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页 / 娱乐 /  正文

白玉霜:一代名伶,美貌无双,孤苦一生

如今的明星、艺人地位都很高,一来是演戏唱歌这样的工作,不比一般的工作,它更累、更需要精神与体力的投入。

甚至,人一生的经历也掺和进来,决定了表演与演唱的深度与广度。

二来,媒体给了他们释放自己魅力的最佳通道。

民国时期的艺人可没这么好运。

台面上,他们为艺术拼命,艺术也让他们宛若新生,惊鸿舞动、流光溢彩。

台下却要寄人篱下,处处受人摆布,常常不得不委屈求全,向权势低头,甚至沦为达官贵人的玩物。

除此之外,艺人们几乎没有得体的出生,不是戏班子半路上捡来的,就是逃难的时候,父母实在无力养活,卖给别家的。

艺人们,从小便历经坎坷、文化水平不高、被时代无情地镇压在社会阶层的最低端,即使有钱有名了,还是免不了遭人随意践踏。

评剧“白派”创始人白玉霜便是如此。

20世纪的30年代,白玉霜简直红得发紫,京津卫等文化发达的地区,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评剧皇后”。

她最拿手的是“苦戏”。她唱《秦香莲》,字正腔圆之外,她还加了自己的特色,专门把中低音的优势发挥出来,而且她希望把表演与唱戏完美结合起来,经常通过眼神的挑动,肢体语言的转换,让表演更加传神、细腻。

她唱《潇湘夜雨》,与《秦香莲》一样是寻夫的故事,丈夫发达后要抛弃妻子再娶,妻子苦苦寻夫,一路受尽苦楚,虽然后来与丈夫和好如初。但戏迷们无论听多少次,都感动落泪。

能把一个“苦”字诠释得如此逼真,让人感同身受。除了才华,与个人经历更分割不开。

白玉霜出身贫寒,从小跟着父亲李景春一起演戏。父亲是唱老生的,没有自己固定的戏班。

穷困的夫妻两生了一儿一女,女儿跟着四处卖唱、奔波。儿子在母亲的娘家读私塾。

白玉霜从小在评剧的耳融目染下长大,十岁时便自己自学过连珠快书《碰碑》和京韵大鼓《层层见喜》,她自己练,自己唱。

有一次李景春正好在孙凤鸣师父的戏班里演唱,孙凤鸣偶然听到白玉霜的唱腔,觉得是可塑之才,便她唱半出《马寡妇开店》来听听,没想到年仅十岁的她,唱腔虽然有点不准,却能唱出寡妇生活的寂寞与煎熬。

只要感情是真的,唱腔方面的“缺点”是可以改的。《马寡妇开店》学会之后,孙师父又教她学了《王少安赶船》、《花为媒》几出戏,她学习非常认真,唱词记得非常准确,嗓门也清丽。

学了戏,上台的日子就不远了。

孙师父给她取艺名李桂珍。同时学戏的还有另外两个叫小桂花和小菊花的姑娘。

十二岁时,白玉霜就开始演出了。

李景春是个唱戏的,经常这个戏班里呆一呆,那个戏班里跑一跑。两年后,他因病去世,家里的经济支柱就只剩下14岁的白玉霜。

再后来,弟弟李国璋读不下去书,就回到一家人身边,做了个拉二胡的。其实没什么作用。

白玉霜的母亲觉得,既然白玉霜能唱,干脆就组一个班好了。她和自家兄弟当管事,还找来了一些小演员。

每天早上,这个自家兄弟就把白玉霜和小演员们叫起来,到人少的郊外去吊嗓子。如果戏班子去大连、旅顺演出,大家就专找海边,山脚去练,越是冷天,也是要去。

吊嗓子之后,晨曦褪去,天蒙蒙亮,戏班一天的早上才算是真正开始了,这时候,要继续排戏。

一年到头,只有初一、十五不吊嗓子,不练功。但戏还是照常演,演了才有收入,才有饭钱。

当时的评剧讲的多是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和伦理道德,又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经常会有些荤段子夹杂期间,难登大雅之堂。

他们去天津凤翔戏园演出,那时白玉霜会唱的戏还不多,不外乎以前学的《马寡妇开店》,《杜十娘》等等,后来因观众要求,她也演了《小老妈开唠》、《苏小小》这类评剧。总是荤段子不断,观众特别买账。

白玉霜没有受过系统化的曲艺训练,她总是在市井里走动,所以演出时,荤段子,加上快书、大鼓、坠子、河北梆子一起上,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

这样做很赚钱,可终究不是白玉霜的志向。

她没上过学,过着戏班子里四处颠簸的生活,平时能接触到的文字也就是八卦小报和唱本。

她很好学,不懂的就立马问。渐渐地,她也发觉被自己视为生命的戏剧演出,在别人眼里狗屁不如,与京剧,豫剧一比,更加粗俗。

刚过百年历史的京剧,因为慈禧太后喜欢,进过宫廷,所以被人视为最正统的戏曲。

民间则充满崇敬的称京剧为“大戏”,给评剧的评价是“蹦蹦戏”,看评剧时人们的口头禅是,“走,看玩艺儿去。”玩艺儿指的是演员。

白玉霜气不过,她觉得自己是真的认认真真在演出,排练时也是一板一拍地不敢怠慢,大清早去吊嗓子也就更不用说了,越是冷天,越是得到冷风里去站个大半天,这样的付出,怎就因为唱词里有几个荤词(戏班子里叫做“粉词”),就成不了艺术了呢?

评剧里没有导演制度,白玉霜注意到大戏班里都有导演制度,她就去请了一位有学识的导演,这导演一上来就给演员排了一出老戏。

有些人演腻歪了,烦透了一遍又一遍地排练。可是,谁敢违抗白玉霜,她即是角儿又是班主。

评剧之所以不登大雅之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演员都怎么记唱本,上台忘词儿了,胡诌几句是经常的事。

白玉霜会在后台守着前台的演出情况,新戏上演后,她就会把唱本放在后台,一幕演完了,她就赶紧去翻一翻,跟正在台上的演员对词儿。她说,演出一定要有规格。

有人唱错了,下台后赶快招认,她就会轻描淡写地说,下次注意就行了。

可要是不主动认错,她就一直用眼睛瞪着人家。如果听台上有喝倒彩,她就马上排查究竟哪里出问题。

她对“标准”一词很在意,对评剧的改造尽心尽力。

她对各种唱本有什么地方能确实引起观众笑声,有哪些地方能让观众眼泪婆娑,了如指掌。也知道该如何运用这些笑点与泪点。

不仅唱词要准,连手势也要准。她有个养女,这个女儿以后会成为著名的评剧艺术家小白玉霜。

有一次,两人合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小白玉霜演祝英台的小丫头,上台送马鞭。她伸出手,把马鞭递过去,结果白玉霜死活不肯接。小白玉霜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听见有人轻声对她说,把手翻过来。手心向上后,白玉霜才接过了马鞭。

结果到来台下,这马鞭就成了打女儿屁股的工具了。小白玉霜说,当时她被妈妈往死了打,打得舞台上大幕也晃了起来。

白玉霜全是靠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对评剧的绝对忠诚,在改良,在革命。多数时候,更是靠着与生俱来的认识与敏感在行动。

养女演的好了,她不会表扬,更不会把别人的表扬说给女儿听,生怕孩子一夸就掉链子。

她查别人的错处,也鼓励别人查她的错处。有一次,一个演员指出白玉霜唱错了几个词。

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当场就赏了两块大洋,说,“太好了,这钱你拿去洗澡吧。”两块大洋能洗到的澡,大概是最奢侈的,带一两个小时泰式按摩的那种吧。

她直言不讳,完全沉浸在演出中。李义芬陪她演《红娘》,有些地方太生硬,她在说白时直接加了一句,“你真像个棒锤啊!”把李义芬气得直嚷嚷。

她要求戏班全体人员,上场即投入,谁要是误了场,一定要在祖师爷牌位前点香认罪,如果再有一次,就要处罚。

她自己更是不轻易放松,她演《玉堂春》、《珍珠衫》、《桃花庵》,全是一个人顶全场,不让别人分半场演,她觉得分演感情不连贯。

感情。若不是将艺术看做活物,真正有生命力的存在,是绝不会投入感情的。

买优秀唱本要花钱,一本要十几块大洋,她总是不惜下重金。

她不仅学戏,中意的细节也要模仿。她喜欢看四大名旦程砚秋的戏,连他的陈派抽袖也要学。

她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评剧里,按照京剧里皮黄的路子演,就是从她开始的。

出演电影《海棠红》后,评剧一词第一次被写进了新闻里,震动了文化界。

百年后,评剧不再粗俗,不再是人们口中的“蹦蹦戏”,成为中国五大戏种之一,更有人认为京剧居第一,评剧居第二。

她的嗓音低,鼻音重,后来就改成低弦低唱的方法,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开创了独特的白派表演艺术。

不过,评剧的辉煌,不是白玉霜个人的辉煌——至少不完全是。

白玉霜学识不高,可每每唱荤词,她自己感觉也不太好,想彻底的净化评剧,改掉荤词,可是社会风气不让她改,唱了一段没荤词的剧又唱回来了。

她所说的“全神贯注”比如今我们所说的“专注”要求更高,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点都不为过。

她说,“干嘛不使劲儿啊?”,可是,下功夫去演确实非常的难。

在上海演戏时,李义芬就常遭到别人拉去“吃茶”,不吃就威胁要打一顿。与她一起配戏的安冠英更遭同行暗算,被泼了镪水,没几年就死了。戏院门口也常有流氓打架斗殴,弄得人心惶惶。

最可怜还是白玉霜自己。

北京演出时,当时的市长袁良贪恋她美貌,请她吃饭,她婉拒,市长就叫上几个警察来拆台,放话说她的戏有伤风化,让几个警察把她一路“护送”到了丰台。保证以后改戏,不行。

哭诉说毁了合同要赔巨金,也不行。就是要赶紧走人。

白玉霜欲哭无泪。

白玉霜为他生了个孩子,不久孩子夭折了。那时幸好法官不在,就找了刚出生的小白玉霜来顶上。不料事情败露,让原配给闹开了,白玉霜就索性离开了法官。

她一生没离开过自己的戏班。谈恋爱自然也是自家班子里的演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她上演过杜十娘带着金银财宝去投奔恋人的真实戏码,与恋人同居半年,不问世事。

可她母亲教导居然是“你可别结婚,一个唱戏的嫁定了一个男人,就没有人来捧场了”。她给建议是真心的,把女儿当摇钱树也是真的。

当时的上海,由杜月笙一手遮天,还有黄金荣等江湖大佬,白玉霜肯定去疏通过关系。

可是百密总有一疏,白玉霜与汉奸报《新民报》的关系没疏通好,主编吴菊痴就在报上造谣生事。

白玉霜只好请他吃饭,给他钱,可刚出饭馆,吴菊痴就被抗日锄奸分子一枪打死了。

飞来横祸,日本军队为了报复,把白玉霜和母亲给抓了,关了两个星期,两人都受了不少折磨,白玉霜尤甚。从此落下癌症的病根,至死郁郁寡欢。

1942年,白玉霜被诊断位子宫癌。患癌的人,不是在惊吓中死去,就是在疼痛的折磨中死去。

白玉霜却是个特例,去世前,她还在演出《纺棉花》——这是禁演《闺房劝婿》的改编版。来戏院的一路上,她是坐着车来的,怕风怕雨,下车也是别人搀扶着下的车,颤颤巍巍。可一上台,她便全神贯注起来,精神抖擞。

一幕戏下来,病变处破裂,鲜血竟流了一腿。

她摔倒了,再也没站起来。1942年秋,她走完了短暂的35岁人生。死后,连真实名字都没留下,只说她原名李桂珍。这不过是,她初次登台的艺名。

白玉霜吃尽了苦头。不管是艺术训练上必须吃的苦,还是社会上横加的苦,都一拥而上。

她知道苦痛加身,有多难熬。所以她总是愿意帮助别人。她帮一个逃票的人买了全价票,那人感激涕零,问了好一会儿才知道她是白玉霜,便保证一定要去看戏。结果她的戏一上演,那人就把花送到了后台。

有些人写信求助,她派人调查,明确情况后,该帮就帮,毫不犹豫。

她活着的时候,评剧就从一种乡野娱乐,转变成了真正的艺术珍品。

一个时代的转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一种艺术的转变不该也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吗?

白玉霜小学未毕业,又是个女子,一人扛起了此重任。

或许她无意如此

可是,爱因斯坦说,“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

一个人对艺术热爱,是一个能量场矩阵,是那种永远不会让你迷失的迷宫,它会逼迫你逼迫自己,塑造自己,成为自己。

成为那个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能乘着热爱的东风,达到幸福的彼岸。白玉霜就没有。

她试过了。

至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