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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多次讥讽胡适,为何胡适从不还口?

鲁迅多次讥讽胡适,为何胡适从不还口?

对于鲁迅和胡适的关系——

第一,他两个人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第二,后来,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两个人产生了明显分歧。

第三,对于这两个人的“交锋”,不应该归结为个人性格的差异,也不能以谁更有“风度”来评判。

一,鲁迅和胡适,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个“战壕”,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鲁迅曾在《无声的中国》中说,“五四”文学革命由胡适所“提倡”,他是响应“前驱者的命令”呐喊助威的。

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 导言》里,详细讲述了他提倡文学革命的经过,他同时说,光有指导不行,还得要有新文学创作的成绩,“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判断你”。

鲁迅,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奋力创作者。

在同一“战壕”中,两个人有过三次具体合作。

第一次,是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详情不再赘述。

第二次,是关于胡适提出重新估定传统小说的价值,把小说文体从边缘提升到中心位置。鲁迅很快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胡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为鲁迅辩护。

第三次,是胡适1922年删改自己的诗集《尝试集》。他郑重地请了五位朋友参与,其中就有鲁迅和周作人,这两个人亦很积极。

可以看出,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洪流之中,鲁迅和胡适,曾经很好地配合与合作。

二,两人在后来的重大问题上也有过明显分歧。主要的争论有三次,但皆基于一个前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改变了自己对新文化运动方向的认识,并陆续创办了《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政治性刊物,主张政治改良主义。

第一次争论,是关于新文化运动方向问题。

“五四”运动过后,胡适认为,《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他打算让《新青年》停刊,另办一本专讲学术的杂志。

胡适说:“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他称这是他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目的是为“好政府主义”服务。

胡适的主张,被李大钊和鲁迅所明确反对。

鲁迅写了名为《导师》的杂文,批评一些以青年导师自居的知识分子,这里面就包括胡适。

鲁迅说,“我并非将这些人一切抹煞,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要他们指路,就有点危险。他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

第二次争论,是关于中国走哪条路问题。

第一次争论,胡适所要“改良”为“好政府”的,是北洋军阀政府。

第二次,则是国民党政府。

他在1929年12月出版的《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他说,中国的敌人,不是封建主义,因为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就崩溃了,也不是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偏爱光顾”中国,是因为中国自己存在贫穷疾病等“五大恶魔”。他提出,要“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之时。”

鲁迅对于这样的“建议”,给予了尖锐讽刺,说这样的“好政府主义”,“一点一滴改良论”者,因为时代不同,一时似乎找不到主子的模样,其实,主子是有的。鲁迅称他们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对于鲁迅的讽刺,梁实秋有过回应,胡适没做回应。

第三次争论,是关于要不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问题。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193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但国民党政府,对日军放弃抵抗,反而提出“宁可错杀一百,不许放走一人”,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1933年2月15日,胡适在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北平通信》。他说,亲自看了几个监狱, “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出国民党摧残人权的“最轻微的证据”。他“很容易和犯人谈话”, “还能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里是很“自由的”。关于严刑拷打,“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鲁迅很快在《光明所到……》一文中,讽刺胡适说: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虽是模范监,而访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真特别之极了。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幸而我这回看到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会谈否?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对此,胡适有所回应。

他又在《字林西报》上发表谈话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

胡适还对他的“日本朋友”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他说,这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

(1932年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演)

上述这些事件,尽管时过境迁,但查到真相并非难事。

胡适,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在新文化运动中,亦贡献颇多。

但是,不能不说,他是一个从思想和感情更接近当时统治者的知识分子。

1938-1942年,胡适能够担任民国政府驻美国大使,就能说明问题——他的思想和感情不是与当政者很接近,便不会接受任命;同样,不是这样,当政者也不可能任命他。

而鲁迅,同样作为知识分子,无疑是站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一边的。

是非曲直,总还是要尊重历史;从历史真实中,也才能看清是非曲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