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重生 丸山政治学视角下日本的精神结构-每日热讯

我听一位日本教授讲过：“在日语中，评价、评判和名声的含义有所不同。‘评价好’指专业领域内的认可，‘评判好’指在更广泛的学术界的声誉，而‘名声好’则指在普通读者中也获得赞誉。丸山真男（下文简称丸山）是三者兼得之人。”

丸山生于1914年，卒于1996年，生前是东京大学教授和日本学士院会员。丸山的一生与霍布斯鲍姆所谓的“极端年代”相重合，那是一个繁荣与恐慌、战争与和平、近代化与反近代化不断交织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各种充满激情的思想和学说与政治运动一道蓬勃发展，往往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潮流。丸山置身学术世界60余年，却不为任何思潮所裹挟。从战前皇国史观、近代超克论、法西斯主义的喧嚣，到战后民众史学、后现代主义的涌动，丸山时而与它们保持距离，时而施以辛辣的批判。丸山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斋型学者，他时刻关注着人类的命运，并以独特的立场和方法，发掘历史中可供时人省鉴的思想资源。因此，丸山的学说在展示丰富的历史思考与认识的同时，也蕴含着对近代社会的深刻批评。丸山以其高度原创性和思辨性的学说大放异彩，在生前已经获得大批读者。在他去世20余年后，其影响力不仅未见衰退，反而逐步扩展至中国、韩国、欧洲和美国。今天，日本学研究领域的许多课题都依赖于丸山的开创性研究，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研究者也开始从丸山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和能量。

在中国学界，丸山真男的学说早已被以各种方式介绍过，与之相关的研究论文也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已无必要对他的思想做进一步的介绍。然而，丸山因其学说的深刻性和思辨性而广为人知，但也正因此而遭误解和曲解。因此，只有先疏通一些堵塞的管道，我们才能将丸山从各种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才能帮助更多的读者吸收和消化他的学说。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要了解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先来看它产生的历史背景。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大正之子”与战前日本思想界

丸山是“大正之子”。在日本近代史上，大正时代是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政党政治的短暂黄金期。然而，进入昭和时代后，日本则步入一个恐慌的年代。1931年，丸山进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同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翌年，“五一五”事变发生，政党政治宣告终结。1933年，希特勒上台，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京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因思想左倾被强行解雇。丸山说，这是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路线渐渐下降，右翼的或国家主义的路线急剧上升出现“剪刀差”的年代。恰在此时，丸山经历了一次被捕事件，对其思想形成产生了剧烈影响。

1933年4月，19岁的丸山刚刚升入高中三年级，在参加“唯物论研究会”的集会时，遭到“特高”警察的逮捕。警察在丸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日本的国体经得起怀疑主义坩埚的锻造吗？”警察读后勃然大怒，对他拳打脚踢，并将其拘留一晚。丸山在拘留所流着眼泪彻夜未眠，这让他意识到知性在暴力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丸山曾回忆次日获释后的感受：“街道上灯火通明，卖香蕉的仍像往常一样拎着香蕉向人们叫卖，一群人聚集在五子棋摊前，没有人说话，盯着棋盘上的形势。然后，在一墙之隔的本富士警察局里面，正在进行激烈的拷问”。（《自己内对话》）。由于此次事件，丸山在10年里一直受到“思想警察”的监视，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

1934年4月，丸山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部。次年，“天皇机关说”事件发生。1936年，“二二六”兵变爆发后，军部控制内阁。此后，社会舆论完全被右翼和军部所劫持，鼓吹天皇制优越和对外扩张的国家主义甚嚣尘上。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随着《国体之本义》《国家总动员法》《臣民之道》等法案的颁布，国体论和皇国史观笼罩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3岁的丸山作为南原繁的助手开始了研究生活。尽管丸山最初打算专攻欧洲政治思想，但南原却强烈建议他研究日本传统思想或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丸山起初并不理解南原的建议，因为他对鼓吹日本文化优越的“皇国史观”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南原则劝告他：正因为厌恶才需要认真对待，只有科学的研究才能抵御右翼对传统的滥用。

南原的建议还有另一层考虑。1935年天皇机关说事件之后，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袭，发扬东方传统思想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为了消除西方思想的“有害”影响，日本政府鼓励帝国大学设置“国体学讲席”。南原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反其道而行之，用科学的方法推进对传统思想的研究，而丸山正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因此，南原要求丸山撰写日本思想史的助手论文，同时要求他在论文注释中引用半数的外文文献。

1939年，东京大学设立“东方政治思想史教席”。在南原的邀请下，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左右吉以兼任讲师的身份开始授课，丸山担任助教。1939年12月4日，发生了津田遭到右翼学生围攻的“津田事件”。右翼学生对津田不满，是因为津田主张儒学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有限。而如果儒学不是联系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纽带，那么日本为侵略中国打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从欧美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中日共存共荣”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其历史根据、道德基础与合法性来源都会被动摇。

1940年2月，丸山的助手论文，即《日本政治思想史》第一章开始在《国家学会杂志》上连载。同月，津田左右吉的四部著作被禁。6月，丸山的助手论文获得通过，晋升为副教授。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在此前后，第二章的内容陆续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第三章匆匆完成于1944年7月，当时丸山突然被征召入伍。幸运的是，丸山在部队出征前因病住院，三个月后被解除兵役，这才捡回来一条命。

丸山真男的思想资源

丸山说，“关注德川社会中近代思维要素的成长……证明任何坚如磐石的体制都有崩溃的内在必然性”，这不仅是“抵抗法西斯主义历史学的据点”，也是“暗谷”时代对自我灵魂的救赎。那么，丸山利用了怎样的思想资源来构建这个据点？

抛开经学和日本学者的影响不谈，丸山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参考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卡尔・施米特的法哲学以及博克瑙的政治思想史。丸山的这本书之所以难读且容易引发误解，除了其内容复杂，思想密度高之外，还因为它建立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之上。丸山说：“曼海姆把在社会基础与各种政治的、社会的观念之间起媒介作用的动向，称为观念结构（Aspektstruktur）、思考范式（Denkmodellen），同时他还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概念（Der Begriff der allgemeinen Ideologie），这些都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按照曼海姆的分析，同一个世界之所以在不同的观察者眼中呈现不同的样态，是因为他们的观念结构和思考范式各自不同。而观念结构指的是“一个人观察对象的方式，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以及他如何在思想中构建这种东西”。如果这种解释不容易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丸山的“眼镜比喻”。丸山说：“所谓的眼镜，抽象地来说就是概念装置或价值尺度，是认识和评价事物时的理性工具。我们不能直接认识周围的世界。我们通过直接感觉所能观察到的事物极为有限，无论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自觉，我们获得的大部分认识都是透过某种既存的价值尺度或概念装置的棱镜观察事物而来的”。简单来说，观念结构和思考范式是指一个人着手对对象进行深入思考时，他的头脑之中所隐含的那种认识模型。

“普遍性的（又称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又所指为何呢？在曼海姆那里，意识形态概念可分为两类：特殊的与总体的。前者指的是个人“有意无意的谎言和伪装，故意愚弄他人或自我欺骗”，其目的在于否定对手的主张，维护自我利益。相比之下，后者的涵盖范围更广，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和思维结构的特征和组成”。简单来说，也就是一个时代的思维样式和世界观。

澄清三个主要概念之后，丸山真男对日本思想史的研究的目的也随之清晰，那就是探究德川封建社会的世界观（即朱子学的观念结构和思考范式）如何在社会变动中一步步自我崩溃，从而产生出异质的观念结构，并进而为近代世界观的形成创造前提条件。

天理的解体与近代的生成

丸山主张，朱子学思维模式有两大特征：连续性和合理主义。朱子学体系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神学体系。两者都把世界视为一个被更高存在或法则所贯穿、囊括起来的有机统一体。 “朱子学的理，是物理，同时又是道理；是自然，同时又是当然”。也就是说，在朱子学那里，内在于事物的自然法则（物理），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道理）。朱子学的形而上学看似为其人性论和实践道德奠定了基础，但实际上朱子学的宇宙论和存在论只是其人性论对自然的反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不仅物理从属于道理，自然法则从属于道德规范，而且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学也都受到道学的制约。

德川时代的儒学者对朱子学世界观的解构，从“自然的解放”和“规范的纯化”这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山鹿素行承担了前者的工作，而伊藤仁斋负责了后者的任务。素行否认了道理的普遍性，主张事物各有不同，各有其理。素行还从动态的、实践的立场出发，否定了本然之性的先验功能。通过对气质之性的消极意义加以积极的转化，素行使其成为一切行为甚至是善行的基础。素行还突出了礼乐作为外在规范的客观意义，这为追求政治领域独立化的徂徕学开辟了道路。

仁斋的主要工作在于纯化了儒学的伦理思想，以强调其实践伦理的性格。在仁斋那里，人道与天道的纽带被切断，理被限制为物之理，而道则被限定为人之道。仁义礼智并不是先天赋予人的本然之性，而是人应该努力去实现的理想。君主的职责也不在于完善其个人道德，而在于“与民同好恶”这种公共行为。至此，修身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链条被解开，政治的契机开始从道德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与仁斋将儒学规范内在化的思考进路不同，荻生徂徕则将儒学规范进行彻底的外在化。徂徕学剔除了道的形而上意义，将道的妥当性归于圣人制作。换句话讲，道之所以是正当的，并不是因为其符合天地自然的法则，或者是体现了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而仅仅是因为它是由圣人制作而成的。这不仅取消伦理道德与政治规范之间的连续性，还使两者都获得自足的地位。道是外在的和面向社会的，而个人的自然性情是内在的和面向自我的，人情的自然和人欲从理性主义中得到解放，其结果便是“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各自独立。徂徕主张把治国平天下视为道的核心。政治家为了达成安天下的目的，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亦可。丸山把徂徕比附为日本的马基雅维利，并评价道：“可以把日本德川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发现’归功于徂徕学”。

丸山说，“构成朱子学形而上学深层根底的东西，不折不扣就是有机论的思维方式”，而“徂徕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要靠‘制作’的逻辑，力争粉碎‘自然’的逻辑”。在徂徕学之中，作为社会理念的自然法则被彻底分解，朱子学连续性思维的锁链被一一切断，之前笼罩于其下的政治、道德、历史、文学等领域相继分裂开来，获得独立发展的契机。这一过程伴随着自然秩序观念的衰落和人为秩序观念兴起，从而为近代世界观的萌芽准备了前提条件。

至于国学的思想史定位，丸山主张宣长学与徂徕学之间存在否定性的关联。这表现在国学在道的内容上把徂徕学颠倒了过来：在彼正因圣人的制作才被视为绝对的道，在此正因圣人的制作所以加以排斥。可尽管在道的内容上宣长学与徂徕学迥然不同，但在为道赋予根据上，两者拥有相同的思维方式。而且，国学在完全排除徂徕学公的侧面的同时，又继承了它的私的、非政治性的侧面。

按照丸山的解读，相对于朱子学的自然主义和合理主义，徂徕学展现出的是一种非自然主义、非合理主义的思维风格。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拒绝形而上学的倾向，放弃对理性的大规模追求，缩小理性认知范围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下，政治、历史、文学等领域摆脱了伦理学束缚，获得了文化价值上的自律性。这被丸山称为“近代意识中最具象征性的表现”。需要注意的是，丸山并不主张从徂徕学中可以直接导引出近代的合理主义。作为黑格尔的信徒，丸山主张用辩证的视野来把握思想运动：事物总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徂徕学在思想近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被丸山形容为棒球比赛中的“牺牲打”（《日本政治思想史》，译文有误）。也就是说，徂徕学只有通过“自我牺牲”，才能为近代思维的成熟准备前提条件。

徂徕学将朱子自然的秩序观转化为作为的秩序观，从而催生出近代思维萌芽的因素，但徂徕学把创造秩序的主体限定为圣人和政治家，而不是拥有主体性的近代公民。徂徕学期待德川将军实施“绝对主义”的制度改革，这远远不是近代政治理论所倡导的国家组织形式。那么，在徂徕学之后，日本人的秩序观又有何发展？近代思维萌芽的命运又如何呢？丸山在第二章中依次讨论了安藤昌益、本居宣长、本多利明、佐藤信渊、海保青陵等人对“制作逻辑”的继承和发展，又在第三章中以“国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继续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第三章名为《“早期”国民主义的形成》。所谓早期的，指尚不成熟的。丸山主张，成熟的国民主义具有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国民的统一与国家的独立。德川封建社会由于内部的分裂，无法应对幕末的外来危机，为了维护国家独立，需要实现国民统一。这既要求政治力量向国家的聚集（集中化），又要求政治力量向国民思想的渗透（扩大化）。政治集中化和扩大化的双重契机应该在辩证法的统一过程中使自己具体化（用福泽谕吉的话来讲，即“一身独立一国独立”），但就幕末以来的历史发展而言，政治集中的契机起到压倒性的作用。正因此，“将国民从之前对国家秩序无责任的被动状态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参与秩序创造的历史性课题，大幅滞后了。

因为丸山突然接到征召令，第三章的叙述到此戛然而止。那么，在当时的日本，近代的世界观最终实现了吗？没有！丸山的愤懑反映在如下文字中：“通过明治维新排除身份秩序，似乎确立起来的对于新秩序的主体自由人，很快就又被吞没到巨大的国家之中。在‘制作’逻辑结束漫长艰辛之旅，开始讴歌自己的青春之际，在前方迎接他的却是荆棘之路。” 与其说这是对明治时代的猛烈抨击，不如说是对昭和时代的强烈抗议。

关于翻译的商榷

最后谈一下《日本政治思想史》译本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译本修订后仍存在的细小问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唯独两个重要术语，即“近代”和“国民主义”的译法或仍值得斟酌。

王中江教授将这两个词分别译成了“现代”和“民族主义”，并在译后记中给出相应的理由。不过，鉴于丸山对近代与现代有意识地进行过区分（参见松沢弘陽：《丸山眞男における現代・伝統・思想史》），笔者认为应该尊重原文表述。此外，尽管丸山在文中特意解释了为何用国民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来翻译Nationalism，因为国民主义意味着民族主义与个人自主性的密切结合，而民族主义则被用作个人主义的反义词，但译者考虑到中文的语言习惯以及日本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肆虐的实际情况，坚持用民族主义进行改移。这种做法虽未尝不可，但这样一来，丸山想要强调的只有“作为自由主义孪生兄弟的民族主义”才是健康的民族主义（《丸山眞男集》第三巻，P74、105）的意图或多或少地被掩盖起来了。

在译本中指出一些错误，比明确而完备地翻译整部作品要容易得多，笔者对译者筚路蓝缕的艰辛工作怀有深刻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