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为什么有时游牧民族要入侵中原？有藏族入侵中原的时候吗？

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其实就一个原因，草原经济模式太单一，一不足以支撑社会生活，二不足以抵御自然灾害侵袭。没有牧区生活经验的人，对草原的认识一般都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或者“暮色下牛羊归栏，蒙古包炊烟袅袅”。

其实，草原哪有那么田园牧歌，草原生活是及艰苦的。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草原上人口膨胀的很慢，中原的汉族人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多次大变乱，比如说安史之乱短短七年，就让唐朝损失上千万的人口。

但只要有几十年的安定日子，人口很快就能迅速回升补足缺口。农耕地区的人口迭代速度，是草原地区绝对难以想象的，这如实的反映了牧区生活的艰苦。

另外，草原上的自然灾害也是农耕区很难想象的。

即便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内蒙草原遭遇白灾（雪灾）都能在几天内冻死数十万头牲畜。我在内蒙草原的亲戚曾亲口向我描述，冬季草原起白毛风（风吹雪）的时候，目不视物，视线距离只有几米远，很多人就在家附近被冻死。

等天气变好，牧民们去寻找走散的羊，这时就会发现，一大群羊静静挤在一起御寒，全都站着被冻死在雪地上。

所以，内蒙草原才会流传一句俚语：“家财万贯，有毛的不算。”

另外，太过单一的牧区经济，导致了两个严重问题：一、生活所需的产品不能自己生产；

二、游牧民族天生没有协作与配合。

因为草原环境的限制，牧犬经济无法发展出采矿、烧炭、冶炼、金属加工等工业领域，这导致牧区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不能自给自足。

明朝时“边禁商品”的目录里，铁锅都赫然在列，据说当时牧民家里没有铁锅，只能用皮囊装水煮肉。

其次，没有各种手工门类也意味着，民众间没有互相协作配合的机会和动力。

草原上的民众基本是以部落小集群的方式生活，各部落间用刀子说话的机会更多。

这一点是游牧政权多遽起遽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游牧骑兵不能打，而是不能长时间团结在一起打。

清楚了上述两点，便可以知道，为何游牧政权有南下侵袭的动力了。简单说，就是两个诉求：以掠夺来壮大自己部落，或用掠夺逼农耕政权开放互市贸易，这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原动力。

我们的历史里面，很喜欢用结论反推原因，给人感觉成就霸业的少数民族领袖，似乎从小就心怀天下，立志要干翻农耕政权取而代之。

其实，以当时的资讯条件来说，生于一隅的少数民族领袖，根本不可能知道中原有多大，如何可能有志于天下？

游牧骑兵南下，基本状态都是打着看，打着打着发现有机可趁，勃勃之心才升腾的不可抑制。

说完了游牧民族南下的动力，我们来说第二个问题，藏族政权是不是也曾侵袭中原。答案是有，而且一度极其剧烈。

但藏族政权只在吐蕃王朝时期，有实力窥视中原。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地区便陷入了持续一千多年的低迷。别说东进中原，就是自己本土的事务，都受到外域政权势力强烈的影响，沦为一个既悲催又尴尬的配角。

但吐蕃王朝东进的脚步也不算顺利，因为他们与唐朝恰好迎头相撞。松赞干布崛起时，正赶上李世民最强势的岁月。

贞观十二年(638年)八至九月，两国在唐朝剑南道交通要道松州（今四川松潘）一番大战。

虽然，《旧唐书》、《资治通鉴》都记载着松赞干布拥兵二十万，并放出豪言，“公主不至，我且深入”。

但其实，松州之战不过是一场小规模的边境摩擦，以当时吐蕃的国力来说，几无可能倾尽国力，以二十万之众寇关。松赞干布也不会，对一个完全未知的对手赌上国运。

我比较赞同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的估算，“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其军队划分为四茹四十东岱，东岱就是千户所。每东岱管理1000多户，每户出1兵，则其总兵力在4万至5万，当是比较合理的。”

再有，吐蕃军队不过被唐军小挫后，便徐徐退去，也能印证这一点。松州之战虽然是唐蕃二百年国战的开篇之作，但实际意义不过是两国各自比划了一下，都认识到对手不是软柿子，不太好弄。于是，公主和亲便成了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吐蕃在禄东赞和他儿子们（噶尔家族）的领导下，先后吞并了白兰羌和吐谷浑，并以青海草原为前进和后勤补给基地，开始向北谋求截断河西走廊、向东侵袭陇右（六盘山以西）、向西染指安西四镇的争霸之路。

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唐蕃大非川之战和安西四镇的六度易手。

很多人都觉得薛仁贵的大非川之败后，吐蕃占据绝对上风，其实这种看法不甚准确。

高宗、武后时期的战场态势，吐蕃确实比较主动，但唐朝远远没到全无还手之力的状况。

二十二年里，安西四镇六度易手，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龟兹拨换城(今新疆温宿)，唐朝被迫罢安西四镇。

四年后（674年，上元元年），四镇复归唐朝。

仪凤三年（678年），迫于吐蕃压力再次罢黜。

次年（679年，调露元年），裴行俭千里奔袭西域，生擒阿史那都支，再复安西四镇。

垂拱二年(686年)，四镇再罢。

692年(长寿元年)，王孝杰、阿史那忠节西击吐蕃，在大岭、冷泉大败蕃军，噶尔·赞辗恭顿（汉史称赞刃，禄东赞五子）逃遁，噶尔·达古日耸（汉史称悉多于，禄东赞四子）被俘，四镇再复。

此后，唐庭吸取了四镇几度失陷的教训，遣军两万四千人常驻四镇，西域算是基本稳定了下来。

从四镇屡废屡建的过程可见，唐朝即便是在相对遥远的西域，有尚且有能力和吐蕃一较短长，更何况是在后勤压力较低的河拢地区呢？武后朝晚期、玄宗朝，唐军打出了一系列的反击战，这其中最典型的战例便是石堡城之战。这一时期，吐蕃的疆域是在不断收窄之中，两国边境从神龙会盟约定的以赤岭（今日月山）为界，逐步推至青海湖以西以南地区。唐朝逆转了战场形势，并开始占据上风。

但好景不长，安史之乱的爆发改变了一切，唐朝由此陷入内乱困局，吐蕃豪取河西、陇右，截断了关中和西域的全部联系。这一点唐蕃两国的史料都有比较相近的记载。

汉地史料记载则散布于多本史书之中，综合来看，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兰州（甘肃兰州）、廓州（青海化隆西南）、河州（甘肃东乡）、鄯州（青海乐都）、洮州（甘肃临潭）、岷州（甘肃岷县）、秦州（甘肃秦安）、成州（甘肃西和）、渭州（甘肃陇西）等数十州，已经相继沦没。

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突破大震关（陕西陇县西境），泾州（甘肃泾川县北）刺史高晖投降，给蕃军充当向导，引军深入。

六日，克邠州（陕西彬县）、奉天（陕西乾县）、武功（陕西武功县西北），代宗东逃陕州（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长安陷落。

吐蕃在长安城内留居十五日（《资治通鉴》记十三日）期间，将留居长安的宗王李承宏找了出来，让他接替逃到陕州的代宗李豫当皇帝。这个李承宏都没跟着代宗一起跑，说明在唐庭里根本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当他听说吐蕃将领马重英（恩兰·达扎路恭）让他当皇帝，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心里说：“李豫又没死，我当了皇帝，他回来我还好得了？”

但马重英不干，对他说：“你是金城公主的兄弟，俺们是实在亲戚。你当了皇帝好，从此唐朝与我吐蕃的关系，就从舅甥关系变成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了。这样好，就是你了，不干不行！”

就这么着，李承宏哭哭啼啼的干上了傀儡皇帝。可吐蕃在长安只待了十几天，等到郭子仪以疑兵之计诈走了吐蕃军队，代宗还朝后，李承宏这倒霉孩子先是被代宗一顿痛骂，然后就被流放华州，不到一年就稀里糊涂的死了。

不过，此后吐蕃军队再也没有突破唐朝在京西陇山一线的防御，虽然吐蕃为了再次攻入关中，曾一度占领了鄂尔多斯高原，准备从北向南进攻，但鄂尔多斯高原上严酷的气候条件，让吐蕃起兵吃尽了苦头，最终不得不从盐、灵二州附近撤军。

综上所述，如果您认为关中、河陇也算中原一部分的话，藏族政权是曾经染指过中原的。其在河陇地区统治时间还很长，大概有80多年，很多当地河陇唐族都已经开始编发左衽，说藏语用藏文了。

我们比较熟悉的沙州归义军首领张议潮，在最初给唐庭上书时，便是用藏文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