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珊·桑塔格年”

苏珊·桑塔格虽已于2004年12月28日去世，但她似乎又从未离我们远去。如今桑塔格已不仅仅是一个女人/人，还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象征，并且正在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文化现象。她与汉娜·阿伦特、西蒙娜·德·波伏娃等作为极具代表性的女性知识分子，在后“MeToo”时代为女性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促进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指引着平权运动的方向，已然成为现代女性的文化偶像和精神图腾。

如果说文化传播有时空的差序，桑塔格在国内知识界也经历了这样的继受特性。尽管之前国内也出版了桑塔格的著作和关于她的传记，但今年可以说是“苏珊·桑塔格年”，涌现出了《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回忆苏珊·桑塔格》三部讲述桑塔格人生历程的著作。尤其前两者是关于桑塔格“人生与作品”的鸿篇巨著，以编年史的方法还原了桑塔格波澜壮阔而又不乏跌宕起伏的一生，既穿插了桑塔格生命历程中的薄物细故，完善了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又侧重讲述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呈现了桑塔格这位传奇女性的成长与蜕变。

《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最显著的优势在于，该书作者本杰明·莫泽是桑塔格唯一的孩子戴维·里夫“钦定”的人选，后者不仅不干涉作者的创作自由，还为其提供了全部的文档和资料，给予了其他传记作家所缺乏的宝贵材料。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对于人物传记写作也是如此，因此作者能够了解到许多不为人知的丰富细节和隐秘真相，从而呈现出一个更为真实和立体的苏珊·桑塔格——她的亲情、爱情与友情，她的艺术、文学与政治，以及她在“形式与内容、肉体与精神、人与其照片、疾病及其隐喻”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桑塔格极为喜爱和崇拜的法国知思想家、评论家罗兰·巴特，曾在其文章《作者之死》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作品诞生，作者已死。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延伸涵义来讲，这句话在桑塔格身上显然是失效的，她的作品在广为流传中被反复讨论和阐释，她的肉身也已经离开了她所贪恋的美好世界，但她始终是“活着”的。这种“活着”是一种持续的在场，无论是文学与艺术，还是女性主义与女权运动，抑或是公共讨论与世界政治，桑塔格的幽灵始终游荡在这些场域，人们从她身上各取所需，或是寻找文艺理论，或是汲取精神力量，或是挖掘思想价值。

而这些多元介入也构成了桑塔格全部的生命议题。她是才华横溢的评论家和小说家，还是半路出家的电影导演和话剧导演，又是身体力行的女性主义者和爱好和平的世界公民。所有这些身份属性，组合成了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知识分子，一位始终在发声与行走的多向度的人。正如她曾经的恋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评价的，“她是最优秀的灵魂。在大西洋两岸都是。因为在所有其他人认为讨论已经结束的地方，对她来说，问题才刚刚开始。在现代文学中我想不到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与她散文中的灵魂的音乐相媲美的。”

二、多向度的人

2003年桑塔格获得了颇具分量的德国书业和平奖，她在演讲中提到了文学所蕴含的至关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学是进入更广阔的生活的通行证，即自由地带。那时，文学即自由。尤其在一个阅读的价值和精神的价值都受到极大挑战的时代，文学就是自由。”是的，文学曾为年少的桑塔格插上了一双有力的翅膀，让她从逼仄的环境和失败的童年中解脱出来，踏进了思想与智性的王国，并与美国和世界上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群体展开交流和对话。她本人也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一分子，写下了《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疾病的隐喻》等经典随笔集和《恩主》《死亡之匣》《火山情人》《在美国》等小说。

她是美国最后一位文学巨星，素有“美国文坛的黑女郎”“曼哈顿的女预言家”之称，更是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之所以能够享有如此盛誉，不仅因为她拥有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洞见和优秀的作品，还因为她践行着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道德，对疾病、种族歧视、战争等社会议题保持关切，在不合作与不妥协中发出自己真实而响亮的声音。她本人对“作家”这一身份的真谛曾做出精辟的诠释，也是其行动的注脚，“作家应该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的先驱——为那些害怕的人、那些觉得羞愧的人、那些说‘不’的人、那些说‘我们正在流血’的人、那些大声叫‘停下’的人。”

“电影有信徒（就如宗教一般）。电影是一场圣战。电影是一种世界观。”身为超级影迷的桑塔格曾如此表达对电影的热爱。无论去哪里旅行，她总会扎进当地的影院，孜孜不倦地欣赏各种类型和风格的影片。她尤其喜欢欧洲电影，戈达尔、伯格曼、阿伦·雷乃、布列松皆在她最喜欢的导演之列。除了撰写大量的电影评论，她还拍摄了《食人生番二重奏》《卡尔兄弟》《应许之地》《没有向导的旅程》等影片，亲自实践了自身的电影理念和艺术主张。她曾说过这么一段话，解释了她对电影的忠诚与挚爱——拍电影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享受特权的生活。拍电影需要在琐事上耗尽心力，这导致各种焦虑、争执、幽闭恐惧、精疲力竭，也会滋生狂喜。拍电影，就是一部分时间被与你一同工作的人的慷慨善意触及内心，剩下的时间则感觉被他们误解、抛弃和背叛。拍电影，就是抓住正在飞翔的灵感。拍电影，就是搞砸事情，并且知道应当被谴责的人往往就是你自己。拍电影，就是盲目的本能，就是斤斤计较的计算，就是畅通无阻的前进，就是醒着做梦，就是固执、慈悲，就是必要时虚张声势，并且敢于冒风险。

桑塔格传记在国内的涌现，很可能是与当下暗流涌动的女性主义运动息息相关。近几年来，国内女性主义运动虽然并未表现为波澜壮阔的“街头革命”，也没有呈现出轰轰烈烈的舆论浪潮，但这股运动仍在社交媒体上暗波汹涌，并逐渐从线上向线下蔓延和渗透，无数个体的力量已经聚合为一股不可忽略的平权洪流。在这股看不见的潮流中，阅读苏珊·桑塔格其实也是重新发现苏珊·桑塔格。这场发现之旅，不仅是再次认识桑塔格在文学和艺术上的丰硕成就，更为重要的是挖掘并展示出她身上的女性之光，并借由这道璀璨的光芒，重新发现女性的意义和女性主义的价值。

尽管桑塔格并未写出一部专门的女性主义著作，也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她的一生都在实践着女性主义的精髓。她的好友、美国知名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称赞桑塔格“从摇篮里开始，就是女性主义者”，《智性与激情》的作者贝阿特丽丝·穆斯利对此也有精炼的总结，“她在未曾自我发觉时就是女性主义者了，就像她自己说的，她在结婚时拒绝改姓夫姓，在家有幼儿的情况下仍决定继续学业，在离婚时拒绝接受赡养费，她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作为一个有意识要保持自己的个人自由与自由意志的人在行动。尽管偶尔会变成自身激情的奴隶，但她在创作中始终保持着清醒与独立，说实话，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她的性别是否允许她做这些事。”

是的，女性的身份——无论是女儿、妻子还是母亲——从未钳制桑塔格对自我提升的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形塑。作者也称赞道，“她具有欧洲哲学家的头脑和火枪手的外表，综合了男人身上的各种品质。新奇之处在于，这些品质汇集在一名女性身上——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艺术家和女性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结合提供的典范作用，比她们所知道的其它任何一个都更具影响力。”

作为地地道道的女性主义者，桑塔格不仅站在了男性的“对立面”，还站在了女性的“对立面”，因为她不仅看到了男权的挤压与裹挟，还敏锐地意识到了更为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女性也在男性的凝视中被规训、被异化，沦为了男权社会的同谋和帮凶。比如针对现代社会女性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桑塔格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有其他选择。他们可以追求智慧，而非仅仅追求美丽；可以让自己能力高强，而非仅仅做到让自己有用而已；可以追求强大，而非仅仅追求优雅；可以雄心勃勃，只为自己……”“女性应当容许自己的容颜显露出她所经历过的岁月。女性应当吐露真实。”

世界主义者是桑塔格的另一个身份，也是她引以为傲的标签。她积极参加世界笔会的活动，并担任美国分会会长，为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而不断呼吁；她在冷战的铁幕阴影下，踏上越南、古巴、东欧和苏联的土地，观察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和思考，并在急切的内省中更新着自身的观点；在波黑战争期间，她在战火弥漫中11次往返萨拉热窝，鼓励当地人们的斗志，声明自己的反战立场；在“9·11事件”后，她批评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将本可以限制在有限范围内的精准打击扩大为一场生灵涂炭的国家战争。桑塔格的这一系列举动彰显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勇气、道德与良知，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知识分子论》中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oursider），需要秉持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折中与沉默的调适（accommodation）精神。在社会事务与公共讨论中，桑塔格从一个女人的灵魂里绽放出了恺撒的精神，她将其巨大的影响转化为有力的声音，表达着知识分子的关切，虽然有时是极不和谐的杂音，但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来说却是必要的质素。

三、永远的桑塔格

埃利亚斯·卡内蒂认为当代杰出的作家既总结时代，又对抗时代。苏珊·桑塔格毫无疑问是这样一位作家，她与时代律动保持同步，用一篇篇优美而不乏犀利的文章时刻关注着“时代的精神状况”，包括坎普艺术、种族压迫、越战、同性恋、艾滋病、波黑战争等广泛的艺术、文化、社会和政治议题；同时她又站在时代的浪头，引领甚至抵抗着文化的风潮，在变幻的风云中，“看见更多，听见更多，感受到更多”，坚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批判意识。

文学传记的使命，不是金身加冕的造神，而是刺破面纱的祛魅，让我们认识到丰碑的背后，是无数真实而琐碎的行动，正是这些点滴的行动，垒筑成了今日的高塔。桑塔格亦是如此，作者通过这部著作将这一文化史上的“克里斯玛”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讲述了她所经历的孤独与喧嚣、痛苦与荣耀。

这个早就进入人类思想圣殿的普通女人，已化身为永远的桑塔格，这既非隐喻，也非修辞，而是盖棺定论的历史评价，因为——用作者的话来讲——“她展示了如何以过去古人的成就为根基，同时又完全融入自己所处的时代。她对艺术、对美彰显出无穷无尽的钦佩——而对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庸俗则表现出无穷无尽的蔑视。她以不畏惧男性思想家且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如此的形象给一代又一代女性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代表了自我完善——让自己成为比所期望的更伟大的人。她象征着涉猎广泛但又不落过分专业化或太业余窠臼的那类作家。她代表了一种希望，希望美国是一个宽容、多元化的国家，毫无沙文主义地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她代表了艺术家的社会角色，展示了艺术家如何反抗政治暴政。在这个被冷漠和残酷包围的世界里，她却对文化的永恒抱有希望”。

（本文首发于《出版人》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