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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是否有“天命”?

世间是否有“天命”?

史铁生说:“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欢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我特别认同这样的观点,几十年的生活遭遇,也同样让我感到跟命运没有道理可讲。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相信这段话很多人会背,也激励过很多人。但是细想这句话所言并非是事实。因为并没有什么天意,困难成就人是有的,最后天意也只是成就者给苦难带上的光环而已。古罗马哲学家、悲剧作家塞涅卡相信有天意,认为好人遭受磨难,经历不幸是天意使然,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好人,靠的也正是这一天意。不过,他的说法恐怕难以服众。“难道说遭遇流放,贫困潦倒,白发人送黑发人,中年丧偶,当众受辱或者疾病缠身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他自问自答,“如果你对这些事情于人有益的说法感到惊讶的话,那么你肯定也会对外科手术和烧灼手术,对了,还有饥渴疗法有时候能把病人的病治好感到惊讶。”我觉得,这二者似乎并无可比性,甚至是一种胡扯。除了天意的不存在,孟子的这段假设错误在于炼狱并不能掌握适当原则,困苦可能直接就把人给弄灭火了,或者把人的翅膀给折断了。再者,天意也不问对方是否愿意接受困苦以便获得非凡成就。莫言的童年就是在艰辛中度过的,缺衣少食,又辍学。他经常一个人牵着一头牛在学校门前路过,看到同年龄的孩子在学校里高高兴兴的,他就会倍感孤独迷惘。尽管莫言承认,假如没有这样痛苦的童年经历,他能否成为一个作家都值得怀疑,即便成为作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写的作品也不会是像现在这样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小辍学,回到自然,对他成为一个作家还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莫言还是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选择幸福的童年,而不是孤独饥饿的童年。”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话难说没有司马迁的自我安慰成分。如果让成就者重新选择,他们会愿意选择正常生活,还是选择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练呢?如果能够让司马迁自己重新选择一下,也许,他宁可平庸,也不愿去选择宫刑和《史记》这条路。《史记?伯夷列传》中写道:“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段对天道的质问铿锵有力,如果真有天道,天道能否回答得了吗?然而,虽说没法跟上天论公平,但是生活总要继续,想不通也得作想得通,正如史铁生所言:“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一个神话;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话,就不会再对什么信以为真了;可是你活着你就得信一个什么东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过是一个神话。”所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论,在我看来不过是司马迁的心理自我疗伤而已。陶渊明亦说天道无私之说是空论,他在《感士不遇赋》中写道:“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

  另外,没有逆境就不能成才了吗?刘心武就认为那种“只有历尽人生坎坷的作家,才能写出优秀作品”的说法是片面的。德国大文豪歌德,一生物质生活优裕,生活状态平稳,却写下了一系列传世之作;俄罗斯批判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契诃夫,在动荡的社会中一直过着相对安定的小康生活,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硕果累累。过度的坎坷,只能扼杀创作灵感,压抑甚至消除创作欲望。所以,刘心武呼吁:“人生坎坷有利创作论”发挥到一定程度应适可而止,否则,制造别人坎坷遭遇的势力似乎倒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恩人了。不要颂扬逆流,颂扬坎坷,颂扬磨难,颂扬含冤,那样激励不了逆境中、坎坷中、磨难中和被冤屈、被损害的人。要做的只应是帮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应是尽量减少社会给予人生的坎坷,只应是消除不公正给予人的磨难。相比而言,我更赞成这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