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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之名,对簿公堂,《长安三万里》为何成被告?

以史之名,对簿公堂,《长安三万里》为何成被告?

自电影《长安三万里》上映以来,票房表现青云直上,38万人打出的豆瓣评分稳定在8.3,可谓是追光“新文化”系列的开门红。

8月16日,正值电影票房冲18亿之时,洛阳市隋唐史学会却发布声明表示,《长安三万里》的部分情节与史实不符,极易误导观众,影响了历史人物出生地、事发地同胞的感情,并发出律师函,要求主创团队道歉。消息一出,立刻引爆舆论。


【资料图】

随着这一纸诉状新闻事件的持续发酵,关于艺术创作与尊重史实之间的讨论,也持续升级。

洛阳市隋唐史学会表示,《长安三万里》是动画电影,青少年受众面广,史实错误更加不可容忍。

学会指出,杜甫早年生活在洛阳,李白与杜甫第一次相逢也在洛阳,并非影片当中的长安;“一日三绝”发生在洛阳天宫寺,并非影片中的扬州;救下郭子仪的是李白,也并非影片当中的高适。

在中国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洛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一部影片定名为《长安三万里》,同时把很多情节放在了长安背景下,洛阳史学会站在自己家乡的角度发声,是合情合理的。

《长安三万里》在早期宣传时期,有意地把影片定义为唐诗、历史科教片,容易给大众留下“电影课堂”的印象。而课堂最需要严谨,观众自然会以严苛的标准看待。

实际上,只要涉及了艺术改编,要做到作品100%与历史契合,都是非常困难的。虽然电影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上出现了偏移,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观众,但影片的历史文化熏陶未尝不是观众接触历史、增长兴趣的起点。从这个层面而言,电影的正面作用肯定比负面作用大得多。

同时,作为与历史文化结合紧密的影片,《长安三万里》的被告也为同类题材长了一个教训。此后,同类影片的主创团队,不妨适当规避“历史”“科教”的刻板印象,同时对事件发生的真实地点做出宣传。美美与共,方能够和而大同。

一部影片艺术创作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始终是电影人思索的命题。如果要求每一部电影都绝对还原史实,那么对于国产电影而言,创作环境并不是优化了,而是更加严苛了。

电影本质上是艺术创作,而非教材。如果《长安三万里》是一部讲述唐朝由盛转衰的纪录片,那么将原本发生在洛阳的历史移至西安,便是不可忍受的原则性错误。不仅是地点,纪录片的人物关系、服装配饰、建筑、食品和城市场景等,都要尽可能地考证、还原,并用画面呈现在银幕之上。不同电影类型,对其历史还原的要求也不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标准。

电影创作者要坚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长安三万里》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题材电影,在进行艺术加工时,仍然要尽量符合史实。

同时,从影片本身出发,“长安”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地点,而更多的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理想载体。而对于容易引发史学争论的艺术改编,需要附加特定的说明,以免由于引发误导而陷入争议旋涡。

在《长安三万里》成为被告的背后,大家也认可了洛阳这座古都的诉求。

近些年,在考古过程中很多地方都在“争”,争论历史人物的家乡、神话传说的发生地,本质来说,是对地区品牌知名度和旅游资源开发的争夺,意味着大好河山到处都是历史文化资源,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暑假,《长安三万里》的西安研学路线火了一把。小编也期待着,各地能够打破壁垒,推出多城联动的旅游线路,让历史文化名城携手并进,而非零和博弈。

将洛阳发生的历史改为长安,不仅影响洛阳本身的知名度,更影响了旅游收益。时至今日,电影的经济效益早已不仅局限于票房和版权费用,而是已经扩大至旅游业、制造业、文化服务业等多元产业,头部电影对于经济的影响是辐射性的。

《长安三万里》主创成被告,是一次经验,而非一次错误。2023年暑期档已破178亿,刷新了疫情前的票房纪录,国产电影持续向好,文艺创作者不应束缚了手脚。电影的教育意义是多元的,既有历史的教育,也有道德、文化和美学的教育。

小编也期待着,今后也能有电影以洛阳这座古都展开,通过多元的文化输出与创新,打造新的城市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