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霜：一代名伶，美貌无双，孤苦一生

如今的明星、艺人地位都很高，一来是演戏唱歌这样的工作，不比一般的工作，它更累、更需要精神与体力的投入。

甚至，人一生的经历也掺和进来，决定了表演与演唱的深度与广度。

二来，媒体给了他们释放自己魅力的最佳通道。

民国时期的艺人可没这么好运。

台面上，他们为艺术拼命，艺术也让他们宛若新生，惊鸿舞动、流光溢彩。

台下却要寄人篱下，处处受人摆布，常常不得不委屈求全，向权势低头，甚至沦为达官贵人的玩物。

除此之外，艺人们几乎没有得体的出生，不是戏班子半路上捡来的，就是逃难的时候，父母实在无力养活，卖给别家的。

艺人们，从小便历经坎坷、文化水平不高、被时代无情地镇压在社会阶层的最低端，即使有钱有名了，还是免不了遭人随意践踏。

评剧“白派”创始人白玉霜便是如此。

20世纪的30年代，白玉霜简直红得发紫，京津卫等文化发达的地区，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评剧皇后”。

她最拿手的是“苦戏”。她唱《秦香莲》，字正腔圆之外，她还加了自己的特色，专门把中低音的优势发挥出来，而且她希望把表演与唱戏完美结合起来，经常通过眼神的挑动，肢体语言的转换，让表演更加传神、细腻。

她唱《潇湘夜雨》，与《秦香莲》一样是寻夫的故事，丈夫发达后要抛弃妻子再娶，妻子苦苦寻夫，一路受尽苦楚，虽然后来与丈夫和好如初。但戏迷们无论听多少次，都感动落泪。

能把一个“苦”字诠释得如此逼真，让人感同身受。除了才华，与个人经历更分割不开。

白玉霜出身贫寒，从小跟着父亲李景春一起演戏。父亲是唱老生的，没有自己固定的戏班。

穷困的夫妻两生了一儿一女，女儿跟着四处卖唱、奔波。儿子在母亲的娘家读私塾。

白玉霜从小在评剧的耳融目染下长大，十岁时便自己自学过连珠快书《碰碑》和京韵大鼓《层层见喜》，她自己练，自己唱。

有一次李景春正好在孙凤鸣师父的戏班里演唱，孙凤鸣偶然听到白玉霜的唱腔，觉得是可塑之才，便她唱半出《马寡妇开店》来听听，没想到年仅十岁的她，唱腔虽然有点不准，却能唱出寡妇生活的寂寞与煎熬。

只要感情是真的，唱腔方面的“缺点”是可以改的。《马寡妇开店》学会之后，孙师父又教她学了《王少安赶船》、《花为媒》几出戏，她学习非常认真，唱词记得非常准确，嗓门也清丽。

学了戏，上台的日子就不远了。

孙师父给她取艺名李桂珍。同时学戏的还有另外两个叫小桂花和小菊花的姑娘。

十二岁时，白玉霜就开始演出了。

李景春是个唱戏的，经常这个戏班里呆一呆，那个戏班里跑一跑。两年后，他因病去世，家里的经济支柱就只剩下14岁的白玉霜。

再后来，弟弟李国璋读不下去书，就回到一家人身边，做了个拉二胡的。其实没什么作用。

白玉霜的母亲觉得，既然白玉霜能唱，干脆就组一个班好了。她和自家兄弟当管事，还找来了一些小演员。

每天早上，这个自家兄弟就把白玉霜和小演员们叫起来，到人少的郊外去吊嗓子。如果戏班子去大连、旅顺演出，大家就专找海边，山脚去练，越是冷天，也是要去。

吊嗓子之后，晨曦褪去，天蒙蒙亮，戏班一天的早上才算是真正开始了，这时候，要继续排戏。

一年到头，只有初一、十五不吊嗓子，不练功。但戏还是照常演，演了才有收入，才有饭钱。

当时的评剧讲的多是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和伦理道德，又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经常会有些荤段子夹杂期间，难登大雅之堂。

他们去天津凤翔戏园演出，那时白玉霜会唱的戏还不多，不外乎以前学的《马寡妇开店》，《杜十娘》等等，后来因观众要求，她也演了《小老妈开唠》、《苏小小》这类评剧。总是荤段子不断，观众特别买账。

白玉霜没有受过系统化的曲艺训练，她总是在市井里走动，所以演出时，荤段子，加上快书、大鼓、坠子、河北梆子一起上，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

这样做很赚钱，可终究不是白玉霜的志向。

她没上过学，过着戏班子里四处颠簸的生活，平时能接触到的文字也就是八卦小报和唱本。

她很好学，不懂的就立马问。渐渐地，她也发觉被自己视为生命的戏剧演出，在别人眼里狗屁不如，与京剧，豫剧一比，更加粗俗。

刚过百年历史的京剧，因为慈禧太后喜欢，进过宫廷，所以被人视为最正统的戏曲。

民间则充满崇敬的称京剧为“大戏”，给评剧的评价是“蹦蹦戏”，看评剧时人们的口头禅是，“走，看玩艺儿去。”玩艺儿指的是演员。

白玉霜气不过，她觉得自己是真的认认真真在演出，排练时也是一板一拍地不敢怠慢，大清早去吊嗓子也就更不用说了，越是冷天，越是得到冷风里去站个大半天，这样的付出，怎就因为唱词里有几个荤词（戏班子里叫做“粉词”），就成不了艺术了呢？

评剧里没有导演制度，白玉霜注意到大戏班里都有导演制度，她就去请了一位有学识的导演，这导演一上来就给演员排了一出老戏。

有些人演腻歪了，烦透了一遍又一遍地排练。可是，谁敢违抗白玉霜，她即是角儿又是班主。

评剧之所以不登大雅之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演员都怎么记唱本，上台忘词儿了，胡诌几句是经常的事。

白玉霜会在后台守着前台的演出情况，新戏上演后，她就会把唱本放在后台，一幕演完了，她就赶紧去翻一翻，跟正在台上的演员对词儿。她说，演出一定要有规格。

有人唱错了，下台后赶快招认，她就会轻描淡写地说，下次注意就行了。

可要是不主动认错，她就一直用眼睛瞪着人家。如果听台上有喝倒彩，她就马上排查究竟哪里出问题。

她对“标准”一词很在意，对评剧的改造尽心尽力。

她对各种唱本有什么地方能确实引起观众笑声，有哪些地方能让观众眼泪婆娑，了如指掌。也知道该如何运用这些笑点与泪点。

不仅唱词要准，连手势也要准。她有个养女，这个女儿以后会成为著名的评剧艺术家小白玉霜。

有一次，两人合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小白玉霜演祝英台的小丫头，上台送马鞭。她伸出手，把马鞭递过去，结果白玉霜死活不肯接。小白玉霜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听见有人轻声对她说，把手翻过来。手心向上后，白玉霜才接过了马鞭。

结果到来台下，这马鞭就成了打女儿屁股的工具了。小白玉霜说，当时她被妈妈往死了打，打得舞台上大幕也晃了起来。

白玉霜全是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对评剧的绝对忠诚，在改良，在革命。多数时候，更是靠着与生俱来的认识与敏感在行动。

养女演的好了，她不会表扬，更不会把别人的表扬说给女儿听，生怕孩子一夸就掉链子。

她查别人的错处，也鼓励别人查她的错处。有一次，一个演员指出白玉霜唱错了几个词。

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当场就赏了两块大洋，说，“太好了，这钱你拿去洗澡吧。”两块大洋能洗到的澡，大概是最奢侈的，带一两个小时泰式按摩的那种吧。

她直言不讳，完全沉浸在演出中。李义芬陪她演《红娘》，有些地方太生硬，她在说白时直接加了一句，“你真像个棒锤啊！”把李义芬气得直嚷嚷。

她要求戏班全体人员，上场即投入，谁要是误了场，一定要在祖师爷牌位前点香认罪，如果再有一次，就要处罚。

她自己更是不轻易放松，她演《玉堂春》、《珍珠衫》、《桃花庵》，全是一个人顶全场，不让别人分半场演，她觉得分演感情不连贯。

感情。若不是将艺术看做活物，真正有生命力的存在，是绝不会投入感情的。

买优秀唱本要花钱，一本要十几块大洋，她总是不惜下重金。

她不仅学戏，中意的细节也要模仿。她喜欢看四大名旦程砚秋的戏，连他的陈派抽袖也要学。

她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评剧里，按照京剧里皮黄的路子演，就是从她开始的。

出演电影《海棠红》后，评剧一词第一次被写进了新闻里，震动了文化界。

百年后，评剧不再粗俗，不再是人们口中的“蹦蹦戏”，成为中国五大戏种之一，更有人认为京剧居第一，评剧居第二。

她的嗓音低，鼻音重，后来就改成低弦低唱的方法，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开创了独特的白派表演艺术。

不过，评剧的辉煌，不是白玉霜个人的辉煌——至少不完全是。

白玉霜学识不高，可每每唱荤词，她自己感觉也不太好，想彻底的净化评剧，改掉荤词，可是社会风气不让她改，唱了一段没荤词的剧又唱回来了。

她所说的“全神贯注”比如今我们所说的“专注”要求更高，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点都不为过。

她说，“干嘛不使劲儿啊？”，可是，下功夫去演确实非常的难。

在上海演戏时，李义芬就常遭到别人拉去“吃茶”，不吃就威胁要打一顿。与她一起配戏的安冠英更遭同行暗算，被泼了镪水，没几年就死了。戏院门口也常有流氓打架斗殴，弄得人心惶惶。

最可怜还是白玉霜自己。

北京演出时，当时的市长袁良贪恋她美貌，请她吃饭，她婉拒，市长就叫上几个警察来拆台，放话说她的戏有伤风化，让几个警察把她一路“护送”到了丰台。保证以后改戏，不行。

哭诉说毁了合同要赔巨金，也不行。就是要赶紧走人。

白玉霜欲哭无泪。

白玉霜为他生了个孩子，不久孩子夭折了。那时幸好法官不在，就找了刚出生的小白玉霜来顶上。不料事情败露，让原配给闹开了，白玉霜就索性离开了法官。

她一生没离开过自己的戏班。谈恋爱自然也是自家班子里的演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她上演过杜十娘带着金银财宝去投奔恋人的真实戏码，与恋人同居半年，不问世事。

可她母亲教导居然是“你可别结婚，一个唱戏的嫁定了一个男人，就没有人来捧场了”。她给建议是真心的，把女儿当摇钱树也是真的。

当时的上海，由杜月笙一手遮天，还有黄金荣等江湖大佬，白玉霜肯定去疏通过关系。

可是百密总有一疏，白玉霜与汉奸报《新民报》的关系没疏通好，主编吴菊痴就在报上造谣生事。

白玉霜只好请他吃饭，给他钱，可刚出饭馆，吴菊痴就被抗日锄奸分子一枪打死了。

飞来横祸，日本军队为了报复，把白玉霜和母亲给抓了，关了两个星期，两人都受了不少折磨，白玉霜尤甚。从此落下癌症的病根，至死郁郁寡欢。

1942年，白玉霜被诊断位子宫癌。患癌的人，不是在惊吓中死去，就是在疼痛的折磨中死去。

白玉霜却是个特例，去世前，她还在演出《纺棉花》——这是禁演《闺房劝婿》的改编版。来戏院的一路上，她是坐着车来的，怕风怕雨，下车也是别人搀扶着下的车，颤颤巍巍。可一上台，她便全神贯注起来，精神抖擞。

一幕戏下来，病变处破裂，鲜血竟流了一腿。

她摔倒了，再也没站起来。1942年秋，她走完了短暂的35岁人生。死后，连真实名字都没留下，只说她原名李桂珍。这不过是，她初次登台的艺名。

白玉霜吃尽了苦头。不管是艺术训练上必须吃的苦，还是社会上横加的苦，都一拥而上。

她知道苦痛加身，有多难熬。所以她总是愿意帮助别人。她帮一个逃票的人买了全价票，那人感激涕零，问了好一会儿才知道她是白玉霜，便保证一定要去看戏。结果她的戏一上演，那人就把花送到了后台。

有些人写信求助，她派人调查，明确情况后，该帮就帮，毫不犹豫。

她活着的时候，评剧就从一种乡野娱乐，转变成了真正的艺术珍品。

一个时代的转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一种艺术的转变不该也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吗？

白玉霜小学未毕业，又是个女子，一人扛起了此重任。

或许她无意如此

可是，爱因斯坦说，“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

一个人对艺术热爱，是一个能量场矩阵，是那种永远不会让你迷失的迷宫，它会逼迫你逼迫自己，塑造自己，成为自己。

成为那个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能乘着热爱的东风，达到幸福的彼岸。白玉霜就没有。

她试过了。

至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