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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官兵身上有军衔标识吗?

北伐军官兵身上有军衔标识吗?

认真看过《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应该记得这个桥段:黄埔三期生杨立青偷穿了“姐夫”董建昌的军装,去参加广州国民政府的高级联谊酒会,结果却撞见了董建昌本人而瞬间露馅,因为军装袖口是有两颗星的,那是陆军中将的标识,老董当时的职务是粤军第四军参谋长。

(陈果夫上色照片)

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早期,孙中山原来所依靠的陈炯明粤军、期间叛变的滇桂军(杨刘的部队)等部,都使用的是北洋军的立式肩章,许崇智、老蒋的早年照片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等于说,当时的全国军队尽管立场不同、派系不同,军装和军衔的基本样式是相同的。黄埔建军以后,大抵从1925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起,两广地区效忠国民政府的军队被统一整合为“国民革命军”。

这时候的“国民革命军”其实是个大杂烩,军衔标识在初期不可能是统一的,包括粤军、湘军、滇军、新桂军,以及由黄埔校军发展起来的第一军等等,堪称五花八门。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局面下,国民政府也曾经尝试将所有军队实现军服和军衔的“制式化”,1926年初拟定出台了《陆军服制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又南军概用臂章,缝于左袖、军官章一端为金属质制、青天白日样、约占全部四分之一,余则为三道金银边定阶级之高低,与先前肩章同”。

(蒋校长的臂章)

细节不讨论了,翻译过来就是取消原来北洋式的肩章,全体国民革命军开始实行军衔臂章制度,所以董建昌的中将袖口章查无实据,但是黄埔系军队和较早参与整编的粤军,确实实行了“臂章”的军衔标识,也是身着这样的军服参加了北伐。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我们应该看见杨立仁的中校臂章和楚材的中将臂章,这是符合历史的。

注意臂章也是有细微区别的,黄埔军校、党军第一军内部使用的是“党徽+军衔”的臂章形式,这个青天白日徽还是很特殊很醒目的,属于第一类;而较早纳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的粤军、新桂军、湘军的将校军官,则采用“职务+军衔”的臂章形式,包括1927年6月才“效忠”的阎锡山部队也是这般,注意傅作义担任师长时期的照片,也是中将的臂章,上述属于第二类。

(钱大钧的中将臂章)

某种意义上,臂章也成为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军官们在军服上的重要区别,在1926年7月正式誓师北伐之前,最早归附于国民政府的粤军(后来整编为第四军、第五军)、谭延闿第二军、第七军以及黄埔第一军,都佩带了了“臂章”的军衔标识。比如照片中时任第一军师长的钱大钧、第七军党代表黄绍竑等人,就是用臂章展示的中将军衔。

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黄埔名将都是有军衔的,比如胡宗南是教导师上校团长、关麟征任宪兵营少校营长、宋希濂任补充师少校营长等等,这些黄埔嫡系的军官,都使用了“臂章”的军衔展现方式。抗战期间成为汉奸的褚民谊,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军医处长,可以清楚地看见上校的臂章样式,这会的陈诚是总司令部中校参谋、顾祝同是少将副师长。

(黄绍竑的中将臂章)

而后期加入的也有不少,比如唐生智的湘军第八军、朱培德的滇系第三军等等,纳入作战序列的已有八个军10万人,包括黄埔军、粤军、滇军、湘军、桂军、黔军等等,这些军队已经来不及进行军衔臂章的更换,军衔标识也极为混乱,不利于各部之间的交流和战场沟通。因此北伐军总司令部在出征前又统一规定了“胸标”的方式,所以首批北伐军10万官兵的灰军装上既没有领章也没有肩章,而只有胸标(全部官兵)和少数臂章。

北伐军各军的官兵胸标为布制的长方型标识,由于是各军所属的各师自己印制,所以尺寸也不完全相同,一般长约9厘米宽约7厘米,周围镶有半厘米左右的“色边”:将官为红色边、校官为黄色边、尉官为蓝色边、士兵为白色边、军校学生为黑色边。胸标的左栏是军衔、右栏是姓名、职务、部别、佩发日期等等的文字说明,其实跟后来的国军胸标大同小异。

(傅作义也挂着臂章)

所以在早期北伐军中有“见红就立正”的俗语,因为佩戴红色胸标的军官一定是个将军级的大官,不用近看军衔到底是什么,立正敬礼肯定没错。另外在北伐开始后,大批原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倒戈加入国民革命军,他们所佩戴的也是北洋军的立式军衔肩章和领章,比如陈仪的浙军、陈调元的皖军等等,战事紧张,也没时间给他们更换军装和标识。

那么怎么办呢?基本是哪支部队来投或者宣布效忠,就追任该部军官的原来军衔(北洋军衔体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甚至连颁发一纸文书都不需要。至于军装和军衔标识,除统一了灰蓝色的军服和“青天白日帽徽”之外,这些军队也基本采用了胸标的方式,那就是扯下原来的五色徽和肩章,换上青天白日徽和胸章,摇身一变就成为“国民革命军”了。比如在上海屠杀工农的周凤岐第26军,就是原浙军的部队,刚刚换装没有多久。

不过要说清楚,北伐军从八个军10万人开始,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膨胀到120万人以上,无论是军装、军衔还是其他的制式要求,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一个派系能够大体一样已经是不错了,因此这个事别拿个例较真。总结来说,到1927年以后,北伐军四大集团军的军装基本以灰蓝色为主,军帽则是大小檐不尽相同(桂军就是小檐帽),官兵绝大多数有胸标,来显示部别和衔级。

其中蒋系第一集团军、阎系第三集团军、桂系第四集团军还保留着或者添加了军衔臂章,而冯系的第二集团军部队最穷,一般只有胸标。二次北伐胜利之后,国民革命军开始进行“第三次大整编”,因此于1929年1月出台了《陆军军常服暨礼服暂行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军衔展式方式从臂章向“领章”过渡,所以题图陈果夫的照片一定拍摄于1928年年底以后。

(此类臂章仅是黄埔系小范围的)

从1929年初到1935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和军衔是混乱而泛滥的,一方面是蒋系中央军开始逐步换装黄绿色的军装(也不是一下子换完的),而其他杂牌仍然身着灰布军装;另一方面是军阀混战不止,南京政府无力约束黄埔系以外的军队,各派系军官的军衔都是自己授予的。但是军装款式和颜色虽然不同,军官军衔的展现却已经以领章形式为主流了,从此军衔臂章退出历史舞台,臂章后来成为部队番号的标识。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铨叙厅,开始对全国军队的军官们统一核定和授衔,也就是所谓的“铨叙军衔”,完成这项工作后,再于1936年1月公布《陆军服制条例》,对军衔领章的样式进行固定。其中规定陆军军服分冬夏两季,大礼服、礼服、军常服三种,官兵均以领章表明兵种和阶级,各兵种领章的识别色是:步兵红色,骑兵黄色,炮兵蓝色,工兵白色,通信兵浅灰色,辎重兵黑色,宪兵风红色,军需紫色,军医深绿色,测量土黄色,军乐杏黄色。

受战事频繁和军队数量已达200多万人的条件限制,规定是规定,全部换装可是要一点点来,中央军里面的调整师、整理师更换的稍微快一些,其他许多部队还未及更换,抗日战争就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