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这些文字，无法回馈汉江的恩情于万一-全球独家

袁凌，著名作家、特稿记者、媒体人，已出版作品《记忆之城》《生死课》《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青苔不会消失》《世界》《寂静的孩子》等。此次，《汉水的身世》是袁凌自2014年开始采访历时八年，考据多地文献，踏遍三千里汉江，拍摄大量纪实照片，采访了辗转迁徙的普通人的非虚构作品。

11月末，采访袁凌的方式由线下见面改为语音访谈，但我们仅仅聊了半小时，采访便被中止。

(资料图)

袁凌说：“我不喜欢聊一些‘写作课’式的问题，我曾经如何采访、如何写作以及我的感受，这些内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书写的那些人，他们才是主角。你应该多问一问关于他们的具体的事情。”

此后两周，我频繁地翻起袁凌的这本新书《汉水的身世》，反思着采访过程。我想，袁凌不聊感受和经历，更愿意谈具体的人和事的习惯，大约与他此前作为特稿记者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翻阅这本书，就能发现袁凌在书中书写了汉江变迁的历史，但更重要的是书写了生活在汉江边的人们，一幅群像徐徐展开，道出了汉江的人们与汉江的告别史，也是那一代人逐步退场的历史。

12月初，我重新整理采访提纲，再次采访了袁凌。韩天鹤、水娃子、韩正雨、楚建忠、老肖、老杨……这些书中的人物不断被提及，袁凌的确更喜欢讲述他们的事情。不过，在采访的最后，我仍旧忍不住地问他一些关于写作的问题。

“起初，我也不知道会采访到什么程度，写到什么程度，但是我还是做了选择，该写还是要写。”袁凌说，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拒绝“眼含热泪的微笑”式的表达。

他进一步解释道：“汉江，作为一个我有深厚感情，对我有养育之恩的江河，我需要为它写下文字。不过，说到底，写作者还是要有对人的一种关切。因此，我不希望我书写的人物能带给读者任何的暖心和感动，而是记录汉江和与汉江有关的人甚至是鱼，记录下他们的生命和变迁。”

八年、三千里与母亲河

“我又一次喝上了汉江水”

许多年以来，袁凌一直想为汉江写下些文字。

汉江，又称汉水，是长江的支流，流经陕西、湖北两省，在武汉市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其中，陕西省安康市至湖北省丹江口一段，古称“沧浪水”。袁凌从小就在安康这段汉江流域成长，“我需要为她写些什么”的想法挥之不去。

13岁时，袁凌从陕西平利县考去安康市的尖子班，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汉江。在他的记忆中，汉江“在白光光的大堤下，似乎没有什么颜色，那宽度是我从未见过的”。这是袁凌认为的生命中一次重要的时刻，与汉江的宽大相比，他将自己比作是“晾晒在大堤上的一片小小衣物”。袁凌的长散文《洪水》写的便是汉江，提到了他第一次看到汉江的印象，也书写了他在安康上中学时的一次发洪水的记忆。袁凌写道：“洪水在家乡这个唯一的城市似乎刚刚退去，操场上有淤泥和生锈废弃的篮球架……”那时，当他再次走到江边，感受到浑浊的洪水退去，发现“江心的水却是极清的”。

仍旧是儿时，袁凌在一次模仿父亲泅渡汉江时，险些溺水。袁凌感叹道：“在最后挣扎下沉的时刻，我的脚踩着了石头，汉江以它绵延的温厚饶恕了我。”此后，袁凌走出安康，至西安，又继续走去更远的上海和北京，逐步远离着汉江。

袁凌从未想过离别家乡24年，在2014年南水北调工程通水之后，又一次喝上了汉江水。“在北京地铁1号线五棵松站轨道下3.67米的深处，有一根内径约4米的巨大输水管道，其中管道中的南水全部来自于汉江”，与袁凌一同喝上和用上汉江水的是北方的6000万人口。极清的汉江水成为南水北调的不二之选，“在今天，它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的母亲河”。袁凌认为，汉江从一条地方性河流变成了全国性的河流，甚至他作为北漂仍能喝到汉江水，汉江与他的关系已有所改变，既有曾经母亲河的亲切感，也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袁凌写道：“每当我在遥远的异乡打开水龙头时，都会有一种感恩和歉疚。我需要为它写些什么，记录它悠久的生命和变迁，记录它眼下为整个中国的付出，记录下它是怎样一条伟大的河流。”

2014年夏末秋初，作为特稿记者的袁凌赶在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前夕，从汉口出发，一直去往上游，寻访了汉江沿线的大坝、移民、纤夫、船工、渔夫等方面的主题，为汉江做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报道——《汉水的祈祷》。

此后，袁凌仍旧想为汉江继续写下些文字。“当时碍于报道的篇幅和采访时间的限制，我认为这篇报道没有将主题进行深化，应当全面地展开，再次深入地采访下去。所以，等到2016年，我继续去采访，2019年时我又集中精力，很密集地去做汉江的采访。直到今年2月，我最后回访了几个移民村，才完成这本《汉水的身世》。”袁凌解释道。

八年的时间，袁凌一次次地亲近且重新认识这条“母亲河”，但直至现在，他认为“这些文字，无法回馈它的恩情于万一”。

迁徙、外乡人与回流者

“爱家乡，像爱一个人一样”

为了采访从汉江迁徙的人们，袁凌通过网络和身边人的介绍，联系到了十堰市郧阳区柳陂镇西部的韩家洲村的移民。“韩家洲是一座三面临水的岛屿。每当江水稍微上涨，它和陆地的联系就全然被切断了。和汉江北岸的联系，则自古以来只能依靠船只。岛上的居民清一色都姓韩，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聚居繁衍，到这一天已经有483人。”

2014年开始，袁凌便数次回到随州凤凰山和黑龙口、河南许昌等地的移民村，“每次去都会和他们一起生活三四天，和他们聊天，消除一种距离感。比如，我和韩天鹤等一些人成为好朋友，韩天鹤爱下象棋，我就陪着他玩，也一起散步，有时更像是拉家常的感觉。”袁凌会随时带着一个小本子，“会记下现场的细节和自己当下的体会”。

2009年8月30日上午，韩家洲的居民开始离开这片故土。韩天鹤一家除了带走家什器物，还带走了不少汉江旁捡来的石头；韩正雨则在收拾东西的过程中，与母亲大吵一架，只因母亲舍不得扔掉一件没有穿坏的军大衣，韩正雨想扔掉，母亲却非要拿上，母子二人“差点打起来”，打不起来又落泪。“韩正雨更留恋的，是去世的父亲给童年的他制作的玩具，譬如铁环，还有买的手枪之类。”袁凌记录着。

在袁凌看来，韩天鹤并不像典型的韩家洲岛民，“他有一点文化，又缺少了一份水性，但或许由于有点文化，他对于岛上生活的记忆特别清晰”。“韩天鹤身上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悲切感，但他又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有着乡愁，还会写一些小诗，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情。”袁凌补充道。

袁凌从韩天鹤的口中知道了水娃子的事情。2015年腊月，八十岁的水娃子在家乡湖北郧县韩家洲去世，韩天鹤和水娃子是隔水的邻居。“水娃子姓康，一家四代打鱼，因为长年在水上讨生活，人都忘了他的姓名，只叫他这个绰号。”水娃子迁徙过三次，但都因为无法习惯无水的生活，每次选择自行回到汉江边。最终，水娃子在渔船上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的日子。

2016年夏末，袁凌找到了水娃子的儿子康正宝，康正宝一边聊天一边补着渔网，这是他们回流之后的生计。此次，袁凌将水娃子的一生做了梳理，他写道：“水娃子妻子过世，他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水上漂，小儿子康正宝自幼在水里泡大，十来岁开始和父亲搭手捕鱼……”“水娃子哭了好几场……待不住，完全无事可干，在移民村修了几天路，手上完全没有感觉，看着旱地心里发慌……”2021年4月，袁凌再次到康正宝住着的废弃的学校，发现早已人去楼空。袁凌站在空荡的校园里，给康正宝打了电话，得知康正宝和妻子都在广州建筑工地上打工盖房子，还把黑龙口的房子卖掉给孩子筹了学费。

面对就业问题，青年人都要出去找工作，回流者韩正雨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移民村大多是留守的老人。“很多地方不要，一听口音，说你是外地的”。起初，韩正雨也想扎根黑龙口，一边上班，一边种地，但种地面临着诸多困难，黏性土质与老家的沙土地有极大的区别。坚持了四年，韩正雨选择返回十堰老家。

韩正雨想起小时候每当逢年过节回家，火车在十堰站停靠，“我在车上蹦起来了，旁人看着不解”，“爱家乡，像爱一个人一样”……

纤夫、太公与时代的背影

“拉纤，是上滩的一碗饭”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江边原本常见的生活形态也随之变化，以汉江水运为生的人们都在不断地退场。“纤夫、水手、太公（船长、架长）、航标员、绞滩站员、渡口艄公，以至依托汉江而兴盛的沿途商埠船帮、商户、居民，都不得不经历世事代谢，几度沉浮之下，最终告别这条哺养了千百代人丁的河流。”袁凌在书中写道。

2016年秋，住在随州凤凰山移民村的83岁的韩正龙，给袁凌讲述着曾经作为纤夫的经历。“在黄滩，水太大，船陡然打横了，我赶紧把搭包子（纤夫垫在肩头用于拉纤的挽具）脱手一扔，一个趔趄，船就下滩了，射箭一样冲出去老远……”袁凌直言，这只是韩正龙经历的无数险情中的一次，在他遇到的众多纤夫中也不算特别。“作为纤夫遇到更危险的情况，当然是掉下去，丢了性命。像我采访的姜启顺遇到过好几次险情，有一次他顺水漂出去一两百米，才抓住船帮获救。”袁凌补充道。

拉纤，是辛苦活，也是上滩的一碗饭。“六月里扑在河里，汗把眼睛都遮住了。”韩正龙回忆着。“自20多岁起，韩正龙就长年‘趴在河坝里’，下水（船往下走）是水手，在船上摇橹撑篙；上水是纤夫，在岸上拉纤。从十堰往上走到安康，往下一直走到武汉，返程一路拉上去……天热的时候，纤夫不穿外衣，一个裤头，肩上搭包子，人晒得黑红，俗话称‘黑肘子黑腿，不是拉船的就是老鬼’。下雪天也要拉，拉得人浑身冒热气像蒸笼，收纤放纤时人需要下水，冬天降水冰冷沁骨……”袁凌记录着。正因此，韩正龙有着古铜色的胸膛和患有风湿的脚踝。

2019年的一个秋日黄昏，在陕西黄金峡下游江边，袁凌见到了那一带尚在人世的最后一位太公——楚建忠，他已年过八旬。当时，经历了纤夫、水手、拦头的磨炼，他才当上了太公。

太公，即一船之长，靠一副舵控制船的航向，因此只有舵手才有资格被尊称为“太公”。“太公首要的是熟悉航道，带领船只避开浅滩。力道的轻重，手法的准确，反应的快慢，决定了一条木船的生死。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下游石泉水库扩容，公路运输日益发达，太公的职业辉煌才真正走到了末期。”袁凌解释。

见到楚建忠时，他正坐在马扎上，手倚拐杖，看旁人下象棋。“由于老人口齿不清且地方口音很重，我们并未聊太多，只聊了聊他的大概情况。因为熟悉水情，为人机警，他来往黄金峡没有发生过危险，但那时作为太公已经临近水运黄金时代的最终落幕。告别水上生涯之后，他双腿患上骨质增生，行走需要拄拐。他常和几位后辈聊天，他们都姓楚，也都有过水上生涯的经历。”袁凌讲道。

那天，袁凌与楚建忠聊完，暮色渐浓，楚建忠“撑着双拐踽踽前行，每挪一步都分外艰难”。袁凌看着他离去，拍下了他前行的背影，袁凌认为这像是“那一代人最后留下的背影”“一个时代的退场”。

上岸、血液与汉水的身世

每滴水都如此珍贵和稀缺

经历过“黄金时代”的渔民老肖也回忆着过去：“年轻时一天打几百斤，现在一天整几斤鱼。”今年56岁的老肖，有着30多年的打鱼史，90年代渔场倒闭之后，他继续待在船上。

2020年元旦起，长江十年禁渔的政策开始实施。同年9月，袁凌再次到湖北省潜江市泽口港，然而记忆中的场景已经荡然无存，港口无处找寻，船舶不见踪迹。“这实际上符合我的某种预感，自从长江和汉江流域禁渔十年的政策下达，那些渔民已经不会再维持当初的生活状态。”

那时，袁凌拨通老肖的电话，得知他已经上岸三年了。“只会搞鱼，岸上搞不好。”老肖说，他觉得船上自由，一条船放出去，往南走到洞庭湖湘江，往东走到沙市黄冈，半年才回转。现在的他开始跟着大排档老板烤串搞夜宵，他的烤串手艺，是上岸后在政府组织的培训班里学习的。

袁凌认为，“渔民是现代社会的吉卜赛人，大多没上过学，缺少技能，又在船上待惯了，上岸后从头开始很困难。”

“一生爱吃鱼，也爱打鱼”的渔民老杨上岸之后，同样试着开始新的生计。老杨最开始学着养鸡，但去年暴发了鸡瘟，“养不成”。之后，老杨又学着养蜂，他养的是一年取一次蜜的土蜂，畅想着以后再多搞几窝蜂，“尽力发展”。

袁凌笔下的汉江的普通人，“是聚光灯以外的人，是承担了宏大使命，却又往往容易被忽略的人”。甚至是鱼的记忆，是江水的清白，袁凌都要将它们记录下来，这些是汉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是汉水的身世。

近年，尤其是旱季，一向宽阔的江面变得细小。但在近年来，经勘查显示，在中国大江大河的水系之中，汉江的水质最清洁，上中游保持着一到二类水的品质，稍加处理可直接饮用。尽管地区不发达和边缘化，但“不发达成了优势”，清洁的水本身成了最稀缺的资源，汉江不再只属于它自己。在袁凌看来，相对于承担的重任，这条江水显出几许柔弱，而且相比于传统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汉江更像是青涩的少女。

“在南水北调的大背景下，汉江，一条原本并不显眼的河流，每滴水都变得如此珍贵和稀缺，如同血液。”袁凌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