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香港作家西西 孤寂与自由，本是“天生一对”-当前最新

西西原名张彦，广东中山人，1937年生于上海，为香港《素叶文学》编辑。代表作有《我城》《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店铺》《飞毡》《我的乔治亚》《白发阿娥及其他》等。

西西52岁时，因乳癌入院，并把自己治病的过程写成了《哀悼乳房》一书，手术后她的右手失灵，从此改用左手写作。这部小说在2006年被改编成电影《天生一对》。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曾获“世界华文文学奖”、美国“纽曼文学奖”、瑞典“蝉文学奖”、香港书展年度作家、红楼梦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

2003年11月，我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一个有关当代诗歌的研讨活动。那时我正在《书城》杂志做编辑，主持原创和访谈栏目。因为和黄灿然、廖伟棠等诗友的交往，我很早就知道香港几位非常出色的作家，并读过他们的部分作品——尽管他们的作品在内地出版已经是十年后的事情。我当时就深感内地和港台之间文化上的隔膜，相互了解的多是那些很外在、较畅销的作家，而真正优秀的严肃作家，彼此之间连文学圈内部都所知甚少。因此我在《书城》上特意刊发了不少港台严肃作家的作品，其中的几位（骆以军、董启章等）更属首次在内地刊物发表作品。此外的香港作家主要有西西、董启章、黄灿然、黄碧云、也斯和何福仁。

人行道上的初会

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虽然待了一周，但是逛书店、参加活动、见朋友见作者，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和何福仁通了几次电话约见面的时间，他听说要去一些活动场合或者有别的作家在场，在电话那头便显得有点犹豫。我马上意识到他是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作家，这也和之前朋友对他的介绍相吻合。对这样的作家我向来尊重，就和他约好我离开香港的那天中午见面，因为那时只有我一个人了；相约见面的地点是地铁佐敦站的恒生银行。

我背着一包书、提着一袋书，在人潮汹涌的香港地铁里穿行。头一回逛香港书店，想买的书太多了，最后把购书范围限定在文学范畴之类，我才不至于要再买一个大包装书。到佐敦车站下车，我远远看见一位儒雅的长者，手拿一本书（因为之前未曾谋面，何福仁为了让我便于认出他，便说好手拿一本书，什么书名我现在记不得了）。我一眼认出他，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读书人淡漠的气质。简单寒暄几句，他就带我往外走。和许多香港人一样，他的普通话不是很利落，而平时他也一定是寡言的人。可是他的沉默并不让我觉得不自在，反倒让我感觉亲切——我一向喜欢情感内敛的人。

我们匆匆从人流熙攘的地铁站出来，即踏入佐敦地铁站外喧闹又逼仄的人行道。和许多香港人一样，何福仁走路很快，还说要帮我提一袋书。我当然拒绝了——何福仁当时已年近六十，头发都花白了，绝对是我的文学前辈了，我怎好意思让他帮我提书呢？没走多远，何福仁突然停下来。我有点诧异，也跟着停下来。他指着站在人行道护栏边的一位瘦小的老妇人向我介绍：“这是西西。”我当时的惊讶可想而知：一是何福仁之前没有跟我说过西西要一起来；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西西一直患病，多少年都是深居简出，买书都是由好友何福仁代劳的，我的几位香港作家朋友也都多年无缘见到她。因为她的书一直由台湾诗人杨牧主持的洪范书店出版，以至于当时很多人认为西西是台湾作家。

我到现在还记得，西西当时身着朴素的蓝布外套和布鞋，头发有些花白，表情很友善。我立刻上前和她握手，向她问好，同时抑制着意外又惊喜的情绪。因为多年和疾病抗争，西西当时看上去气色不太好，脸上带有病容，走路也很慢，以至于在去餐厅的路上，我和何福仁都有意放慢脚步，以便和西西同行。我想也是这个原因，体贴的何福仁没让西西下到地铁站，而是让她在地铁站外的人行道上等我们——地铁里空气比较窒闷，显然不利于重病后的西西身体的康复。

走了几分钟，就到了附近的一家西餐厅，西西、何福仁的另一位老友许迪锵已经等候多时了。许迪锵身材略胖，看起来更为和善安详。他们三位都是《素叶文学》的同人。《素叶文学》在上世纪下半叶是香港文化中罕见的异数，他们对于纯文学的坚持令人尊敬，所达到的文学水准则是让人叹服的。我听好友黄灿然说过，香港艺术发展局每年都有大笔资金扶持香港文化，但是由于“素叶”同人讨厌其中的蝇营狗苟，最后都是自己出资出版。这种对于独立性的坚持当然也是他们文学品格的保证。在香港那样完全商业化的背景下，他们的这种坚持显得格外难得和珍贵。因此在见他们之前，我早已对“素叶”同人有一份特别的尊重。

落座之后叫了几份简单的点心，大家很自然就谈起文学。也许是因为何福仁和许迪锵普通话都不太好，他们说话较少，而西西则显出直率自信的个性。西西祖籍广东，但在上海出生，并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让我自然又多出一份亲切感。许迪锵、何福仁在一旁静静地倾听我和西西交谈，但他们眼神里流露出对西西的欣赏和关心是溢于言表的。当时，我就想：西西有这样的文友，真好；“素叶”同人的确有老派文人的操守和风骨啊。他们在生活上给予西西细致的照顾：虽然何福仁自己的文学修养就很高，诗和散文皆属一流，但是他们都乐于待在安静的角落，乐于让聚光灯从自己的身边掠过，聚焦在他们推崇的西西身上。当时聊了一个多小时，气氛融洽愉快。我还记得我开玩笑说，要是带录音笔录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访谈。可惜我没有带，因为我根本没有料到会见到西西，更别说采访了。当然，也许正是这种非工作性质的散漫聊天，让整个见面交谈的气氛变得更为轻松了。

孤寂的自由

我们谈了很多，我现在还记得一些。我问西西喜欢哪些外国作家？她和何福仁相视一笑，说：“他们现在都成畅销作家了。”原来他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已经迷上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和卡夫卡了，当然那时他们看的是英文版。从这里，我们也就知道了西西小说里那些花样翻新的叙述方式的来源了。“素叶”同人引起我的尊重，当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操守，而且也和他们的小说和诗歌中流露出的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印记有关。这一点在何福仁的诗歌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坦率说，和比“素叶”同人晚一辈两辈的香港作家执着于香港本土经验相比，西西们的文学视野要开阔得多，当然他们的写作也从“我城”的本土经验出发，但并不刻意去阐明那个著名的已经有几分刻板的文学公式——所谓地方的就是世界的。换言之，在对香港本土经验重视的同时，他们对西方文学思潮和语言本身一直葆有一种开放式的敏感。这一点在西西诸多优秀小说和诗歌中都有精彩的呈现。

因为对现代派文学的敏感，西西也是港台作家中较早注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地文学中的先锋派的。他们在那时就编过一本内地小说家的小说集，其中收录了莫言、余华、苏童等刚刚在内地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家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西西眼光的犀利。对台湾文学，西西似乎评价不算高，“他们太喜欢用形容词了，而且台湾作家过得太舒适：王祯和生病住院，医生听说他是王祯和，立刻给予悉心照料。那位医生就是他的粉丝——这在香港是不可想象的。”说到此处，西西并没有丝毫艳羡的表情，仍旧是坦然平静的样子。

的确，对于在香港做文人的孤寂命运，他们早已坦然接受，毫无怨言。不知怎么说起布莱希特，我翻出刚刚在香港书店买的一本台湾版布莱希特诗集（李魁贤译），找到在地铁上刚读到的一首《李树》，指给西西看。西西转头跟何福仁说，这我们也要买一本，然后说起他们有一年去德国旅行，去过布莱希特的故居，“好像院子里还有这颗李树。”西西、何福仁几乎从不参加香港的任何文学活动（和我电话相约时的迟疑即是明证），但是他们结伴去过很多国家很多地方，作为自在的旅行者和观察者。这些都在他们的诗文里留下清晰的印迹。他们也曾多次到内地游历，何福仁就曾以他们在江南旅行的经验，写过精彩的长篇散文《江南水乡》。何福仁微笑着说起他们某次在成都的经历：“我们在一家商店的柜台前看里面的东西，服务员走过来，竟向我们大声斥责：‘看什么看！’”我们都笑起来。显然，那位服务员很势利，看他们服饰质朴，以为他们是毫无购买力的普通老人了。

他们到内地旅行，纯粹就是观光客，从不和内地文人有任何接触。的确，对于作家而言，没有比自由更重要的了。而对自由的获得，一方面要看外部环境有没有提供这样的可能，然后还要看作家自己能不能放下世俗功利的羁绊。真羡慕西西和她的“素叶”同人们，他们做到了。内地文人习惯性的呼朋引类和西西他们是绝缘的。对西西来说，写作当然地就是一个人孤独的事业，并且对这孤独持一种坦然接受的态度。她和世界之间联系的唯一桥梁就是她的作品。她常年生活在香港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可是她的文学世界却是那么辽阔。世界赐给她一间小屋，而她却回赠给这个世界更多的世界，更多的温暖，更多的美。事后想起在青文书店见到的厚厚一摞西西作品，就是从这样一个病弱之躯中流露出来的，不禁对西西又平添了几分敬意。

迟到的致敬

之后的十几年，我和西西、何福仁联系不多。这对于生性散淡、淡泊名利的文人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大约十年前，西西小说国内的编辑雷淑容女士，请我去东莞一家图书馆，参加西西新书《缝熊志》的一个分享活动。我从广州过去，赶到时活动已近尾声了。现场人比较多，一场活动已经令西西有些疲惫，就上前简单打了个招呼。那时距我在香港第一次见她已经过去十年了，我欣喜地发现，西西整个人的气色比十年前好了不少，不禁感慨西西的生命力该是多么的顽强旺盛。

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西西参加公开的文学活动要比以前多一点。而更让人高兴的是，随着西西作品在内地的大量出版，也为她在国内赢得了一大批忠实读者。同时，在最近十年，西西也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文学奖项，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对这位外表羸弱、内心坚强、深居简出又才华横溢的作家迟到的致敬。

18日,在朋友圈惊闻西西离世的消息，我感到难过，至少在我自己可能有些苛刻的寥若晨星的文学天空，又少了一颗璀璨的星，世界因此而黯淡了许多。西西的离世，连同九年前也斯的去世，确凿无疑标志着香港文学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留下的空白，在我看来不仅是香港本地文学难以填补的，就算以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整个华语文坛为背景，他们的离世都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当然，对我这悲观的论调，我想已在上天的西西，一定也会以她特有的淡然微笑着否定吧。前几年，我有幸成为香港李圣华青年诗人奖评审，同为评审的还有何福仁、钟玲、关梦南和钟国强。我和何福仁意见颇为接近，都为几位香港年轻诗人过人的才华而感到振奋。自然，这些年轻人眼下还难以称得上是西西的接班人，但他们将来一定会谱写出香港文学新的篇章——在西西、也斯等香港文学前辈杰出作品的滋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