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讽喻诗”的白居易晚年转向“闲适诗”是否自相矛盾?
不矛盾。
在诗歌创作上,白居易提倡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毕生都在践行这个理念。
年轻时,他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就和元稹一道,创作《策林》数十篇,虽然只是模拟应试之作,却敢于揭露黑暗,抨击腐败,矛头直指朝廷要员、皇亲国戚,甚至包括天子本人。
因《长恨歌》声名鹊起后,白居易一边担任左拾遗,专门给皇帝和文武百官挑刺,一边创作诗文,针砭时弊,写下了“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等讽喻名篇。
他不仅自己写,还带动李绅、元稹等同时期一大批诗人写,涌现出了《悯农》《织妇词》等大量经典作品。
因敢于直言,敢怒敢谏,白居易的仕途自然很是坎坷,多次被贬,先后在江州、杭州、苏州等地任职。
虽是外放官员,每到一地,他都勤政为民,颇有政绩,尤其是在苏州,他兴学办校,疏建水利,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多年以后,当地百姓还自发修建“三贤祠”,以纪念苏州历史上最好的三任刺史: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
无奈此时的中唐,历经“安史之乱”后,宦官干政,朝纲不稳,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盛唐气象早已消失殆尽。
白居易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经世之才不能施展,屡屡受挫后,建功立业、忧国忧民的热情,终究化为了乐天知命、云淡风轻。
性格和思绪上的变化,自然导致创作风格的演变,白居易后期的作品中,闲适诗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结合诗人的生平经历来看,这种转变丝毫不会有突兀之感。
再者,在白居易看来,讽喻诗和闲适诗绝非水火不容的绝缘物,完全可以相互补充、互促共进。按照儒家的思想体系解释,讽喻是忧国忧民、关注社稷苍生,属于“兼济天下”,闲适则是诗文自娱、陶冶性情,属于“独善其身”,两者兼备,岂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