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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演员坠落背后的马戏江湖

杂技演员坠落背后的马戏江湖

陈华和他的“鑫超马戏团”又要出发了,大篷、桌椅、道具、演员,甚至还有一头狮子和黑熊,统统装进了一辆二手集装箱里。

陈华靠在副驾上,不时嘬几口香烟,作为团长,这是他难得的休息机会——这辆卡车驮着8个人的生计,从北到南,跨越四季,行驶在高速、国道,或者乡间小路上,点亮地图上一个个知名或不知名的城镇、乡村。现在,下一个目的地,还有100公里。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陈华的卡车。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入行42年,陈华换过六七辆车,车轮轧过的路越来越宽,台下观众换了几代人。可任凭外界怎么变化,这个草台班子一直都在杂技江湖里,守着行当的规矩。陈华想要确保,那些跟着他,半生都在“高空”的团员们,能够平安“落地”。

但今年以来,手机里陆续弹出的几条新闻让陈华隐隐担心:2月20日,山东东营,马戏团两女孩从高空跌落;4月19日,安徽宿州,一名37岁的女杂技演员在高空表演时不幸坠亡;5月12日,哈尔滨 2名杂技演员在表演中从半空中坠落,倒地不起……

生在杂技世家,陈华清楚这个古老的行当,对“惊险”与“安全”的精准拿捏,早就融进那些言传身教的规矩或禁忌里。但现在,在自己的杂技团行至暮年之时,他不得不承认,“江湖变了。”

新老马戏团

只需一个下午,陈华就在河北农村的乡道上建起一个临时乐园。

午后的华北平原单调寂寥,大篷里则是另一个世界,亮橙色的座椅、明黄色的舞台,一排氛围灯亮起时五彩斑斓。陈华把音响按开,一秒四拍的重低音开始震颤。

狮子笼装进小货车,在周围巡回揽客,演员牵着猴子和山羊在篷布外面接应。没过一会儿,一圈圈的人就聚拢了过来,骑着三轮车的大爷后座拉着小孩,刚从集市回来的大娘手里还提着菜,陈华站在门口,不厌其烦地回答着,“20,20,票价20。”

晚上,鑫超马戏团亮起灯牌。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演出开始,动物是吸引人的焦点,杂技部分则显得冷清。传统的节目满足不了观众的胃口,抛球、转盘子、晃杆,演员在台上演得卖力,场下意兴阑珊,低头刷着手机,少有回应。

直到“高空绸吊”节目的音乐声响起,陈涛登场,他单手抓着绸缎升空、飞旋,手臂肌肉紧绷。他今年39岁,在杂技行当算是个高龄演员,“练功”将近三十年,升起的瞬间他仍感到了一阵眩晕。

场下观众兴奋起来,开始举起手机对准他录像。

“高空绸吊”是团长陈华近些年才引入的节目,之前只有大型杂技团才有能力承接这种空中表演,十几个人互相配合抛接,下设安全网,做“空中飞人”,讲究的是配合默契和整体协调。如今,观众越来越挑剔,“鑫超马戏团”不得不做更冒险的尝试——受限于场地和设备,他们的绸吊不绑安全绳,“绑上没法做动作”,也不设安全网,“有安全网不方便起降。”手腕上系着的死扣,就是陈涛在高空中唯一的安全措施。

压轴的动作里,陈涛一手抓绸缎,一手拉一根红绳,搭档仅用脖子挂住红绳带动身体在空中旋转。这是为数不多能让观众屏息凝神的时刻,陈华咬着牙,手里的绸缎被扯紧,传递来搭档做动作时的力道。常年的表演,他的手腕破皮、出血,直到磨出厚厚的老茧,夏天时总会瘙痒。

陈涛和搭档表演高空绸吊。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十几分钟的节目结束,二人随绸吊缓缓下降,场下一片叫好,有观众起身鼓掌。

“节目惊险,观众买账,杂技演员才有饭吃。”陈涛说,狮子、狗熊观众见得少,新鲜,出场就有人叫好,“人戏”尤其难演,“光有功夫不够,还得能让人捏把汗。”

陈涛在空中翻腾时,团长陈华就坐在后台的箱子上,注视着场上的每一个动作。绸缎与滑轮的交接处和起降电机的操作手,是他格外关注的细节。

陈华今年57岁,过了演杂技的年纪,但仍是全场最闲不住的人。团里最年轻的演员也年近四十,陈华时常感叹自己和杂技团都正在衰老。这家杂技团曾经有30多人,现在演员只剩4个,另两位演员朱国珍和李丙照是对夫妻,都已经超过50岁,再上不了高空,只能“落地”,用各自的“绝活”撑起职业生涯末期。

朱国珍演顶大缸,已经变形弯曲的双腿得撑住两人一缸将近二百斤的重量,李丙照演马术,忍着腰背疼痛在飞奔的马上倒立。

陈华发现,最近几年,一些年轻的马戏团争着把节目变得更刺激,连演员出场都要先翻几个空翻。他跟不上这些变化,马戏团棚子旧了,放不下大型的演出设备,演员老了,上不了更惊险的项目。因为节目过时,他接不到大活儿,只能在乡村的庙会间流动,三五天换一个地方。

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2019年,他的儿子陈超带着年轻的演员“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马戏团,现在已经颇具规模。

陈超团的演员更加年轻,在这里,传统的“高空绸吊”已经压不了轴,换成了更惊险刺激的“死亡飞轮”——几个演员在数米高的空中,相互配合着在飞轮上跑动、后仰,甚至跳绳,演到最后,他们蒙住眼睛,一会儿突然跳起,一会儿假装摔倒,让身体120度仰过去,引得观众一阵阵惊呼。

演员表演“死亡飞轮”。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陈华看过几次儿子马戏团的演出,他看着场下观众拿着荧光棒,随节目欢呼,跟着音乐摇摆,“好像参加演唱会似的。”

跑了几十年的江湖,陈华意识到,这个曾经相对封闭的行当,如今正在被市场力量改变。他服了老,承认已经无力追赶时代。他对儿子的尝试充满期待,但也本能地对“新”事物保持警惕——这个行当存在至今的要义是规矩和传统,而逐利的市场,有时带来的是一种松动、瓦解的力量。

与危险相伴

演出结束,等到观众散去,陈华和团员们降下大篷,塞进他们的“家”里。

“家”是陈华十几年前花12万元买来的二手集装箱。改造后,这辆卡车承载起了杂技团所有的人和家当——车厢前段是“团长单间”,床铺在里侧,铝合金窗户下是一张低矮的“办公桌”,墙上挂满了碗筷、零食、生活用品和救急的药;往后是“员工宿舍”,放着几张高低床,晚上演员和工人在这里休息,赶路时,这里总会充满烟味和说笑声;车厢中段是“仓库”和“厨房”,塞满了杂技团的桌椅、道具。最后是动物们的“宿舍”,狮子“太子”和没有名字的黑熊,以及一只猴子和一只山羊隔着笼子,和睦地共处一室。

陈华在卡车里监督团员干活。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儿子陈超的卡车也是类似的布局。对于杂技团的演员们来说,演出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与卡车为伴,过“在路上”的生活。

等到了目的地,陈华把卡车停在大篷前,再将货箱两侧的挡板放下,形成前后两个斜坡供游客通行。车身挂上马戏团的宣传板,顶部支起闪烁的灯牌,卡车又摇身一变成了个临时的售票处。

门票20元一张,十几年没涨过价。一场农村庙会三四天的演出下来,陈华能收入3-5万元。而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包场演出,或者各种庆典活动的出手要阔绰得多,10天能收入25万元。

收入可观后,入局者也多了起来。最近的十几年里,过去那种大规模、需要固定场地的杂技演出因为门槛太高,逐渐没了市场,商演、拼盘演出和小规模流动巡演的杂技团成了主流。

但 “光是地面的节目又没人看,不吸睛”, 市场需要惊险刺激。陈华发现,如今出去接活儿时,高空、地面、驯兽节目都是基本要求,“没有保护措施”也逐渐成了卖点,甚至有的合作方会在合同上写明“高空杂技需要没有保护”。

陈涛也曾听同行说过,有些小型演出中,主持人会不断喊出演员“无保护,刺激”。也有演员在高空中故意打个趔趄,佯装要跌落,引得观众惊呼。还有一些绸吊表演,演员升至六七米的高空,在高空中突然撒手,任由自己头朝下坠落,“掐准在离地面只有一个脑瓜尖距离的时候停住。”

实际上,“空中飞人”是一个团体杂技项目,但各种杂技团下沉后,场地和规模都支撑不了这种表演。于是过去团体演出中的“绸吊” “吊环”等单人、双人动作被独立出来,这些项目所需的设备简单,甚至可以在室外用吊车实现,不受场地限制。

让陈超和陈华感到有些担心的是,这类杂技团很多都是露天演出,搭不了棚子,也用不了架子。想上高空只能用吊车,但吊车不匀速,也不稳定,给高空项目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

除此之外,大批新杂技团的涌入让市场竞争变得激烈,有马戏团老板为了压低价格,想方设法节约成本,团里不聘用长期演员,也不驯兽,只拉大篷,走到哪里就雇佣当地的演员做临时的拼盘演出。

这些杂技演员有的平时演小场地,跑红白喜事,适应不了新场地的高度和设备,风险也就高了起来。临时拼盘的演员间也缺少默契和信任,甚至少有沟通——很多新入场的从业者都忽略了,这些也是杂技行业赖以生存的内核之一。

“让风险可控”

在这股“小型化”“灵活化”的潮流中,陈华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但对自己的马戏团,陈华并不担心,他总说“能把这行做下去,都得学会和危险共处。”

在“鑫超马戏团”,“危险”在每个演员身上都留下过痕迹。

“干这行就没有身上不带伤的。”李丙照说,他学艺时师父常告诉他,一个节目练到八成的把握,算学会,练到九成,就可以登台,十成把握的节目不存在。

杂技本就追求惊险刺激,舞台上又变数众多,手心的汗水、地面的湿度、设备的状况、演员的身体状态,甚至心情都可能对演出有决定性的影响。

演出前,陈华正在检查设备。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李丙照曾经表演马术时因地板湿滑,马打滑跪在了地上,人甩了出去,肩膀撞到错位。前几年上绸吊,滑轮脱落,他从三米高的高空坠下,腰着地,一年没能再演出。妻子朱国珍蹬桌子的时候桌子曾砸到腿上,疤痕至今清晰可见。

陈涛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没受过大伤。杂技演员对受伤看得淡,“如果我不做杂技,去种地、去工厂、搬砖,难道就没有受伤的风险了吗?”李丙照反问,在他看来,杂技不过是和种地、打工一样的谋生饭碗,观众觉得危险,只是因为危险放到了前台。

团里的演员都清楚,干这一行,风险不言自明,但他们也在用整个职业生涯去学习掌握, 如何让风险变得可控。

在这一古老的行当里,有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和道理,天亮前不说话,没节目时不上街,这是避免学杂技的年轻人与外界发生冲突,生了事端;演节目前不记仇,不藏事,得静下心来忘掉恩怨,这是怕演员在演出时分了心,出危险。

更多“让风险可控”的方法来源于经验,下雨天在大篷旁堆一排土,防止雨水渗进场地打滑,演高空杂技前在滑轮与绸缎间系一根游丝,防止绸缎脱落。即使真的不小心掉下来,也利用腰腹的力量控制着地的方向,保护头部和脊椎。

受过的伤也会成为新的经验,李丙照因打滑摔落下马后,他每次上场前都会检查地面上是否有草和青苔——这是他的马那次打滑的原因。从空中坠下后,如今他也会和陈涛一起检查绸吊设备是否安全,陈涛吊起时李丙照控制电机,他很少让绸吊升到三米以上,“这样就算掉下来也不会太严重。”

如今,这些“让风险可控”的经验与传统有了失灵的可能。

出生在马戏世家,干了快40多年马戏的陈华见证着这个行业的浮沉。上世纪80年代跟着舅舅的马戏团跑江湖时,马戏是家家户户都没见过的稀奇玩意,一开演,村里的老人就都围到入口提着鸡蛋和蔬菜求张门票。那时候场地还是露天的,没买票的年轻人坐树上、爬房上。演到一半,听到远处有响声,才看到是爬房上的年轻人掉了下来。

后来马戏不再那么稀奇,却仍是乡村枯燥的生活中少有的调剂。赶上庙会,集市上比过年都热闹,一家好几口一起挤进马戏大棚,“演啥都能听到一片叫好。”

再后来,电视和录音机逐渐普及,追求时髦的风气从城市刮到了乡村。新成立的歌舞团抢了风头,成了农村庙会的主角,歌舞团的年轻小伙梳大背头,戴墨镜,穿喇叭裤,模仿歌星张帝和费玉清,带着观众摇摆、跳舞。歌一唱,后面架子鼓打得震天响,站在场下想不摇头都难,“别说观众了,我们自己都愿意去跟着听。”一旁的马戏大篷不再是唯一的消遣方式,“不够时尚”,去的人越来越少,马戏也就渐渐走了下坡路。

等到2010年前后,部分歌舞团因演绎内容低俗被取缔,生意渐渐难做,到各地演出审批困难,马戏团又重新成为了庙会里的主角。那时恰好赶上房地产开发高歌猛进,几乎到每座城市,都有新楼盘、城市广场要办宣传典礼,马戏热闹、刺激,成了这类活动的宠儿,不少歌舞团老板改行开马戏团。

绸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新兴起的杂技节目。十几年过后,近期发生的多起事故,也集中在这个节目。

马戏江湖

半个上午的时间,“鑫超马戏团”的卡车驶到了新目的地。陈华掐着时间赶当地的早集,买土豆、韭菜、豆腐等好存放的食材,停驻在此地的几天,这是一车人的口粮。

到了午饭时间,他和妻子用车里的电锅给团里人做饭,大家吃得随意,米饭要是剩下了,第二天加点水再煮成粥。

陈华在卡车里做饭。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没有演出的日子里,陈华也不愿闲着,他一遍遍走进大篷检查安全措施,看有没有积水,门口的灯板亮不亮,或是坐在房间里观察两个工人有没有认真刷锅。谨慎是身边人对陈华最直观的印象,陈华说,这都是他“跑江湖”的最宝贵经验。

“带马戏团跑江湖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道理简单,但跑明白的不多。”追求天时好理解,夏秋季不去沿海,春季不去内蒙,冷时不去山阴,涝时不跑河边,要避风、避寒、避暑。追求地利则需要费些心思,去的地方太小,居民穷,没钱看马戏,地方太大,同行又都来过,马戏常有,也没人看。

制定路线前,陈华习惯拿着地图描画,总体上“哪富去哪”,细节上“不走大路,专穿村镇”。陈华上世纪80年代跟着舅舅跑江湖时,他们爱去跑东北,那边厂子多,工作稳定,“年轻人有闲钱,好面,看杂技一来一大帮。”

接近农历八月十五时,就从东北往南折返回华北,刚好赶上农闲,农民收完了庄稼,马戏场场爆满。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马戏团就很少往东北跑了,陈华常跟着舅舅去北京,在清河和沙河附近搭棚演出,那时候外来人口多,都在附近扎堆住,兜里有钱,一张票能卖五块钱。

陈华说,带着马戏团跑江湖,最重要的是和人打好关系。到了新地方,最近的几户居民、村镇里“混得开”的,都得送几张门票,老人们往往也能获赠几张,“岁数大的孩子多,指不定他家孩子就能帮上什么忙。”

如今,这套人情规则在马戏江湖中逐渐消隐,“出门在外,更多是走审批、签合同。”台下的观众也变成了“一老一少”的留守祖孙们,很少会出现棘手的冲突。

陈华也少了许多“江湖气”,他戒了酒,渐渐不愿意参与饭局,更多时间都抱着手机刷短视频。跑了半辈子江湖,到了职业暮年,慢下来的陈华终于感受到马戏团的封闭和孤独,远离家人,少有朋友,想说话却找不到人。

“鑫超马戏团”团长陈华。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干了一辈子马戏,李丙照也常觉得马戏的江湖像座围城。年少时身体好,挣钱也快,还能脱离枯燥的农耕生活。但到了三十几岁,透支的身体开始一点点显现出来,腰不再挺拔,肌肉也不再有力,刮风下雨时几处关节不争气地疼痛。

李丙照也想过换种生活。疫情三年,马戏团一度接不到演出。他去工厂打工,但没有学历,也没有经验,熟练工种做不了,只能拧螺丝,一坐一整天,回家的时候腰疼难忍,他才发现自己已经逃不了了。

他最终接受了这样的人生。没有演出的时候,他拿出平时放在卡车里的自行车,载着朱国珍去集市上遛弯,和庙会里的其他摊主闲聊,生活也悠闲自在。他唯一担心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还能演多久的马术,在那之前,他想和妻子一起把孩子的结婚钱攒出来。

在更年轻的陈超团里,演员王天源也曾试图摆脱这种封闭的生活,他辞去杂技团的工作,去电子厂打工,但同样受不了每天坐14个小时,上厕所都要报备,“过得像机器一样”,又回到了马戏团。

不出意外的话,他会在这家马戏团里度过自己的青春,等年岁稍长,找一个演杂技的同行恋爱、结婚,成为终身的搭档,彼此照应,一起“闯江湖”。这是大多数杂技演员的选择,“不然的话,谁愿意忍受总是两地分隔的生活呢?”

这个年轻的杂技演员今年26岁,已经演了十几年的高空杂技,他说自己越来越感受不到升空和失重带来的刺激,就连在高空中旋转翻腾也毫无感觉,与同龄人去游乐园的时候,他一遍遍坐过山车和跳楼机,试图感受久违的失重感,“但完全感受不到,现在我特别想去跳伞和蹦极”。

“入了行,适应了这种生活,就很难再回去了。”王天源说。

接班人

如今,陈超很大程度上接过了陈华的衣钵,像他的父亲一样,操心起全团人的餐食、马戏团的去处和收入情况。

陈超27岁,穿一身休闲服,刘海蓬松,长得有些稚气,总是一副笑呵呵的模样。有些陈华传下来的老理,他记得很牢,十几岁的时候他因为有观众逃票和观众争执起来,被父亲打了一个耳光,从此他记住做马戏团要包容,和气,不能动火,他也记得陈华对安全的要求,坚持不让马戏团接用吊车吊绸吊的活,也总劝演员少去拼盘演出,每次演出前,他总像父亲一样把舞台的前前后后检查个仔细。

只是如今,陈超有时记不清父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和他们津津乐道的“跑江湖”的故事了。马戏的江湖不一样了,陈超深谙这个时代的“江湖”规则,他不再需要“中间人”,自己也可以弄得明白审批演出的程序。他随车带着打印机,为的是签合同走审批时能随时修改、打印。他重视安全,总把“行业的良性发展”挂在嘴边。他喜欢向重要的客人展示马戏团取得的各种许可和证件,那是他区别于父辈们“草台班子”的明证。

这对父子遵循着各自的“江湖之道”,延续着他们的家族事业。在陈华的“鑫超马戏团”开演的同一个傍晚,一百多公里外,陈超年轻的“鑫超”也打亮了灯牌。这里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贩卖的饮料装进了小熊形状的杯子,后台的幕布嵌着亮闪闪的金丝,就连原本舞台和观众席之间的安全铁笼都换成了细密的弧面笼网。

陈华的大棚有更好的灯光效果。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演出开始前,环绕的音响放着流行音乐。这是一场更年轻、更吸引人的表演,狗熊踩上了平衡车,演员在场上不停地和观众互动,即使是中场搬道具的间隙,也有小丑出来给小朋友吹气球。

陈超从小在杂技世家长大,念杂技学校,经营家族杂技团,没什么别的爱好,也没什么社交圈。闲下来时,他喜欢刷各地的杂技演出视频,分析视频里节目的好坏,看一张杂技演出的图片,他就知道图片里的大篷是谁家的。

他还想带着这个年轻的马戏团做很多事,往近点说,他想把马戏团的塑料座椅全换成和电影院一样的软席,往远说,他还有很多畅想,他想和社区合作搞演出,和报社合作搞宣传,再“雇个博士生研究策略”,这是他心中马戏团“良性发展”的道路——稳定、正规、优质。即使在传统马戏渐渐衰落的今天,这个乐观的团长仍确信,自己和这个年轻的团队将是马戏未来的一角。

陈超的马戏团里有14个人,最大的演员今年26,最小的学员还没成年,衰老、伤病和生活的重担还尚未与演员们的生活相连。

陈超马戏团的团员大多还很年轻。新京报记者 史航 摄

凉山来的尔嘎入行是因为以为杂技就是功夫,可以翻跟头、学武功,“跟动作片里甄子丹、吴京一样。”学徒小李是想逃离在修车店的打工生活,“脏兮兮的,一天下来裤子全是洞,还得被师傅拉着喝白酒。”他更喜欢马戏团的狮子和猛兽,记得第一次喂狮子时狮子舌头舔过他的手掌,倒刺刮得他又痒又麻,“给我同学发张照片够他们稀罕半个月的。”

谈起训练,他们不觉得苦,说起四处漂泊的生活,就回一句“好男儿志在四方嘛。”没有演出和训练的时候,他们躺在卡车的宿舍里打游戏,看玄幻小说。

相隔不到二百公里的两个“鑫超”像是在平行的世界,“老鑫超”的聊天里总带着叹气,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以后咋办呢”。“新鑫超”的饭桌上,陈超给孩子们开会,他说:“杂技的明天一定是你们的。”

但不管怎样,5月13日,在这个凉爽的初夏夜晚,两个“鑫超马戏团”都圆满完成了当天的表演。他们各自把物件归拢到卡车上,休息一晚后,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要重新上路,驶向下一个目的地。

新京报记者 史航 实习生 陈雪稳

编辑 杨海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