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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和罗永浩之间有什么过节?

高晓松和罗永浩之间有什么过节?

如果有的话那应该就是因为这件事:

老罗热爱音乐,家里有两三千张打口、正版CD。他喜欢小河,爱听小河版的《不会说话的爱情》,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他近来狂热喜欢曾轶可,标榜自己为“可爱多”。话说一日,老罗听了曾轶可新唱片的小样(是高晓松给她录的)愤愤不平,觉得音乐佐料太多,那种带有缺陷的、朴素的、打动人的东西丧失殆尽。老罗是行动主义者,他马上调动自己能够掌控的所有资源,想为曾轶可补录一张民谣风格的新唱片。 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先跟天娱高层进行沟通,得知好像天娱也有此意。老罗马上找制作人、乐手。先找小河,小河要出国;最后找到了张玮玮、郭龙和我。张、郭对曾轶可的歌还有些好感,我是中立派。大家看老罗那种急切的心情,都答应了。可是录唱片的时间很短,只有六七天,要排练、进棚录音、缩混,几乎不可能。但老罗是写《我的奋斗》的人,大小也是个狂人,所以要跨越所有的客观障碍,一举促成曾轶可的民谣唱片的问世。 饭局结束后,老罗蹲在马路边,用笔记本给我们一张张刻曾轶可的歌,特像中关村卖盗版的。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我十年来最上火的一件事。弄得我都想说两肋插刀的话了。 先是排练。大家租了一个两百块钱一小时的棚,老罗一开口就是“租它十个小时”。第一天和曾轶可磨合还比较愉快,排了《狮子座》、《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天使》。接下来几天,大家在一起编曲,《狮子座》是手风琴版的,结尾处玮玮编了一个狂欢式的合唱大solo。老罗也放弃了他英语学校的繁忙工作,天天到排练现场问寒问暖端茶送水。看他这么狂热,大家每天都排十几个小时,据玮玮说,给自己做专辑都没这么上心过。 等到要进棚录音,我们推荐了几个京城不错的录音棚,老罗挑了一个最贵的,台湾人开的“乐佳轩”,我提醒他,钱可要省着点儿花。老罗拍胸脯说他找到了一个土财主赞助,事后得知,这个土财主就是罗永浩本人。 四百块一小时的录音棚,非常大,像一个小酒吧,每个乐手都有一个相对封闭的隔离间,我们做音乐这么多年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当天上午十点,大家就到录音棚调音,进行最后的彩排。下午三点,曾轶可和她的天娱团队步入现场。她可能是没吃中午饭,心情不好,加上当天是试录,录音师是个新手,曾轶可一试音就说声音不舒服,还说混响太小,结果加了又加,最后郭龙提醒:再加就成钱柜了。反正越唱感觉越拧巴,曾轶可对着话筒现场评价:这是我去过的最差的录音棚。而且对录音师非常的不以为然。录音师很老实,没说啥。幸亏我建议老罗,为了风格更多样,再录一个钢琴版的《勇敢一点》,还高价聘请了一个钢琴弹得很不错的小伙子现场伴奏。最后,忙活了半天,我们还没走,就听天娱的人说:我们觉得也就这个钢琴版的还不错。 晚上,我跟老罗通电话,说玮玮、郭龙和我,都觉得有点心里发堵。我们不是被雇用来的乐手,不冲你老罗,我们才不这趟混水。老罗也一再多方斡旋,后来决定,我们再去一天,曾轶可也会去,把专辑做一个了断。 第二天,我还在老罗车上,就听见他接电话,对方说今天就录钢琴的那首歌,别的歌我们就不准备录了。老罗说,大家都排练了好几天了,怎么也该试一试。对方婉拒,老罗大怒,但还没有破口大骂,当一个粉丝是很不容易的。他曾经说,听到曾轶可的新唱片,就觉得像是有人把他的亲姑娘给毁了一样,并且扬言:如果有一天,有人这么毁你们,我也会挺身而出的。可是,亲姑娘酒后驾车,把你给撞了,你说你是砸车呢,还是打你姑娘一顿呢。投鼠忌器啊。 这时候,我们就反过来劝悲伤的老罗了。即使没有主唱,我们也会去录音棚,录一个高级的卡拉OK版。因为排练好几天,编曲、配器都很不易。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大家也想把它保留下来。下午由台湾老板亲自调音,大家感觉特别舒服,录音一气呵成。录完后,老罗要求大家一起合个影,我说应该摆个空凳子,这是没来的主唱的位置,就更有趣了。 最后,按惯例,晚上大家吃了一个杀青饭。我们一起碰杯,感觉这个事没白做。在老罗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他那种一腔血性,虽千万人吾往矣。敢于把自己置身于荒诞中,不怕丢失中年人最宝贵的面子的良好品德,事情结束后,老罗强行付给了每个人一份报酬,来送钱的老罗助理金燕说:你们要是不收,老罗就不许我回去上班。 几个月后,天娱公司回心转意,又觉得那首钢琴版的《勇敢一点》很好,想要过去。老罗并没有因那件事而记恨,虽然他很有理由不高兴。他对曾轶可还是一样的喜欢,还买了一把taylor的琴,我们建议他买MARTIN,他说:不,轶可用的就是taylor。 最后,盖棺定论,老罗,被你喜欢的人都比较有福,被你痛恨的人稍微有点倒霉。 文/周云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