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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面宋人》 隐藏在短札中的生命史

《千面宋人》 隐藏在短札中的生命史

历史由人构成,但史书中记载往往以兴衰成败的王朝大事为主。书写兴衰治乱,仿佛是历史的天然使命,个人在这种王朝书写中反而微不足道。并且,王朝书写还深刻地影响到对个人的书写,某人在某一历史事件或时代中扮演什么角色,一定是书写的重点,但更加丰富的个人生命史却往往被忽视,那些藏在一板一眼的历史深处,不那么“正经”的个人心理、人生际遇、交接酬答、情感寄托等等,却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

诚然,从材料上来说,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史书,表现鲜活个人生命具象和瞬间的材料确实不多,客观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书写个人,尤其是历史中个人“人”的一面具有难度,但如果结合有限材料,以“异世通故”的态度来对待往昔,相信古人和我们在最基础的人性和情感上也是相通的,或许就能实现与古人的“旦暮之遇”。


【资料图】

从书信说起:王羲之与颜真卿

发现古人个体生命的历史,莫过于关注那些与历史宏大叙事有一定距离的私人生活场域,书信,又是最能在这个场域中反映人物情感世界、个性特点的物件。并且,书信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还传递出手书者与阅读者之间复杂,甚至微妙的关系,透过历史的缝隙,往往能够看到古人区别于庙堂争斗之外的,更加细腻、鲜活和复杂的一面。

如传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今本为唐人摹写):

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这一法帖文字历代以来有许多的不同释读,但都承认这是一场大雪之后,王羲之写给友人“山阴张侯”的信,并告知他某事无果。“力不次”三字是书信套语,在王羲之的书信中很常见(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王羲之书四百六十五帖,其中以“力不次”、“力不一一”结尾的共有四十七次)。不过,就是这一套语的使用,却反而可以看出王羲之不一样的一面。

挥麈的场合,从“三玄”谈到上巳节之会,生出“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种对忽焉生死的沉痛思考,自然在所难免。但书信中的“力不次”则可见王逸少面对友人时轻松随意的一面。“次”大概应该作“伦次”讲,手上力量没有伦次,就不一一写下去了,就到这儿了吧。结合此帖上下文来看,很大可能王逸少的重点不是告诉“山阴张侯”某事“未果为结”,而是要告诉他,下了一场很好的雪——“我就是为了告诉你雪下得真好,没有了”——这才符合晋人的风致,兴尽而罢,也才是面对郗太傅进家门选婿时,还袒腹卧东床的王逸少。能够与此帖相参差者,大概也就只有他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逵”的行为了。

又如能握笔者就知道的书法家颜真卿,他曾被唐德宗派往淮西,劝降反叛的李希烈。李希烈扬言活埋他,但颜真卿反而说:“生死已定,何必如此多端相辱侮!”李希烈别无他法,只得将他囚于蔡州龙兴寺。又用点燃稻草威胁,扬言要烧死他,颜真卿反而自己扑向烈火。为辛景臻所救才作罢。李希烈用尽各种办法皆不能使颜真卿屈服。颜真卿自度必死,乃作遗表,又自写墓志、祭文。这是史书上的颜真卿。但书信中的颜真卿却自有一番小儿女态,《寒食帖》中他这样写到:

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数日间,得且住为佳耳。

天气真不好啊!这次行程定下来了么?寒食就在数日之间,如果能住下,那就太好了。“得且住为佳耳”,保留了供收信人选择是否前来的分寸,但让人又能看出颜鲁公的热切期盼,而对友人到底能不能住下来的忐忑又跃然纸上。细腻的情感,令人怀疑这根本不是出自“坚贞一志”的文忠公的手笔。以致邓广铭先生笺注《稼轩词》时,也误以为这是晋人法帖(稼轩词《霜天晓角· 旅兴》中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耳”一句,即用此帖)。大师的偶然疏失,却正好说明了一个问题,敢于在李希烈叛军之中宣读诏书的“猛人”,原来也有《世说新语》中晋人的逸气。

书写宋人的千面

仔细体会就能发现,书信中的历史人物,比史书中的历史人物更有血肉,更接近真实的人。选择书信来作为探索个人生命史的切入点,揭示某一瞬、某一时段的历史人物的不同面貌,确实是值得发掘的角度。仇春霞博士的《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从书信角度切入宋人的世界,试图解读出正史书写之外的宋人面貌来,正是从个人生命史的角度解读宋人的尝试。

宋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朝代,虽然版图没能再现汉唐,但文化上却犹有过之。王国维曾称赞宋代金石学之创造:“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王国维点出金石学乃宋人原创,其实不仅金石学,宋人于整个文化都有相当强的原创性活力。因此,“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人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而丰富的精神生活必然带来更复杂的心理状态。但两宋人的心理状态,往往隐于时代主题之下,北宋的“变法”,南宋的“战争”,是有宋一代的两个主题,研究人物就往往以此为标准。诚然人不能脱离时代,但复杂的人际关系、志尚行动等,又实际上超越新与旧、战与和的界限,以至于死守时代主题的人,每每难以理解宋人的生活与行事,其实是没有注意到,人有不同的面相,宋人亦复如是。

从人际关系上来说,每个人都是社会人,尤其士大夫阶层,更是有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正如仇春霞博士《千面宋人》腰封背后的那张关系图所反映的人际关系网络一样,宋人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比如晏殊的女婿是富弼,富弼的女婿是冯京,冯京的女婿是蔡渭,即蔡确的儿子,这里面忠奸之辨很难说清;王安石变法的一大干将吕嘉问乃是吕公绰的长子,而吕嘉问的叔父吕公著又是坚定的旧党,新旧的政治分歧,看起来又不是那么重要;再比如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的亲弟弟,苏轼因王安石而出判杭州,但作为王安石女婿的蔡卞,又跟从苏东坡一起,学习著名书法家徐季海的书法。因此说,宋代士大夫之间的交往,并不如后世人理解的那般非黑即白,恩怨分明,而是如乱麻线团一般,千丝万缕,纠缠不清,剪不断理还乱。在这样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每个人都有“千面”。

要想看到这些人的不同面相,从史书的明面上去找,当然能够找到许多,但史书的下面,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好比海水之下的冰山,只有通过各种手段看到整座冰山,才能知道其全貌。《千面宋人》正是为基于史料而又超越史料理解宋人的不同面相提供了某种可能。围绕60余人、120余封宋代士大夫之间的往来私信,从战场、为官、治学、人情、生死五大方面剖析宋代文人的社会关系、政治倾向、内心情感等,将书信中所涉的人、事、物及背后的故事巧妙地糅合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还原出一幅在宋代历史大背景下宋人普遍具有的性格共性拼图,看见宋代士大夫的“千面”,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作者研究美术史出身,因此所选书信皆有书帖传世,在阅读时既能了解历史,又能带来美的享受。同时,书中所选,有影响到整个辽宋夏金时代的大人物,也有命途多舛、身处江湖的小人物,被大时代裹挟的同时,又有自己的人情世故。

如蔡京害怕和金人谈判已经到了“痔疾”发作的地步,这很符合蔡京“六贼之首”的历史面孔,反面人物就应该丑态百出,这样才能大快人心。但“奸佞”却在面对下级时也能写出“未果前造坐次,悚怍”来,这就颇不符合反面人物对下属凶神恶煞的刻板印象了。但结合蔡京问候老领导言辞切切,谄媚徽宗喜抄王安石诗等事可以看出,奸臣虽然做事妥帖,令人感觉熨帖,但巧言令色往往是“鲜矣仁”,千面的蔡京又始终有奸的一面。不过,蔡京是否还有更多的面孔,就需要回到历史场景中去思考,更进一步地说,蔡京“六贼之首”的判断,到底基于何种历史形势和道德评价而作出,是谁作出了这些评价,他们的目的又到底是什么,又是读史更需要深入的地方了。史书中的蔡京,未必就是蔡京的全部;而书信中的蔡京,那些令人愉悦的言语,也未必就是诈伪。人性的复杂,在人际关系网络之外,又不能以某种简单的是非加以评判。

苏轼的更多面

《千面宋人》始终围绕两宋的两个主题——即前文叙述的北宋的“变法”和南宋的“战争”——来书写。其中穿插了许多的具体史实,在如此大背景下理解宋人是没有问题的。但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超出既有的理解模式,或者说拆除家与国,私与公的门槛,而不是始终以对立的姿态来解释人物,尽量从各种方面去考量人、事,也许才是书写“千面”更好的方法。这里不妨还是以书中提到的人物来说。

《千面宋人》中花费了很大的篇幅记载苏轼的诸种书帖,一方面是苏轼传世的法帖确实很多,另一面方面是苏轼确实也是宋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值得大书特书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将苏轼放在各种交往和各种轶事中加以理解,是非常敏锐的。如“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情仇”中,作者详细说明了苏轼写《归安丘园帖》的背景,从变法中章惇的立场讲起,说到章惇参与变法和被贬的经过,进而说到章惇在被贬出京,苏轼写下《归安丘园帖》以示劝慰。书中注意到了苏轼的“促狭”,认为这可能得罪了章惇,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结合更多的材料思考的话,就不会只是给苏轼贴上文学家,章惇贴上政治家的标签,简单地认为两人的交恶其实是这种不同造成的。苏轼与章惇的友谊,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点“塑料”,但又并非全是“塑料”,“塑料”中透着真情,而真情中又确实有“塑料”,在豆瓣网站上已经有网友指出了这一点(参看豆友@ Bla©kie的文章《从〈章惇题名碑〉看章惇、苏轼的塑料兄弟情》)。这种友谊或许从一开始两人定交之时就已经埋下,章惇两取进士,第一次族上有侄子考中了状元,不甘心的他一意孤行放弃功名,二次又中进士甲第;苏轼则在轻取进士之后,又取嘉祐六年(1061)取制科第三等,这相当于是一个状元及第。说“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病无灾到公卿”根本就不是谦虚,而是一种极致的骄傲,因为宋人至公卿基本上都是进士及第,愚且鲁尚能轻取进士,不是骄傲又是什么。如此性格的两人,又怎会对彼此服输,所以“塑料”之中多少是有争雄的意思,而真情又确实是彼此佩服而自然生出的。正如上文提及豆友的文章所言,年轻是两人曾游仙游潭,其间悠游往来,唱和颇多,但苏轼日后删削、重整诗题,却只字不提章惇,恐怕还是因为他怕暴露自己三次不敢过潭的“丑事”,毕竟制科第三等是任何小事都绝不输给进士甲科的。也许早在少年时代,这绝顶聪明的二人,就已经将彼此视为“对手方”了。

若说苏轼只是一个文学家,则又是刻板印象,因为苏轼留下的轶事太多,以至于所有人都只注意到他文学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他的治政能力,以至于很多今人的认识,不如当时的一个女子。《姑溪居士文集》载《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志铭》中。记载了苏轼和李之仪的夫人文柔之间的一段轶事:

余从辟苏轼子瞻府,文柔屡语余曰:“子瞻名重一时,读其书,使人有杀身成仁之志,君其善同之邂逅。”子瞻过余,方从容笑语,忽有以公事至前,遂力为办理,以竟曲直。文柔从屏间叹曰:“我尝谓苏子瞻未能脱书生谈士空文游说之敝,今见其所临不苟,信一代豪杰也。”比通家,命其子妇尊事之,常以至言妙道属其子妇,持以论难,呼为法喜上人。子瞻既贬,手自制衣以赆曰:“我一女子,得是等人知,我复何憾。”

姑溪居士乃李之仪的自号。他的文集中记载了他的夫人文柔对苏轼的了解,“读其书,使人有杀身成仁之志”是读起书,想见其人;而“有以公事至前,遂力为办理,以竟曲直”则是李之仪亲见苏轼的治政能力。而文柔窥见苏轼处理政事的实情之后,给了苏轼极高的评价,从对一班文人“书生谈士”的刻板印象中跳脱出来,看到了他“一代豪杰”的真面目。中国文学史上,苏轼是能与李杜比肩的人物,但他并不是李白一样单纯的文学家。不过后人往往注意到他与文柔相交的轶事,进而又说东坡超越礼法云云,重点全在东坡文学、滑稽之能。不知到了“坡仙”那样的程度,非特文学,他事也是旁人所不能为。

至于说变法,则更可见苏轼的政治眼光。如果要贴标签,苏轼是结结实实的“旧党”,若依“元祐党籍碑”,则苏轼更为“待制以上官”之首。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时,苏轼是被贬斥的对象。但若认为苏轼只是这样狭隘,就大错特错了。哲宗即位初,高太皇太后摄政,用司马光而尽废新法,当司马光废到“免役法”时,已回朝廷担任中书舍人的苏轼表示坚决反对,可见他对王安石变法是有超越新旧两党的认识的,只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东坡回到家中直骂“司马牛”。由此可见,从杭州到黄州的经历,让他政治上超越了新旧党的标签,从国家的角度看待新法,因此他也深刻理解了王安石的一些做法,进而和王安石关系缓和。后来从黄州至汝州赴任到江宁的路上给王安石写信,就有“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一句,这句话恐怕并非客套,因为在《与腾达道书》中有“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可见他与王安石的关系确实缓和了。钟山相会时,王安石骑驴来见,苏轼见面第一句是“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而王安石报以“礼岂为我辈设哉”,不仅是两为执政之后看透一切的想法,也是在真认识到苏轼的大气象后才会说出的肺腑之言。看待苏轼,不能仅仅只是看到文学的一面,他被文学盛名遮蔽的多面,也应该被看到。

细节处理的若干问题

作为一部有一定学术意义的普及类著作,有些瑕疵也有必要指出。《千面宋人》书中引用了许多宋人制度,应该略作解释,宋人官职差遣十分复杂,制度设计精微到了叠床架屋的地步,许多文字不加以解释很难读懂,让作者知其所以然,或者更能让人贴近宋人的世界。比如“蔡京书信里的小心机”一篇中,《宫使帖》中“宫室观文台坐”一句,直接解释其为“前任宰相”就让读者有些难以明白。宋代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开始设置宫观使以来,经过复杂的演变,到神宗朝时,宫观使一般都是外戚、宗室和宰执罢官留京师时担任,疲老不任事而又未致仕的官员也多任此职。于是形成制度:凡大臣罢现任,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无职事,借名“以食其禄”,称为“祠禄”。这里的“观文台”是“观文殿”的别称,宋代宋庆历八年(1048年)置观文殿学士,由曾任执政大臣担任;皇祐元年(1049年)置观文殿大学士,由曾任宰相大臣担任。这里的“宫使观文台坐”实际上就是“观文殿大学士领某宫使”,而能领观文殿大学士又充某宫使的,一定是致仕的宰相或执政。当然,这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能并不能成为问题。

不过书中许多的细节处理上确实存在硬伤。如书中图17.张循王俊,即张俊,“循王”乃是他的追封王号,在南宋历史上,高宗以降相继追封了南宋初期的七位抗金将领为七王,其中的张俊就是循王。而图下说明则以此“张俊”为“张浚”,可谓大误;且其图出自《中兴四将图》,就更不可能有张浚的存在。(《千面宋人》第50页,下同)前页将“朝廷倚为重镇”解释为“虔州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也不正确,这里显然是张浚言岳飞被朝廷倚重之意。(49页)又如图23.刘锜《分阃无功帖》写成了“分囷”,(62页)图52.欧阳修的《夜宿中书东閤》写成了“东合”(126页)。认为党项首领李继迁乃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父亲(实际上是祖父)。(241页)

另外一些法帖的选取上,似也存在问题。如题为苏轼的《天际乌云帖》,由翁方纲购得,但自徐邦达以来,鉴藏者多以此乃是学苏者所作,争议存在,选入应该谨慎。(95页)又如所谓黄庭坚《砥柱铭》,清代以来学者都认为这是明代的赝品,近年来似只有台湾学者傅申认为这是真迹,这件争议很大法书,似乎不应该选入。(309页)

最后要就文献上的几个问题略作说明。研究中国古代文史,最重要的依傍就是各种史料,而史料的使用又有所讲究,比如我们在史料选择中,如果某一史料有其他的版本,通常不使用四库全书本,只有仅见四库的史料,我们才使用四库本;另外,挂名周绍良主编的《全唐文》由于近乎复制粘贴而成,我们也不使用,涉及《全唐文》的某一作者的文章,通常是回查文集,因为《全唐文》中伪作和误收太多,且使用的未必就是善本,因此要尽量避免。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成果丰硕,很多书都可以不再使用影印资料,直接使用整理本即可,这也为研究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加之现在数据库的出现,更为研究提供了方便。当然,普通读者对此或许并不在意,但研究者在研究中,仍然应该坚持严谨的态度。□冯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