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页 / 知识 /  正文

年轻人为什么成为了“隐形贫困人口”?

年轻人为什么成为了“隐形贫困人口”?

“佛系青年”还言犹在耳,同龄人“抛弃”你也没过多久,“隐形贫困人口”这个词火了。根据网络定义,隐形贫困人口是指“那些看起来每天有吃有喝,但实际上非常穷的人”。

“能买戴森吸尘器就不用扫帚了;吃完牛油果又要吃藜麦了;100块钱一张的‘前男友面膜’用起来也不心疼;一有健身冲动,就非得去办张年卡。总之,朋友圈光鲜靓丽,口袋空空如也,‘吃土’是常态,在精致道路上拿出十八般武艺、拼尽全力。”在“隐形贫困人口”的相关评析文章中,“隐形贫困人口”被认定是“自我消费不节制所造成的”,正是因为想过得富一点,所以把日过得穷了。甚至有人认为,“隐形贫困人口”与之前流行的“月光族”“啃老族”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将年轻人的“贫困”归咎于消费主义和消费的不节制,是否会遮蔽了一些什么?比如许多年轻人“非常穷”,倒不是因为他们将钱花费在吃好喝好上了,而是因为他们真的穷。即便有年轻人将大部分的金钱花在吃好喝好上,仅仅是因为他们热衷消费,还是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究竟是热衷消费导致了贫困,还是因为贫困所以热衷消费?

总之,一个热词背后往往蕴藏着重要的社会心理信息,“隐形贫困人口”的理论景深值得细究。

大众传媒时代的“贫困感”

身边一位50后的长辈学者,对现在年轻人老是说自己“贫困”“丧”很是不屑。在他看来,物质生活好了,年轻人都是蜜罐中长大,身在福中不知福,还养了一身矫情的本领。他说,他们那一辈人的成长岁月里,物质短缺、缺衣少食,饥饿是家常便饭,现在年轻人所能享受到的丰富和便捷的物质生活,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从来都不敢想的事。怎么现在的80后、90后、00后,动不动就觉得自己那一代人是“最不幸的”?

长辈的质疑,纵然有代际隔阂的因素,却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怎么物质生活越来越好,自称“贫困”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与其说是这一代年轻人矫情,毋宁说,老一辈与年轻人对于“贫困”的认定和感知是不一样的。在老一辈那里,贫困更多意味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无法满足,但在新一代年轻人这里,贫困不仅仅意味着有吃有喝,还意味着吃好喝好,甚至更多。那么,年轻人的贫困阈值,是如何不断提高的?

这里不得不着重强调的是,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对年轻人观念的影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榫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断塑造着人们的认知。文化学者南帆指出,“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我们被抛入了大众传媒组织起来的社会,大众传媒就是我们的文化感官。几张报纸、几个电视频道或者几个网站就布置出了一个大千世界的幻象。”而这个幻象的核心是,种种幸福生活的神话。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写道,“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是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

“受众劳动”,英文Audience Labour,由Smythe在1977年提出,他认为在闲暇时间收看电视、阅读报纸的“受众”实际是为广告商工作,是广告支持下的传播业所生产的一种特殊商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对传播体系的经济作用给予足够的关注,生产这种学习消费的受众是大众媒体的主要目的。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被成功人士的故事包围,哪个年轻人年薪5万,哪个年轻人创业成功一跃成为亿万富翁;即便是电视里的广告,不断宣扬的也是一种中产阶层的生活样本:一栋别墅,阳光照射进来,漂亮的妻子在做家务,小孩在快乐地玩耍……

身边的幸福神话太多,其结果就是知名作家韩少功所说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足够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跟胡玮炜相比,年薪30万的码农是贫困的;跟北京三环有一套房的人相比,三线城市有一套房的人是贫困的……“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

也即,许多年轻人自嘲“隐形贫困”,倒不见得他们是真的贫困,他们的“贫困感”有可能是来自于传媒时代的文本感染和广告后遗症,来自于与幸福神话的对照和攀比。“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权力和资本媾和打造幸福神话,才能源源不断激发受众的“贫困感”,激发他们的消费冲动,并让他们心甘情愿成为消费的“顺民”。

从这个角度看,某些人自嘲“隐形贫困人口”,倒真有可能是一种矫情,是不断夸大的心理自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