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冯骥才：没有年龄感 但有紧迫感

11月6日，由天津大学主办、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承办的“八十个春天——冯骥才与天津”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在研讨会的闭幕致辞中，冯骥才先生说他没有80岁的年龄感，但有时间的紧迫感，“我今天中午没睡觉，就是被一个话题触动，想要写一本叫《非遗学原理》的小册子。”

冯骥才先生出生在春天，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九。今年3月初春时节，他在过80岁生日前许下两个愿望：一个愿望是在生日当天陪105岁的母亲吃一碗面；另一个愿望是开一个研讨会，以他与天津的关系为切入点，从学术角度研讨城市与作家的血脉渊源。这两个愿望，跨越三个季节，在2022年终于都实现了。

写《俗世奇人》上瘾

(相关资料图)

虽已八十，冯骥才先生却笔耕不辍，除了11月5日，“八十个春天——冯骥才与天津”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首发的两部新书《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和《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外，《俗世奇人（肆）》也于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

冯骥才表示《俗世奇人：手绘珍藏本》于他是一种独特的写作，“由于我画画，写作时随时会把脑子里冒出的人物在手稿本里勾画出来。这种即兴画出的人物有灵感，有快感，而且有助于我文字形象的完成，没想到它渐渐形成了我的一种独有的创作方式，更没想到人文社看出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写作，一种很少被人采用的写作，于是他们向我约稿，将我这些文稿画稿，编辑出版，向读者展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崭新的文本、图本、版本。它显示出出版家的眼光和发现力，我很佩服他们。这部书也是人文社帮助我馈赠给读者的一个特殊的礼物。”

《俗世奇人（肆）》为冯骥才先生经典系列小说“俗世奇人”的最新一集，照例由十八部短篇小说组成，配以精选的《醒俗画报》插图。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多为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奇人异士，性格鲜明立体，行事章法简捷，极具传奇性。较之前三集，此次冯先生笔法更为纵情恣意，情节跌宕陡转、出人意表。谐谑下见深刻，轻快里蕴含凝重。一幅长长的天津卫地域习俗、风景人情、生活面貌画卷徐徐展开，那种强梁、爽利、逗哏、较劲、有滋有味的天津劲儿跃然纸上。

提及创作《俗世奇人（肆）》，冯骥才先生称是“写作成瘾”，虽然他觉得写作是心灵的事业，不能说成瘾，“但我承认自己写《俗世奇人》已经成瘾，因为这文本太过另类。”

冯骥才先生说自己写别的小说都不会这样，只要动笔一写《俗世奇人》，就会立即掉进清末民初的老天津，“吃喝穿戴，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都是那时天津卫很各色的一套，而且所有这一切全都活龙鲜健、挤眉弄眼，叫我美美地陷入其中。有人会说，别人写作时不也是这样吗？不也是扎进自己想象中特定的时空里？可《俗世奇人》还是有点不同。”

冯先生表示，《俗世奇人》对他的诱惑不只是小说里的市井百态和奇人奇事，更是一种极酷烈的地域气质，一种不可抗拒的乡土精神，一种特异的审美。“在这样的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固然重要，但他们共同的集体的性格更为要紧。故我这些人物，不论男女、长幼、贫富、尊卑、雅俗、好坏，就是猫儿狗儿，也全都带着此地生灵特有的禀性。比方，好胜、幽默、义气、讲理讲面，等等，这种小说的审美别处何有？”

不单故事和人物这样，小说的语言也如此。冯先生强调自己在《俗世奇人》的语言中要的不是天津味儿，而是天津劲儿，“也得强梁、爽利、逗哏、较劲、有滋有味才是。我别的小说从不这么写人物，也从不用这种语言。只要一动笔写《俗世奇人》，这一套思路、劲头、感觉和语言便全来了。这样的写作难道不上瘾不过瘾？”

一个人与一座城 探究知识分子对故土的责任

让冯骥才先生如此上瘾创作《俗世奇人》故事的源头离不开他对天津的热爱，天津作为冯骥才先生的故乡，是其出生、成长、求学、恋爱、走上新时期文坛，以及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福地。他不仅在多部文学作品中倾心雕刻这座城市的时光与记忆，而且发起天津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动，同时还倾力在天津大学兴办人文教育，创建非遗学科。天津可以说是其一切思想与行动的发源地和集结地。正如教育家朱永新在祝贺视频里所言，一个人与一座城真正建立联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一些让后人不断阅读传颂的作品，一种是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代中国能够同时做到这两者的大概也只有冯骥才先生。”

冯骥才以“深切”来形容自己与天津的感情，“我的一生都在天津。我从未离开过天津，天津对于我绝非仅仅是出生地和居住地。天津给了我生命的一切，人生的一切；我不会只是使用它，做它的过客。”

回首自己与天津这片土地非同一般的情缘，冯骥才先生说他的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来部中短篇小说，写的都是天津，“还有大量散文、随笔、电视文学剧本。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天津开始，我保护了天津很多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五大道民园体育场、老城中心的鼓楼十字街、估衣街，太多了。我带着我的团队，给天津众多的非遗做档案，给传承人做口述史，把一件一件的非遗送到了国家名录。我一生中做过两件比较长的工作。一个是在天津文联，我干了26年。一个是在天大，已有20年了。我来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先盖了一座楼，再进去干事。天津文联的工作关系到一个城市文化的传承、发展、提高。天津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能为这个城市的文化工作是幸福的。”

在冯骥才先生看来，只要你热爱自己的城市，不需要别人去告诉你怎么做，你自然想要为它做些什么，“没人让我做，我自己想做。”谈及和天津的深切关系，冯先生感慨万千，“有一次我跟一些天津文化人在鼓楼那边相聚，热烘烘讨论应该为天津做点什么。聊完天，有人拿来一个大宣纸本子让我写几个字，我乘兴写了一首《沽上歌》，算不上诗，就是四句动情的话：‘生我养我地，未了不了情，世上千般好，最美是天津。’”

冯先生表示，关于天津，还有很多有滋味、有意味的话题，比如一个知识分子跟自己土地的关系，还有跟土地、故土、故人、家园之间的一种情怀、生活、责任等，“我觉得这些是很大很深刻的话题，故而，我不希望简单过一个80岁生日，穿着唐装等着大伙儿都来拜寿。我希望这一天是一种研讨，是一次思考，希望大家借我生日的平台，思考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城市的关系，想一想我们应该为它再做点什么。我想给参加研讨的学者们以启发，当然也很想学者们能给我以启发。最好的思想都是被启发出来的。”

如果再给我20年 仍然会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研讨会上首发的十卷本的《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让冯骥才先生说自己有一种“收获的充实”，“260万字，大概得有一二十斤重，我现在这个岁数搬起来都有点吃力了。这部书里面没有我的小说，都是文化遗产抢救的文字，里头却放着我20多年的光阴，而且是我人生中最好的长长的20多年的时光。”

曾有人问冯骥才先生，如果人生重新再来一次的话，他还会不会把20多年的时光用于做文化遗产保护，还是否愿意做这些在大江南北来回奔波、充满艰辛，又没有钱的事儿？“他问我是不是还会满腔热情地做这种事？说20多年的时间我至少可以写10到20部长篇小说吧。我说，你把我们中华民族多元灿烂的，同时又在商业化、娱乐化的时代里受到各种威胁、渐渐消亡的文化，和我自己的个人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哪个更重要？你一定会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更重要。那么，如果再给我20年，我仍然会把这些时光放进去。所以我钦佩学苑出版社有这样的眼光，知道《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文库》这部书的意义，知道这部书留下的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足迹，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先觉，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帮助我出版了这部书，我深深感谢他们。”

中国作为全世界非遗体量最大的文明古国，在非遗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上一直处于国际前沿。但因非遗学的学科体系尚未建成，非遗专业只能“绕道”其他一级学科招生，在非遗急需大量专业人才进行科学保护的当下，这无疑制约了中国非遗保护事业乃至文化事业的发展。天津大学于去年10月获批设立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授权点，首批硕士研究生的入学，对于中国非遗事业意义重大，因此备受各界瞩目。

冯骥才先生表示，自己感受到了来自天津大学的温暖，“我在天大这些年做了很多事，比如非遗学科的设立。为什么能做到？它自然离不开天大给我的支持。如果深究一下就会知道，支持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支持的后面是理解。精神上、思想上、理论上，只有他真正理解你要做什么、为什么，理解你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重要性、深刻性，他的支持才是真正到位的强有力的支持，并使一件件事开花结果。所以说，理解是一种温暖。”

深深感受到来自朋友、学生和家庭的温暖

理解是一种温暖，冯骥才先生说这份温暖来自他的朋友、学生和家庭，“80年来我做的很多事，在一般的家庭可能不那么容易。比如说我把自己的画一批批卖掉换钱来支持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一般人这样做在家里能听不到一句异议吗？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不但没听到，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还支持我，帮助我。这也是一种温暖。人的温暖主要来自家庭和社会。对于我，温暖是双倍地来自社会和家庭。”

虽然研讨会开在年尾，但“春天”一词本身就是个生命的隐喻，冯骥才先生80年来一直生活在生命力和创造力蓬勃旺盛的春天里，他的朋友们对此很有感受。王蒙、韩美林、刘诗昆等近40位文艺界老友发来“云祝福”，许多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不敢相信他已80岁，因为这个如春天般温暖、有力的人，是文坛的一棵常青树，艺术创作仍然处于井喷状态。王蒙感叹他这位老弟“创作像春花一样不断地开放，绘画像春天的风景一样不断地展现”。刘恒回忆起1980年代初自己抱着西瓜去看冯骥才先生的时候，得知他上午写短篇、下午写中篇、晚上写长篇，非常吃惊，“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旺盛的精力？”韩美林欢迎他加入“80后”的队伍，还要拿着作品跟他比一比100岁的时候为中华民族做了多少贡献。朋友们都希望他在未来的岁月中，犹如一棵不落叶的常青树，奉献出更多作品，缔造人生更多的“春天”。

谈及老友，冯先生满脸幸福，“我跟他们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名流交往，他们都是我几十年的老朋友。我认识王蒙的时候，我第一篇小说还没发表。我认识王立平的时候，他的《红楼梦》歌曲还没有写。那时是上世纪80年代吧，我们俩都40多岁，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开会时，他经常穿着衬衫，戴着领带，开着一辆旧车，从人大驻地开到政协驻地来找我聊天。他曾经打电话来，把他写的《红楼梦》歌曲唱给我听，听我的意见，当然也向我炫耀他心中的得意。我和韩美林之间的故事够写一本书，内容足够感人。我写他的一本口述史《炼狱·天堂》的英文版下个月在伦敦出版。因为这些朋友是真心的，所以谭利华才知道80岁的冯骥才需要什么——需要博爱，需要一种博大的悲悯，需要力量，需要辽阔的视野，需要激情。所以他让我再听一次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今天，我仍然听得热血贲张、激情满怀。这才是朋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不是说了吗，朋友是超过知己和知彼的，最高境界的朋友是知音。”

现在有两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冯骥才先生说自己80岁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年龄感，“我不觉得自己80岁，我不知道我怎么一下子就80岁了？”虽然没有年龄感，但是紧迫感已经有了。“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选择我今后要做什么。有两件事情我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就是继续美的创作，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因为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的天性。我说过，保存葡萄最好的办法是把葡萄酿成酒；保存时间最好的办法是把时间变为永存的诗篇。”

80岁以后，冯骥才先生会给文学留更多的时间，因为文学仍然是他最重要的事情。冯先生原本就是以作家的立场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曾用文学的批评为文化遗产保护开路。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之后形成的文化视角，又促使他通过《俗世奇人》等作品自觉地书写天津的文化个性。

然而就像华洋杂处的旧时天津，一半是老城，一半是租界，冯骥才先生其实也有两套笔墨。他说，写老城生活的这套笔墨已形成独特的审美和语感，“但我的文学还欠着我另一半生活，那就是跟我自己和我所经历的时代相关的生活。我要把我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生命运、对世界的看法、独特的感受和审美，用另一套笔墨写出来。”

重返文学并非放弃文化遗产保护事宜，冯先生说自己另外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就是非遗学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为了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够永久地、完好地保存下去，我们要替国家、替社会、替文化的本身想各种办法。”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冯骥才先生这匹拉着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四驾马车”忘我奋蹄的“老马”，在未来的时光，仍会扎根天津，放眼世界，奔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