衰之关于世也”,此中所谓文章,不独诗文而已,而是和他所说的“文物”一样,都是反映一个时代盛衰特征的那些文化成就,而宋人对自己的文化成就,自视甚高,以两百年的时间所创造的“文物之盛”,足以超越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


【资料图】

史尧弼生活的南宋前期,国运不振,国势日衰,早已偏安江南多年。令人费解的是,失去了中原河山的宋人,在本朝文化的自信上,却有着天命在我的气势。当年孔子在被匡人围攻,情况凶险万分之际,曾发出“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感叹,夫子以斯文自许,在生死之间,不惧生死,坚信自己身负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绝不会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去。

“文之用否,其大矣哉!”——史尧弼这时的慨叹是真诚的,尽管南宋立国之际,被金人按在地上摩擦多年,之后又以屈膝投降换来二十多年苟安的和平,但他却坚信,宋代的文化,有足以与汉、唐比肩的盛世之风——“夫得丧之关天,盛衰之关世,千百年之间,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

这是一个文人士大夫的大时代。北宋文学家尹洙曾夸下海口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收复幽云十六州,完成对汉唐故土的统一,北宋自开国起就心心念念了一百多年,甚至北宋亡国,也是因为徽宗君臣那不切实际又爱慕虚荣的幽云心结造成的恶果。成年之后的尹洙,最大的梦想是为大宋王朝驰骋疆场,当然是以书生的方式。

其实北宋前期,文人士大夫对于军事问题兴趣不大,仁宗前期,刚刚考中进士,还只是一名地方小官的张方平说:“国家用文德怀远,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纪,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战,公卿士大夫耻言兵事。”可没过几年,宋夏战争爆发,文人士大夫就开始纷纷谈论起兵事了。后来的大学者张载,当时还是十八岁的热血青年,也“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正在陕西主持战事的范仲淹论战守之策。事实上,宋夏战争的前线统帅夏竦、韩琦、范仲淹,都是文人士大夫出身。

张载立志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份“自任自重”的气魄,实是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最鲜明的印记。正是在这个时候,文人论兵的风气兴起。除尹洙、张载以外,张方平著《平戎十策》,丁度奏呈《备边要览》,欧阳修、宋庠、宋祁、富弼、文彦博、苏颂等一大批文臣都纷纷在军事问题上各陈己见。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宋代是属于文人士大夫的。北宋中期的文臣、大书法家蔡襄发现一个不妙的现象,整个朝廷都是依靠文士在运转,他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文士在宋代,无所不在,似乎也无所不能。

古人讲察势观风,蔡襄观察到的,就是宋代最真实的风向。事实上,在宋代,连皇帝的喜好,都是被士人所左右的。宋哲宗年幼登基,翰林侍讲学士范祖禹给皇帝讲课,都是不假辞色,一次讲到《尚书》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时,“拱手再诵”,并大言敲打哲宗,“愿陛下留听”。直到哲宗“首肯再三”,范祖禹才肯罢休。哲宗在休闲之时,喜欢写字练字,有一次哲宗把所写的书法赏赐给范祖禹。皇帝的书法在宋代被称为“御书”,一般人都以拥有御书为荣。

本来哲宗此举是为了显示自己对老师范祖禹的眷顾之意,可范祖禹拿到哲宗的御书后,却板起脸教训起皇帝来,他说“忽颁宸翰,获睹飞毫,乃知陛下闲燕之中,留神笔画,研精储思,欲臻其妙”,意思是说,要不是陛下赏赐我你的大作,我还不知道你平时有空的时候喜欢写字呢!有没有一种发朋友圈晒照然后被老师“抓包”的感觉啊!接下来他就教育皇帝说:“臣愿陛下笃志学问,亦如好书,益进道德,皆若游艺则圣神可至,事业可成。”意思是,早知道你这么有空,应该多让你上点课,多学点东西的!

哲宗的另外一位老师吕公著发现皇帝喜欢摘抄唐人诗句,还喜欢亲笔书写唐诗赏赐给近臣后,对此也颇有微词。当时的近臣多以得御书之赐为荣,而吕公著却不以为然,他觉得皇帝沉迷于唐诗不是好事,建议哲宗就算要练字,也最好是抄录一些有益于圣学的内容,如《尚书》《论语》《孝经》之类儒家经典。为此他特地上奏皇帝说:“今惟取明白于治道者,庶便于省览,或游意笔砚之间,以备挥染,亦日就月将之一助也。”

身为皇帝,不是以声色犬马为休闲娱乐之事,而是一心练字,亲近翰墨,哲宗的爱好比起汉唐的帝王,其实已经相当文艺了。

有趣的是,北宋前期,士人们梦想的神仙中人,还是李白。宋太宗年间的大才子王禹偁因为读了《谪仙传》,以“未识谪仙之容,可太息矣”为憾,他更衣沐浴,收拾干净床榻,甚至特地和老婆分床睡了一个月。一切准备就绪后,他独自一人,“拂榻而寐”,就是想“求吉梦而觇仙姿也”,可是坚持了一个月,还是美梦难成,始终没有梦见李白出现在他面前。

好玩的是,几十年后,王禹偁自己也成了宋代士人的梦中人。苏轼曾经在苏州的虎丘寺见到王禹偁的画像,一向自视甚高的苏轼,竟然被他折服,“见公之画像,想其遗风余烈,愿为执鞭而不可得。”苏轼引经据典地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一个国家的维系,靠的是君子,而王禹偁正是有宋的第一代君子,“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

无独有偶的是,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也见到过王禹偁的画像,黄庭坚对王禹偁的学问文章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天锡王公,佐我太宗。学问文章,致于匪躬。”又说:“惟是文章,许以独步。”当然,黄庭坚也非常景仰王禹偁的耿直敢言的德行,他在赞辞中感叹王禹偁敢于犯颜直谏的勇气,是朝廷群臣的中流砥柱——“太阿出柙,公挺其锋。龙怒鳞逆,在廷岌岌。万物并流,砥柱中立”。

王禹偁被他的后辈钦羡,固然是因为他的文采出众,但更重要的是其刚直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官场人生,不可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和黄庭坚都意识到了直道而行者的这种悲壮命运,苏轼看着王禹偁的画像哀叹他曾有“三黜穷山,之死靡憾”的觉悟,黄庭坚发出了王禹偁一生“白发还朝,泣思轩辕。鸡犬狧鼎,群飞上天”的悲怆慨叹,但苏、黄还是坚定地以王禹偁为榜样,并且坚信“一时之屈,万世之信。纷纷鄙夫,亦拜公像”,个人在官场上的得失,比起流芳千古的美名,这点挫折,可谓微不足道。(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