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莉·戴维斯:历史学家沉默的过去,可以寄希望于电影
电影微妙地使我们与过去产生了联系,电影可以再现那些被宏大叙述所忽略的细节,也可以让那些被单一解释的历史一笔带过的人物,重新被赋予人性和勇气的光辉。
历史学家娜塔莉·泽曼·戴维斯(以下简称戴维斯)的著作《电影中的奴隶》,则从电影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一场思想的实验,探讨了电影是如何面对美国历史上的阴暗一面——奴隶制的历史。
迈向个体历史场景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十九世纪书写历史的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是文明以及文明孕育、演化模式的规律,在民族国家兴起的年代,历史是一门统一的“科学”,关注的是人类现象的特性,以及尽可能展现出一个民族的灵魂。到了二十世纪,随着民主化与去殖民化的历程,以及社会科学和学科分类的发展,历史学发生了变化:它记录的不再是政治精英书写的历史,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年鉴学派试图建立起涵盖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总体史”。
在左派史学批判的视角下,历史学更多地介入到社会现实之中,于是我们发现,历史学者开始思考话语中的霸权与反抗,审视自身长久以来对中心与边缘的定义。然而,历史学不变的依旧是它作为人文学科的底色,修昔底德与勒高夫们面临的终究是同样的话题:经历了时间与人类情感沉淀的历史学,如何通过抽象的演绎与个体的经验,提炼出人类反复上演的悲喜剧?而面对历史学的人文特质逐渐受到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挑战,历史学家则尝试用自己的写作与思考,赋予自己的研究对象更深沉的价值关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界的“文化转向”则可以视作历史学家们对于以往历史的一次价值重估。按照历史学家凯伊·埃里克森的说法,以往的历史学是从“十二层楼上”俯瞰社会生命,那么新的历史学家则从望远镜改为使用显微镜。历史学不再有概括与归纳人类经验的雄心壮志,它们要表现的是差异,尤其是讲述每个人群无可替代的经验。
戴维斯正是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写作中不能绕过与忽视的名字。无论是对于早期现代法国社会关系、宗教仪式以及工人运动的研究,还是作为新文化史研究经典的《马丁·盖尔归来》以及《档案中的虚构》《边缘女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历史学者不断质疑、挑战与前进的轨迹。她尝试把历史变成复数的、嘈杂的、没有终点的历史,让作为读者的我们和她一起找到探索历史的乐趣,领略宏大叙事之下普通人的命运起伏和个体的历史场景。
这位历史学者在学术生涯开始之前,就有着浓厚的公共热情。对于她而言,写作与研究不应只是炫耀广博的游戏,而类似于一场抢救“边缘人”的工作——把那些工人、妇女、犹太人、非裔美国人重新带回视野之中。在现实中,她也一再用行动提醒着人们,历史与现实并非全然分裂。她的社会与政治良知不仅在于对麦卡锡主义的反抗,参加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签名,帮助巴勒斯坦人重建家园,还在于她对于历史学近乎虔诚的信仰和写作——在历史中寻找多元与纷争,让那些被遗忘的人群发出不可取代的声音。
电影打造的记忆之场
新京报:不同于场景宏大,聚焦于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的历史电影,在《电影中的奴隶》一书中,你所关注的案例大多数是关于个体在历史情境下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这其实也让读者联想到人类学中的“深描”的概念。也许电影并不能完全还原历史现场,但是我们能否通过电影让读者在情感中“再现”历史中人的体验?
戴维斯:是的,电影正是适合这种形式的叙述和再现。它专注于表情、动作和亲密的互动,而这些在历史文本中可能更难捕捉到。其次,人们希望导演和演员通过历史阅读和探究为自己做好准备:比如说,通过使用过去的图像以及过去的严肃的虚构资料。电影有着微观史的某些优势,能够展现具体的细节,它会迫使你想象事实是如何发生的。
新京报:也许今天的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当代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上的拷问带入到电影中的历史场景,我们甚至会期待电影中的历史人物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正如你所言,“历史应当让过去成为过去”。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历史所反映的当下?
戴维斯:当代人的关注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被带入历史电影。如果当代关注的问题和我们在历史电影中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一样,那么电影就被允许这样展示。如果它是一个历史学家关注的特殊时期,并且与电影的主题有某种关联,那么它可以通过一个电影的特殊设计被引入:例如,突然打破叙事的时间段,展示与电影制片人或例如与电影中的演员有某种联系的图像。然后再转回到电影本身的时间框架。
另一种可能性是在电影的结尾处插入字幕和图像,从而增加有关今天的信息。事实上,在电影的最后一幕,甚至在字幕之后,经常可以看到对电影故事的一些更新。另一种可能性是在电影的结尾处插入文字和图像,从而增加有关今天的信息。事实上在今天,很多电影的最后一幕,甚至在字幕结束之后,经常可以看到对电影背景故事的一些更新。
新京报:2022年6月,美国知名影视流媒体平台HBO Max宣布,下架奥斯卡经典影片《乱世佳人》。平台称,这部1939年公映的影片是“时代产物”,片中刻画了“种族歧视”,这在“当年是错误的,现在也是错误的”。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经典作品都不自觉地带有种族色彩,都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当我们正视这些污点时,是否会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一段复杂的历史?
戴维斯:像《乱世佳人》这样的电影是其时代的产物,或者说是产物之一,因为当时已经有类似W·E·B·杜波依斯这样的黑人学者对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采取了非常不同的历史方法。观赏这类电影的关键是要给它们一个适当的历史框架。 历史学家需要研究它们,评估它们在电影制作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在塑造美国人对待历史观念上的重要性,让人们认识到种族主义在历史上的存在。人们可以了解历史背景之后研究《乱世佳人》这样的电影。
新京报:《电影中的奴隶》中你关注的是古罗马的角斗士、逃脱的黑奴以及反叛的黑人领袖。和之前的作品一样,你依旧是聚焦西方文明之外的边缘群体。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来说,面对历史上被忽略与遗忘的群体,是不是也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叙述的坐标?
戴维斯:我不知道我是否会用“边缘化”这个词来描述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人。在早期对欧洲历史的研究中,我专注于那些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即所谓的“下层人”,也就是劳动人民,包括工匠和农民。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们的故事很少被历史学家讲述,我当然也因此转向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我开始更细致地研究妇女的历史,特别是底层妇女,比如从事手工业的妇女、作为农民的妇女以及她们的家庭。在这里,我也和其他学者一起工作,以填补一个空白。
在研究殖民地环境下的欧洲妇女的过程中,我转向了欧洲以外的区域,比如在北美或加勒比海的殖民地。我想了解从欧洲以外的角度看世界的情况,并将他们和他们的声音融入欧洲人的视角。当我转向伊斯兰世界的研究时,是通过一个人物,即16世纪的哈桑·瓦桑。因为他自己也在 “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他经历了欧洲和北非的生活和文化。我的选择部分是基于我所掌握的语言工具,我希望在此将中世纪/早期现代伊斯兰教的历史融入早期现代的大叙事中。
今天的历史研究者也应该寻找在所有历史叙述中被忽视的群体吗?当然!关于恢复、寻找原住民的历史的工作,在今天似乎变得格外重要。然而,当下的问题是,这些历史属于谁?一些原住民社区声称他们应该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反感非原住民学者对其进行重新表述,因为非原住民学者在过去经常忽视并歪曲他们的故事。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一警告,但我们不应该把历史研究和写作仅仅限制在写自己和自己的社区。每个社区都有权利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应该研究我们族群和社区的历史,但也应该研究其他人的历史。让我们彼此共享历史,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不同立场的学者可以互相辩论。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