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立与大众之间，17岁的FIRST寻找答案

在青海省西宁市唐道广场的一家奶茶店里，店员敏锐地注意到客人脖子上挂着的FIRST影展证件，“你们的活动开始了吗？”

此时FIRST影展的日程已然过半，奶茶店就在每天都有进行露天演出、放映的广场附近不足两百米处，但店员却未能知晓。得到已经开始了的回答后，店员追问道：“那易烊千玺什么时候来呀？”

这是FIRST多重属性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它是电影人每年约定相聚的“乌托邦”，另一方面，“易烊千玺效应”构成了大多数行业外的人对它的所有想象。越来越多的明星、“顶流”现身FIRST，让微博热搜这种早年间完全无法想象如何与FIRST挂钩的事情，开始变得稀松平常——如果不是FIRST，在西宁这片高地，不知道还有什么机会能迎来流量漫灌。

(相关资料图)

这也是一些多年参与FIRST的老朋友常把“FIRST变了”挂在嘴边的最浅显的原因之一。过去以自由、生猛而著称的FIRST，如今正在往精致化和大众化的方向上狂奔，并尽可能捏合出属于新生代FIRST的“独立”气质。

好处是，FIRST让电影与更多人的距离变得亲近，不再是行业内的圈地自嗨，但作为电影界不可替代的场域，17岁的FIRST也总得制造变化、拥抱变化。

“易烊千玺们”

这不是易烊千玺第一次来FIRST，早在2020年的第14届FIRST，易烊千玺就是影展的“一号人物”。彼时，FIRST创始人宋文谈到过易烊千玺给FIRST做出的贡献，“他把他代言的品牌介绍给我们，我们需要不同的sponsor（赞助者）来支持我们的发展和运营，很多是今年才有所斩获。”

2020年第14届FIRST  “一号人物”易烊千玺

这揭示了“流量”们与FIRST之间的必然联系。和官方节展对比，FIRST缺少官方的资金支持，电影票的收入也较为有限，想要持续运转下去，不可能忽视与品牌的合作、业内电影公司的支持和周边售卖等环节。而加入具备“流量”的新生影人们，则是对品牌合作的最佳背书。

在今年的影展上，FIRST与vivo合作的超短片单元、与CHANEL合作的“FIRST FRAME第一帧”单元以及与BMW合作的先锋创作单元，构成了三道不一样的靓丽风景，而这些板块都是最近三四年中才迅速成长起来的。

比起在其他电影节展上做一个简单的品牌活动或者影人论坛，冠名一个单元来对符合品牌气质的作品和作者进行挖掘，无疑抵达了品牌传播的更高层次。

比如，在手机摄影技术中的持续探索vivo，与FIRST联合设立了时长需在300秒以内的超短片单元，目的就是传达“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新时代创作理念。这一单元创立四年以来，作品形式愈发多元，早已不局限于剧情片领域，而是生长出纪录片、互联网概念短片、艺术类概念片等多种样态。而关于超短片的评审标准，也在一年又一年的探索之中不断重塑与完善，这在短片已然成为大众生活主要接触的媒介形式的前提下，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百年品牌BMW希望能时刻保持与时代最新潮的共鸣，在去年与FIRST合作设立先锋创作荣誉，从主竞赛入围短片中寻找作品进行表彰，今年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先锋创作成为了一个独立单元，拥有独立的入围片单。易烊千玺今年正是作为该单元的“先锋召集人”而出席的。

有趣的是，比起超短片单元入围者来自社会各类不同的行业与身份，先锋创作单元的所有入围者均来自影视相关院校，最终无形地进行了单元之间的区分——超短片可以“下沉”至更多行业外的人身上，而影像的先锋探索还是离不开电影专业的基础。

著名奢侈品品牌香奈儿则将注意力更多投注到女性影像身上。“FIRST FRAME第一帧”单元从2021年开始，也历经了从主竞赛入围影片中选拔到从主竞赛初选阶段选拔的变化过程，同时还加入了短片的部分，如学术推介人戴锦华所言：“三年来，我看到了FIRST FRAME的作品在艺术成长、女性意识、女导演比例，和所覆盖的社会宽度的大幅成长。”

品牌的深入合作所带来的更多独立征片单元，也让FIRST放映的总片量相比以往有了大幅增长，观众也可以在FIRST领略到更多样化的创作生态。明星、品牌、影展之间形成的互动，既是一种必需，也在一定程度上最终丰富了观影体验。

电影拍给谁看？

在超短片单元展映中，有一部叫做《地下室拍摄始末》的作品，讲的是一个想拍摄社会底层人生活的电影专业学生的故事，主人公将自己完成的作品给真正的底层人员观看，并收获了“主要是看不懂”的评价。短片结尾，一行字幕打出“我们为了谁拍电影？我们为什么拍电影？”，故事简单，但叩问掷地有声。

这何尝不是FIRST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对于很多电影行业之外的人来说，电影似乎仍是遥远的，吸引他们的是明星和话题本身。在露天放映的广场上，这看似是电影与普通人的边界最容易消弭殆尽之地，但实际上来往行人对每天的乐队演出和明星talking环节的兴趣，是远大于电影放映的。

前两个环节每天开始的时间更早，是广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一个个手机被举起拍摄小视频；到了影片放映时，往往已经是晚上八点半，如果前面的环节有所耽搁，那便得九点多才能开始，大量人流已经散去，留下的多是电影人、媒体与志愿者的身影。

在每天露天放映开始前，志愿者会提醒在场的观众们，如果到旁边的FIRST STORE买满1100元，可以获得两张闭幕红毯的门票。而在许多年前，参与过早期FIRST观影的影迷告诉毒眸，那时的电影票是一张卡片，上面有差不多四五十个方格，买票观影之后会给卡片盖章，盖满30个能换一张红毯票，“奖励的是爱看电影的人。”

疫情三年，FIRST都在努力着、不曾缺席，但有些事情的恢复，的确不是一时半刻即可达成。在疫情之前，每年前来FIRST观影或许是不少影迷必行的朝圣之旅，但三年的种种限制之后，如今能见到的更多观众还是媒体、从业者、志愿者等等，普通影迷还在回归的路上。

当然，很大程度上，影展的志愿者与影迷的重合度是极高的，志愿者的身份给许多年轻影迷提供了更低成本的影展观影机会。但志愿者群体的表征，也在随着时代而变化。一位多年担任FIRST志愿者的朋友告诉毒眸，“以前说十岁、五岁一个代沟，现在我感觉说夸张一点，半岁就有代沟了。和现在的志愿者们聊两句话，就知道聊不到一块去。”

这也是FIRST气质变化的一个侧影，活动越来越多，志愿者群体越来越庞大，节展越来越精致和细分，志愿者们之间紧紧绑定并且“患难见真情”的机会似乎变少了。

被追捧的、被批评的

在大众化元素之外，FIRST也在竭尽全力地保留着自身的独立气质。

主竞赛单元从来最受瞩目，今年讨论出圈的影片有两部——《银河写手》与《去马厂》，但出圈的方向却是两个极端。

《银河写手》站在的是好评端的。打开豆瓣，“FIRST专供片”成了评价中屡屡出现的高频词语。原因在于，《银河写手》讲述的是关于编剧的故事，当中的太多情节与从业者的生活息息相关。而观影氛围从来都对观影体验有着巨大的影响，在FIRST这种从业者居多的场域中放映描绘行业状态的影片，自然能收获尤其积极的能量场。

《银河写手》的导演单丹丹、李阔自己也在近日的访谈中提到，“其实每次我们看自己的电影，前20分钟都如坐针毡，不由自主地特别尴尬，因为不自信。西宁特别的地方是，这里的影迷群体很不一样，我们放在片子里的很多点，大家都能理解到，都会给反应。好像是这样的氛围，把我们原本会有的尴尬消解掉了。”

而《去马厂》则是另一个极端。去年就以《钓鱼》入围过主竞赛的南鑫，今年的作品《去马厂》再度入围。其影片拍摄毫无章法，对片中角色的塑造更是触目惊心，导演也在映后屡次遭到在场观众直接开怼。打开豆瓣，铺天盖地的一星评价映入眼帘，对于FIRST究竟为何连续两年令其入围的“费解”占据主要篇幅。

但即便顶着如此巨大的争议，FIRST仍然在最后的颁奖礼上给《去马厂》颁发了“一种立场”的奖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惧争议的选择的确也是独立性的一种体现，不因舆情汹涌而左右评审时的判断。

出现“灾难级表现”的也远不止《去马厂》，在各大媒体评选出的场刊中，《穿越魔鬼城》《春日狂想》《暴雨过境》几部影片与《去马厂》一同垫底，被戏称为“四大烂片”。

实际上，口碑两极分化，对电影节来说是常事。中国的中小成本电影创作生态，本身也完全无法支撑起每年都出十几部不一样的优质电影的产能。FIRST只能做自己的选择，让不论是类型还是作者性质的影片能有同台接受观众检阅的机会。

据今年的主竞赛单元征片报告显示，今年无制片公司参与的剧情长片占比为35%，是继2022年后连续第二年出现独立制片占比超过30%的情况。38部独立制片影片中，有35部为导演首作——对无门无路的导演们来说，FIRST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出口。

场域的力量

更抽象化的独立性在于，西宁总是一个更乌托邦化的场域，在世俗上会分“三六九等”的电影人物，到了西宁有了更平等交流的机会。

对明星们来说，FIRST就是一个难得松弛的场域，这是出席其他品牌活动时没法达到的效果。比如这次的易烊千玺，除了必要的公开行程之外，也能去看个电影，在街头散步。

更多的演员、导演等平时以明星身份出现的人，在来到西宁之后就像普通人一样没有边界地交流，享受卸下光环的松弛。

FIRST对于各类“推介人”与“一号人物”的设置，往往也只服务于传播，并不会实质性介入到评审过程中，所以也不涉及对评审工作独立性的影响——专业的事交给“厚重”的评审团来干，传播职能交给自带流量的话题人物，分工明确。

各大电影节展中也都有创投、训练营等等针对青年创作者的扶持，但这些活动与展映不同，总是与绝大部分参与者保持着刻意的距离。但在FIRST，一切融为一体的感受更为强烈。

比如训练营，虽然少有人了解前期筹备与拍摄制作过程，但每年FIRST都会在影展期间为训练营的成片举办盛大的“世界首映”，入场票的难抢程度甚至不亚于开闭幕影片。观众虽不参与过程，但至少有机会见证结果。

对于影视公司的老板、投资者们来说，和媒体、创作者之间的交流也在开放的洽谈空间中变得更平行。虽然肯定也大量存在“回北京再聊”后杳无音信的情况，但是每年来参加FIRST还是有一种主动投身不切实际的美梦的畅快，而这样的机会在残酷的日常生活里实在太少了。

FIRST的征片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是，“无论如何，西宁高地依然是电影人的家园，无名者的应许之地，当盛夏的太阳移动到北回归线的最高点时，电影的精神肖像将准时到达。”或许在大众性与独立性之间，目前的FIRST还不能提出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它对“精神肖像”的贯彻始终存在。

而电影，总归离不开那一股子精神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