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功与过

《觉醒年代》播出后，很多人都被于和伟饰演的陈独秀先生圈粉了。

但也有人说，这部电视剧，是不是把陈独秀先生捧得太高了？

实际上，这部剧对陈独秀先生的前半生，还是非常还原的，这部剧讲的大部分是1921年之前的事情，那么毋庸置疑，陈独秀先生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坚决的革命派，意气风发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青年学子偶像、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创始人。

至于在大革命中的错误，《觉醒年代》中没有，但是史书中有，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放在一起讨论，更不能用错误，对一个人进行盖棺定论，否定掉他所有的功绩。

其实，我们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年也是更加客观公正的，早些年，因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定论，再加上网络上某些公知文人的抹黑，在很多人看来，陈独秀的名声似乎连胡适都不如。实际上这是极端错误的，在当时人的眼里，胡适给陈独秀提鞋都不配，教员同志说陈独秀是当时“思想界之明星”，叶挺将军说陈独秀是“指路之明灯”。

鲁迅对陈、胡的评价是：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 —— 至少是我这样的人 —— 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也是后来教员同志讲的“陈独秀先生光明磊落，从来不搞阴谋诡计”。

他后期的很多错误，都和当年的国际形势、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判断、错误指挥有关，也和他个人的一些性格有关，更和组织早年的不成熟有关，教员同志就说过，这是“幼年期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事物发展是有其过程的，世界上没有“天降猛男”，只有不断成长、不断自我革命的组织和领袖。

陈独秀先生，你把他想象成一个有才华、有良知的倔老头就行了。

这老头性格刚烈，脑子清楚，文笔好，行动力强，对底层人民富有同情心，但是他同时是一个旧时代教育出来的书生文人，容易情绪化，看起来激进，但又容易“把别人想得太好”，不够实事求是。

他后来自我批评说：“有人说我嫉恶如仇，也有人批评我脾气暴躁，其实脾气暴躁是真的，但嫉恶如仇却不尽然，我对于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候甚至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了多少恶当……”

这个自我评价就非常实事求是，我们回想一下，他对于吴稚晖、胡适、蒋介石、汪精卫、张国焘这些人，实在是“把他们想得太好了”。

他说过“这一辈子就是要做反对派的”，他反清、反帝国主义、反北洋军阀、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被托派选为“总书记”，最后又反对不切实际的“托派”，被托派开除……你会觉得，这个人“一肚子不合时宜”。

他的一生其实很简单，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上世纪20年代全国进步青年的精神领袖，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火者……

教员同志早年，都视他为导师和偶像，因为他的名声太大了，才华太大了，其实整个《新青年》前期，基本上都是他一人编写的杂志，天下知识分子无人不知陈君的大名，他拿两幅字都能找资本家拉投资。他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大V”。

他一生致力于反封建，鼓吹“文学革命”三年后，全国通行白话文教学，这是他的功绩。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旧学水平更高，曾自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他是小学训诂的大家，造诣非常高的旧学学者，写过《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戊寅年登石笋山》《干支为字母说》、《小学识字教本》等音韵训诂学著作。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虽然李大钊同志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但真正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为全国风靡的思潮，就是陈独秀。因为全国没有第二个人有他的影响力。

我们今天熟知的许多语句、名词，都是陈独秀的创造，比如说北伐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打到列强，除军阀”，其实就是陈独秀最先提出来的。国民党这群老乡绅哪懂“反帝反封建”这么简洁明了、一针见血的革命宣传啊？就连“国民大革命”这个名词，也是陈独秀发明定义的。

.总而言之，陈独秀的文笔、思路、头脑，都更适合做一个党的宣传者、笔杆子，而不是组织者和领导人。他是个学者文人型的革命家，政治上的能力并不出色。

其实陈独秀一开始就是瞧不起国民党的，也是反对“国共合作”的，他一开始就对封建遗留非常严重、帮会组织化、和帝国主义不清不楚得国民党非常讨厌，他早就吐槽过，“如果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十个里面要开除九个半。”但是在当时，共产国际的态度就是要支持国民党，陈独秀没有办法。

这一点，电视剧《中流击水》讲得比较清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建党之后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大体上的脉络是符合史实的。

此外，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他甚至试过在一开始拿自己的收入给党组织的同志发工资，拒绝接受苏俄的援助……但这太理想主义了，根本做不到。

最后，他不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更是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的领导权，把党的生死存亡，完全交给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犯下了重大的错误，虽然过程中有很多事情他无力左右，但他作为党的总书记，是要负责任的。

在整个国共合作过程中，他都吐槽过无数次“一边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一边又让我关注共产党的独立性，你说我该听谁的？”

但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直到汪精卫政权也叛变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他都没有表现出明确而坚决的斗争意识……只能说，他脑子清醒，但总是心存幻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辞去总书记一职，被排除出中央，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到处在悬赏抓他，同志们在批判他，苏联来的代表禁止他参会，罗米纳兹在湖南开会的时候，甚至要求所有中共代表进入会场之前，都要写一句“打倒陈独秀”的字条。

这时候，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学习。

他倔脾气发作，拒绝去莫斯科，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中共的六大，为什么要在苏联举行？”

他藏身在一条船上，半夜才能上甲板透气，他望着滚滚江水，愤懑地问友人：“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让我去莫斯科研究？”

最后，他叹道：“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

你听他这番话，是不是和后来的某个人很像？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远见”？可惜，他没有那么坚强的信念和意志，“远见”发表的时间也不对。

然而，在个人的政治操守和品格上，他又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

在两个儿子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之后，他也因“叛国罪”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他只要配合章士钊的辩护声明“反共”，就可以避免牢狱之灾，但是他说“章士钊说的是他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没有叛国，我背叛的是国民党。”

他在南京的监狱中，一待就是好多年，一直待到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日军的炸弹炸到南京，南京国民党监狱的狱卒们都开始跑路的时候，才把他放出来……

1938年8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蕴山陪同下，探访了他。走进房门，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守常死了，延年死了，……除恩来、润之，中央没有我认识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再加上后来留苏派王明等人的阻挠和陷害，陈独秀最终未能回到党组织中来。

出狱后，他立马投身于抗日宣传，不断发表文章、演讲，宣传全民族的抗战，中国的托派分子放出许多谬论，比如“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蒋介石反动政府”……陈独秀大怒，怒斥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却不反帝国主义，还自以为最革命”，“太荒谬”，“太没有血性了”。于是他公开宣称：“中国有没有托派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托派”。

实际上，托派也把他“开除”了。

他这一生，把自己和儿子都献给了中国革命，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利益和身后名......晚年的陈独秀亲人凋零，贫病交加，孑然一身，张国焘叛逃后，曾经代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来给他送钱，想要拉拢他，结果他断然拒绝，还托人给张国焘带话“告诉国焘，叫他以后不要来了。”

他真的是做了一辈子的“反对派”。

他的立场也一直没有变，在国民党狱中的时候，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曾经来找他，以为他已经被“开除党籍”，一定会怨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结果发现“他依然以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居……无法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