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无涯赵无极

　　赵无极，法籍华裔著名画家。法兰西学院艺术学院院士。1921年出生于北京。14岁入杭州国立艺专。20岁2毕业留校任教。1948年赴法国。

　　开心无涯赵无极

　　“您想画画，那就先割掉您的舌头！因为从此您只能用画笔来表达。”

　　 ――马蒂斯《艺术论》（Ecrits et propos sur l’art）

　　83岁的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赵无极，不擅言辞。

　　他对人生的诠释，只需用自己的画笔，还有的就是那时时浮现在脸上的灿然之笑。这笑容本身，就是一幅幅灵动飞扬的画面。

　　赵无极的笑，是一种充满神秘感的笑，也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为单纯的笑 。我不明白，法兰西大地55年的羁旅生涯，何以能够成就这位蜚声全球的华裔艺术家如此沉醉的微笑？

　　我为这种微笑所深深迷惑。

　　我试图揭示这一谜团。

　　一

　　2002年9月4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笔者应赵无极先生之约，前往巴黎14区的荣古瓦街（rue Jonquoy），造访这位艺术大师。

　　“荣古瓦街”毗邻于一条繁华热闹的商业街，那街上布满各式各样的商店，还连接Plaisence地铁站。我钻出地铁站后，先是在附近一间小的咖啡店要了一杯黑浓的Expresso 和一只牛角面包，三口两口下肚以后，就又钻进一间小型超市，买了一本采访用的速记簿，然后数着路标，径直蜇入僻静优雅的荣古瓦街。用小石片铺就的这条街，没有一间商店，与它的临街形成鲜明对比。尽管行人稀少，但当我向路人刚刚提及“ZAO ，WOU－KI”时，人们立即笑盈盈地指向一幢面街但却没有窗子的赭红色小楼――原来巴黎人都知道，这条“荣古瓦街”正是因为拥有赵无极的这座宅邸和画室，才得以称名于世。

　　鹤发童颜、慈眉善目的赵老，微微前倾着身躯，一见到笔者就笑容可掬地说道：“上个月我摔伤了手，每天要去打针，今天怕耽误了你的访问，特地提前从医院赶回了！呵呵呵……”笔者瞥见老人右手背上还贴着纱布，心头不由得为之一颤，幸亏有老人的笑声，心头才稍稍释然。

　　在赵老和他那快人快语的夫人弗朗索瓦兹·马尔凯的引导下，笔者进入他家中精巧的电梯来到四楼画室。狭窄的电梯间中央，置放着一把椅子，其上铺有皮毛坐垫。“我是怕在电梯里万一遇到停电，就好坐一下。呵呵呵……”赵无极又笑了起来。

　　蓦然，笔者被赵无极那无比独特的笑容所深深吸引――他细眯着弯弯的双眼，面部所有的线条都流畅地舒展开来，道道曲线如同欢笑的山泉，透明而优雅，充满灿烂的阳光，令人感到亲切无比！眼前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何以竟能拥有这般纯真无邪、近似于孩童般的笑魇！是他对生命有着超然的解读，还是命运对他有着厚重的优渥？

　　“画家赵无极的笑，本身就是一幅看不够的油画”――一道谜团在我心底悄然升腾。那是美妙而抒情的、并且还让人顿生圣洁之感的谜团。

　　赵无极把我请进这间有100多平方米的、洁净整齐的画室。室内四壁没有窗户，只有一面硕大的长方形天窗，从屋顶投下均匀的柔光。天窗下，是先生尚在创作的几幅色彩纯净的大幅油画。墙边，参差不齐地陈放着10多框已经完稿的油画作品。“我的这间画室因为设在巴黎市区内，所以比较小；我在外地的那间画室要比这里大很多！”赵老环顾四周，挥动着右臂，又笑了。

　　我们落座的茶几旁，是一长排低矮的书案，上面整齐地陈放着上百种厚薄不一的画集，那全是多年来赵无极硕果累累的出版成果。随着“著作等身”这个词的霎然闪现，眼前堆码的画集似乎幻化出一位伟岸的巨人身躯。

　　身着粉红色围裙的侍女夏娃小姐，静静地送上了醇香的咖啡。我征得赵老的同意，打开了数码摄像机的镜头，我们相对而坐，开始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愉快的交谈。对于“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八旬老人而言，让他对着摄像机一连说上两个多小时，不能不是这位艺术大师给予访问者的极高“礼遇”。

　　二

　　 “我是14岁考入杭州美专学西画的，老师是吴大羽和潘天寿。朱德群比我低一班，吴冠中比我低两班。记得潘先生当时总是要我临摹古画，我不太同意，就乱搞几下子，结果学校的老师气得要开除我，是校长林风眠把我保了下来。在国内，我对传统的中国画观念不太能接受，感到中国画给人看的多半是死的东西。不过我喜欢傅抱石的作品，当时他在北大教书，他的画对我有很好的影响。

　　“毕业后我留在杭州艺专任教6年，林风眠要我改风格，我不太同意。我习惯于慢慢地变。这时，我在心目中选了艺术之都法国，因为法国既保持传统，又有新的东西。而在美国，别人总是催我快一点变！我对此很不适应！

　　“1948年4月1日，我终于从上海乘上‘安德烈·勒庞’（Andre Lebon）号邮轮，36天后抵达法国，并从马赛转道到了巴黎。我的当银行家的爸爸给了我3万美金作为留学经费。我在巴黎的蒙帕拉斯租了间住房，与后来声震全球的雕塑艺术家贾科梅蒂相邻了17年。贾科梅蒂在后期曾经奇怪于我风格的变化，问我：‘你为何要从写实的风格变为抽象？’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变，大概是自己不够满意了，它自然就需要变了！’”

　　赵无极因为与贾科梅蒂大师当了那么多年的邻居，却为没有能够得到他的一件作品作为纪念而遗憾至今：“说来奇怪，我们因为太熟悉了，以至于他总是说：‘你可以等待。’结果是我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

　　他接着道：“初到法国，我每天要学法语，还要和各国画家在一起，喝咖啡、交流艺术感受，然后就是画画。当时来法国的中国人很少。我比较孤独，就不断地结交朋友，不仅与法国的画家有着频繁的来往，还认识了不少美国来的画家，当然这与我刚来时只会说英语有关。”

　　赵无极用稍稍带点上海味儿的国语，笑呵呵地向我娓娓道来他的身世。

　　“记得在离开中国之前，我虽然没有听说过立体主义，但通过明信片和美国的杂志，对毕加索却是早有所闻。我在杭州美院时，曾经崇敬地临摹过这位立体主义大师的作品。我还写过一篇关于毕加索的论文，有五六十页。（文革中，红卫兵到我父母家抄砸了一切，他们毁了我过去的画作，这篇论文也在劫难逃。）没想到我住在法国南部时，自己的画室居然一度比邻于毕加索的画室。

　　“这位当时已年届八旬的老人，一心沉醉于画画之中，连孩子都不要见。但他对我非常亲切，每次我们在画廊见面时，他都要热情招呼：‘矮个中国人！（Petit Chinois）’我如果不在，他也会问：‘那个矮个中国人’来了吗？”

　　 毕加索，这位来自于西班牙的艺术家，乃有“20世纪创新魔王”的“雅称”。此人于1904年开始定居于巴黎，晚年迁徙到暖和的法国南部，直到1974年去世时止，一直居于法国没有它顾。他和赵无极的毗邻之缘，就是在南部这段日子的一段佳话。

　　笔者最初知道“毕加索”的名字，是在中国“文革”结束不久。当时还是一名刚满20岁的汽车修理工的我，窃喜地得知，这位原本“危险的西方画家”，竟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党员”！记得我当时放心地松了一口气：若有谁指责我是在“欣赏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艺术”，毕加索的“共产党员”贵冠，将是一道多么安全的政治屏障！遗憾的是，我和周围的年轻画友，那时费尽气力也没有弄明白，这位“共产党员”画家的作品，为何如此地怪异荒诞和诘骜难懂，一点儿也找不到“延座讲话”中所要求的“共产党人的文艺创作应当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境界！

　　十多年后，我才逐渐清楚，这位画家的最大特色，是终生“突变”不止，且作品数量极丰。笔者有幸在欧美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美术馆流连过，常常于不经意中蓦然发现，几乎只要稍微有规模一点儿的馆所内，通常都会有毕加索的原作陈列。这些场馆往往把毕加索的作品辟为专馆或专厅展示，并无一例外地以能够拥有他的原作为自豪。如1991年，我在瑞士的卢塞恩市，见识过毕加索的一个颇具规模的个人作品陈列馆，其内有许多他晚年敲打焊接而成的铁片或铜片的雕塑；几年后，我在地球另一面的墨西哥城，又发现了以他作品为主题的永久性陈列馆，又一次地见到这类已经锈得发红发黑的铁片雕塑。我感到，出自毕加索之手的传世之作，多得就像他画的和平鸽身上那丰厚的羽毛一般。现在，赵无极提起毕加索，自然激起我对他 的浓厚兴趣。

　　“还有画家米罗、马蒂斯，对我也好得不得了！我后来一直与马蒂斯的儿子开的画廊合作得很好。这位画廊老板去世后，我现在让马普画廊来经营自己的作品。这几位大师对我都很有影响力。例如毕加索的结构、马蒂斯的颜色、米罗的开放观念，都启发了我对空间自由处置和掌握的能力。”

　　赵老细眯笑眼，忘情地回顾往昔：

　　“只是他们有个毛病――喝酒太多！呵呵……”

　　“那么您也喝酒吗？”笔者印象中，许多画家都嗜酒。

　　“我年轻时偶尔喝一点，后来就不喝了。”赵老笑笑：

　　“但我喝咖啡！只是要放‘假的糖’。”

　　说着，他取过托盘内一只精巧的扁盒，揿出两粒洁白的药片般的糖精，边掷进面前的咖啡杯，边关切地问我：“你要吗？”

　　“谢谢，也放两粒。”我点头。老人连忙向我的杯内也揿了两粒。

　　刚刚喝了一口咖啡，赵无极像想到什么似的，倏然起身，从书案那堆画集中取出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一本白色封面的画册。

　　“你看，这上面有毕加索为我题的字！”

　　扉页上，毕加索黑色亲笔签名赫然在目。特别是毕加索临摹中文写的“赵无极”三个字，间架稳健，笔画流畅，令人惊叹。

　　“旁边的印章，还是吴昌硕为我刻的！”又是惊人之语。

　　赵无极边说边笑眯眯地起身，在抽屉前深深地弓下腰，执意为笔者翻寻着吴昌硕当年为他雕刻的名章。抽屉内，红红一片尽是各色印石，老人一时翻找不着，屉内“咯咯”地响个不停……

　　笔者此刻低头凝视。画册上那方由我国清末民初著名国画家、篆刻家吴昌硕所治的篆体名章，还有享誉世界的立体主义大师毕加索的手迹，一时竟让我有恍惚之感，仿佛突然坠入了正飞速旋转的时空隧道。这位艺术家，仿佛只要随便地从脑海里掏出一个小的片断，就可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和文化的经典记录。在他身上，凝聚着多少重要历史文化名人的岁月印痕，又拥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与融合的史料！

　　三

　　 赵无极说：“我们祖宗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尤其是在唐宋。中国的艺术非常强调‘气韵’。但对这些传统的东西也要创新。”

　　“作为我而言，将自己从祖国所带来的中国传统艺术观念，与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相融合，是自己探索的一条必经之路。只是我的融合是一种慢慢的融合。我需要对西方艺术有真正的了解，还要使自己的观念与大自然紧密融合，从而产生新的灵感，这样才可能走出自己的新路。

　　“我还认为，画画不要取巧。”

　　“所有大画家的路都是困难而实在的。我画画总是顺势而变。而且我画的速度也很慢，尽管每天上午9时半到下午6时半都呆在画室，但一年只画15张。”

　　在赵老的带领下，笔者观看了他的一批油画作品。摆在我们正前方的，是三幅正在画的油画，均为两米多宽、一米多高。赵老告诉我，他时而画这幅，时而画那幅，“对哪幅有灵感了，就画哪幅”。

　　笔者细心品味着这些难得一见的新作，满心畅快如饮佳酿。一时间，只见得空灵的意象在流动，只听得无声的音乐在荡漾。

　　在那抽象的画面上，或普蓝色、或墨绿色、或明黄色的大调子下，覆盖着飞扬流动的笔触，掩映着复杂多变的色彩和块面构成。那跳跃的色块和鸣响的节奏，像具有无形魔力的巨手，将我的思绪牢牢牵引。一段段的跌宕起伏，一片片的欲言又止，让人在艺术家巨大的智慧前噤声而立。

　　“我画画的时候，从不把自己预先圈在一个既定的范围里面想，而是放开思路。”

　　赵无极笑眯眯地盯着我，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一个能够真正理解他作品的观众？

　　我知道，1985年4月，赵老曾经回到中国，应邀第一次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讲学一个月。“这次讲课效果相当令人失望。”他说着，这次讲学的经历曾经使得他对于自己作品在中国大陆能否被接受而感到过信心不足。

　　原来，在赵无极开设的这个讲习班上，学员多为来自中国各地美术院校的、只会因袭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体系进行教学的教师们。这些人大多接受过苏联那种观念整齐划一的美术体系的教育，动笔画出的作品千人一面，以至许多人的艺术风格也都惊人地相似，几无个性可言。（只有一位姓刘的45岁的学员例外。他是教国画的老师。他能够自觉抵制苏联绘画的影响，追求美术的本质与内在的东西，从而受到赵无极的赏识。）

　　这种状况，令来自法国的、习惯于在自由的艺术领域纵横驰骋的抽象派大画家赵无极大为惊讶，随即沮丧不已。因为他发现，面对这批观念陈旧保守的学生，自己竟第一次产生了极度的孤立无助之感。他平生面对学生第一次不知道应该如何教下去。

　　在这个班上，有一位姓魏的学员令赵无极印象颇深――这位55岁的、来自东北的油画教员，平素有些喜欢钻牛角尖。他先是质疑赵无极：“我做您的学生，是不是年纪太大了？”因为在他的头脑中，“老师”是应该论资排辈的。他对于自己年届五旬居然还在赵无极班上作为“学员”与大家厮混而大不以为然。这位老魏同学于是用有点带挑衅的口吻对赵无极说：“中国的美术教学程序都是先画素描，再画一个个颜色，不是像您这样画的！”

　　面对这类艺术想象枯竭、毫无创意的“美术学员”，赵无极既失望又恐惧，更是忧心忡忡：须知当时中国美术院校内这种教师为数众多，他们在封闭保守的教学体制桎梏下，正在浑然不觉地、用刻板的程式化教学模式年复一年地将学生复制成自己的标本，致使多少原本风华正茂、富于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年轻学生，不啻于沦为被剪下翅翎的小鸟，其艺术才华早已被磨砺殆尽。如此落后的艺术教育体制，对中国美术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阻力之大，不言而喻！

　　赵无极竭力试图扭转这类学员的思维，刻意向他们灌输来自西方世界文化前沿的现代艺术观念。然而，他的这种努力收效甚微。心力交瘁的赵无极感到异常痛苦。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对老魏们说：“既然您觉得过去学的那一套收获更大，那就请回去吧，我没有必要再教您了。”

　　时隔17年，赵无极对我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只是淡淡地笑着，轻轻地摇了摇头，像是回顾着一段与己无关的轶事。

　　稍事停顿，他突然说出一句让我一时无法理解的话：“我的那次赴浙江美院讲学之举，其实是在为父亲尽孝道！

　　“因为他如果活着，是一定会支持我不计较家人曾经遭受的磨难，而为今天中国的进步出些力的。”

　　原来，在“文革”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岁月里，令赵无极魂牵梦萦的慈爱双亲不幸双双撒手人寰。这些，都让孤旅天涯的孝子赵无极痛苦不堪，他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感到，这段啼血心路，势必将伴随赵无极终生。

　　赵无极慈爱的父亲――那位当初为心爱的长子一掷3万美金、并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目送他踏上远赴法国邮轮的上海银行家，在1968年，也就是在赵无极去国整整20年后的一个凄风冷雨之夜，悲惨地告别了人世。

　　“那时正值‘文革’高峰，他和我的母亲被赶到一间简陋的小阁楼里，受尽红卫兵的虐待，在邻居们的唾骂与耻笑下，被迫屈辱地扫大街……”。赵无极的脸上早已收敛起笑容，一派罕见的悲戚冷峻的神色弥漫开来。

　　赵无极至今都还记得，当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曾经是那么地支持自己学画画：“父亲爱好中国古画。我画画时，父亲就站在旁边看。他曾希望当画家，甚至还热心参加过业余绘画比赛哩……”

　　父亲去世17年后的1985年，当浙江美院终于得以邀请到这位昔日的校友从法国回归母校讲学时，赵无极蓦地感到自己总算找到了报效父亲恩泽的一条“捷径”。他仿佛又看到，1935年自己考取这所学校时，父亲是如何亲自从上海送他来杭州――“这是他第一次和我旅行。他很高兴9月到杭州，天气虽然有些热，但是自然景色却非常宜人。”

　　听着老人的叙述，我眼前似乎闪动着一个14岁男孩子的活泼身影，他正一蹦一跳地跟随着爸爸欢快地前行。

　　我似乎明白了，赵无极为什么把那次到浙江美院的讲学，与自己拳拳于心多年的“忆父情结”紧紧纠葛在一起。他在时隔37年后再次踏进这所学校的门槛时，第一个想到的人，肯定是自己亲爱的父亲。

　　尽管这次讲学给老人留下的记忆并不完全是愉快的，但他的遭际倒是中国正在逐步走向对外开放历史进程的真实见证。它作为一个“时代符号”，其历史价值不言自明。

　　直至1997年5月，赵无极以法籍华裔画家的身份随同希拉克总统访华并于次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时，才得以产生“我终于被中国接受了”的欣慰之感。尽管他对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能否读懂他的作品，仍然不是特别地有信心，但他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作品在中国毕竟拥有越来越多的知音了。他欣喜地发现，在上海博物馆那三间特别辟出的展览大厅，有那么多的青年人紧紧围绕着他的105幅作品，兴奋地欣赏着、议论着。他从青年人的身上，看到中国美术走向世界文化大家庭的希望。

　　“我也是喜欢您作品的一名观众！”笔者告诉他，自己作为一名水彩画家，一直对西方现代艺术、特别是对抽象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那好哇，那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赵无极睁大眼睛，饶有兴致地笑眯眯地注视着我。

　　我于是索性指着他的一幅尚未画完的作品，开门见山地请教：“请您结合这幅画具体谈谈自己的创作方法好吗？”

　　赵无极宽厚地笑了。他用右手指着画幅正中的那块蓝黑相间的厚重色块说：“我用颜料有时候厚，有时候薄。但是我画起来的时候，没有事先完整的构思，而是信马由缰，想到哪儿画到哪儿。我可以坦然地承认，我的画是浪漫的。它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而最大的快乐，是作画本身。

　　“我的画反映着我的经历。它们表现着我的各种情绪的变化，例如愉快、激动、怒气、痛苦以及平静，还有这些情绪的反复。我的画富于情感化，因为我毫不掩饰我的情感和心绪。我不需要再寻找新的题材，也不再非要选择某种颜色。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我的怒气的，不是颜色的不同，而是颜色之间的关系。是它们之间的相互混合、对立、分裂和亲近方式。

　　“我不为自己的作品取题目。从1958年起，我只在画的背面注明完成的时间。虽然我被研究美术史的或博物馆的朋友确定为是所谓的‘抽象画家’，但我并未刻意如此，把我的画从现实的影响下抽象下来，是一种需要……”

　　（事后，我才从久居巴黎的绘画界朋友那里得知，赵无极有一个很知名的“私癖”――从来不向任何人透露有关自己绘画的点滴方法，也从不允许别人、哪怕是他的夫人观看他的创作过程。而我这次“冒失”的提问，居然不仅没有被回绝，还有幸得到大师“耳提面命”般的解答，纯属“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朋友们说：“也可能是大师对你‘不知者不为怪’吧！”）

　　赵无极又指着其中一幅油画道：“这幅已经被法国驻德国大使订购了。他后来又看中了旁边那幅，把那幅又订购了！呵呵呵……”自己的作品能够获得知音的欣赏，画家自然很高兴。

　　“那么，您的作品是由固定的画廊经营吗？”笔者问。

　　“是的，”老人回答，“我的画主要靠画廊经营，有些也进入了博物馆，还有些被私人收藏家收藏。台北有位收藏家，非常喜爱我的作品，收藏我的画达80余幅。他把我的画保存得很好，一幅也没有卖。他准备以后为我办一个个人纪念博物馆。2003年初，有家博物馆将举办我的个人作品展览，其中一半作品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在美国，也有专门收藏我的作品的收藏家。

　　“不过，最好不要直接去认识收藏家，因为那样画廊会忌妒的！”老人有点狡黠地一笑。那笑，依然可爱之至。

　　“告诉你哟，”赵无极突然睁大眼睛，“2001年美国纽约‘9·11’事件的前三天，我还在纽约世贸大厦底层的一家画廊，忙碌着举办我的画展呢。谁知回到巴黎才三天，大厦就永久地消失了。你看险不险！”一丝惊恐掠过老人的眼眸，但瞬间就又被庆幸的笑意所取代了。

　　四

　　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其间，我们的谈话数度被频频而来的电话所打断。看得出，赵无极虽然每天闭门在家，实际上和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对每一个电话都非常喜悦，接电话时那灿烂的笑容从未间断过。每每此时，我总是及时举起照相机，将他那魅力十足的欢快容貌，一幅一幅地拍摄下来。

　　突然，赵先生在接过一个电话以后，欣喜不已地告诉我：“这是贝聿铭先生打来的电话。他今年的9月18日将到巴黎！”

　　赵无极先生和贝聿铭先生两位世界级大师之间的友谊，是享誉全球艺坛的世纪佳话。海内外有多少报刊和书籍，都曾不惜篇幅地介绍和歌颂过他俩之间整整半个世纪的珍贵友情。此刻，老人的双眸闪烁着这种友情的光焰，低声讲述着――

　　“我是1952年认识贝聿铭先生的。他当时携妻子爱莲（Eileen）从美国来到巴黎留学，有一天无意中走进位于圣日尔曼区的洛布画廊，发现了我的画，并得知我是中国人以后，就找到我的画室。从此，我们成为了长达50年的挚友！”

　　谈到贝聿铭先生，势必会提及他为卢浮宫设计的著名的“玻璃金字塔”。

　　赵无极告诉我，这座现在广受赞誉、但当时颇受攻讦的玻璃建筑，曾一度给贝聿铭带来过许多苦恼。是赵无极这位老朋友，在他备受非议的时候，一直默默地在背后支持着他，并为他分担痛苦。当时有人攻击贝聿铭的这个设计像迪斯尼乐园。赵无极有些激动地说：“说这话的人肯定没有看过他设计的华盛顿国立博物馆的扩建工程！当然，贝聿铭后来总算成功完成了这项设计，只是他可能对法国的印象就不会像从前那么美好了。”

　　赵无极与贝聿铭有过几次愉快而成功的合作。“那是在新加坡的Raffles City建筑和北京的香山饭店。我的作品被陈设在他设计的建筑内。遗憾的是，我们的第三次合作没能够完成――在贝聿铭先生为香港设计的标志性建筑中国银行大厦内，大厅的正面墙壁上，贝先生为我预留了一幅空白墙面，准备安放我的作品。可惜对方没有购买我作品的这笔预算，这项计划由此落空了。”说到这里，老人又“嘿嘿”地笑了起来。

　　在交谈中，老人还多次提到一位名叫米肖的法国人。原来，米肖是帮助赵无极首次在法国获得承认和关注的关键人物。“米肖的话能使我彻底安心，而且可以表达出了我模糊的感觉，只因为我曾经一心要摆脱中国传统，所以并未在意这种感觉。与米肖的相遇，对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迄今为止，赵无极依然对已经故世的米肖深怀眷恋和敬意。

　　 米肖是法国的一位享有盛誉的大诗人。米肖是他的姓。因为他本人一直不喜欢他的名字，赵无极就一直以姓相称。在中国，许多对赵无极感兴趣的人，也是因为赵无极而知道了法国的米肖。

　　那还是在赵无极到法国的第二年。尚未开始投身于油画创作的赵无极，在巴黎先是迷上了石版画。他以自己的水彩和素描为蓝本，一口气创作出了8幅石版画作品。一位出版商朋友将这些作品带到诗人米肖那里，说是请他看看，但被米肖置之一旁。这位对中国人的作品曾经不屑一睹的诗人，后来禁不住别人的再三劝说，终于还是看了这些作品――

　　结果是戏剧性的：曾经到中国旅行过、且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的米肖，蓦地被眼前的8幅出自中国画家之手的石版画所深深打动，诗人的创作灵感轻舞飞扬起来。他激动不已地拿起笔，“唰唰唰”地一气写出8首配画诗。这一天，赵无极记得很清楚：1949年11月25日。

　　出版商朋友将这套诗配画以《赵无极八幅石版画欣赏》为名书，出版并印刷了120本。

　　赵无极从书案上找出这本画册，指出：“封面上就有米肖的名字。”然后，他又翻到有米肖配诗的部分，充满感情地朗读给我听：

　　“缓缓地，鱼群从另一端缓缓地游来，仿佛一队对饥饿进行沉思的巡洋舰。

　　空中飞翔的诧异地望着水中遨游的。

　　因为没有鳃，多少友谊失之交臂！

　　我静静地听着，听着。

　　一种内在的文化互动，通过这八幅石版画，在这位法国著名诗人和中国年轻画家之间穿行。

　　时至正午了，笔者意欲告辞。

　　赵无极忙拦住说：“等等！我想送本画集给你。你要哪一本？”他指着书案那片小山般的画集。

　　“就请送一部最新版本的吧。”

　　“好，今年刚出版的这本最全面，把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2001年的作品都收集进去了。”说着，老人端过一本精美的厚厚的“大砖头”，从结实的封套中抽出画册，翻开扉页，热情地题写着谦语。艺术大师其情挚切，令人动容。

　　笔者边道谢边接过画集，正欲离去，老人又一次叫住：“还有这本画册，我也送给你，因为你喜欢我的画嘛！”

　　他指的第二本画册，就是刚刚向我出示过的、现在正陈放在茶几上的那部白色封面的画册。封面上，有红色的米肖的名字――因为里面有他的序言；翻开扉页，赫然留有毕加索的亲笔题字，他那模仿而出的中文“赵无极”三个字，笔画顺畅，遒劲有力。另一页上，是吴昌硕那稳健厚重的篆体印章。“你看，毕加索模仿的中文，多好！”老人啧然赞道。

　　“这太贵重了，我担受不起！”我不安地辞谢。

　　“不，你一定要收下！”

　　话音刚落，赵无极老人就伸手取过画册，又将身子趴在茶几上，在那本画集的扉页上写着……

　　老人那满头银丝，在天窗照射下的阳光辉映下，雪白透亮，随着书写的动作闪闪烁烁，熠熠生辉。

　　我凝视着眼前的这一幕，不禁眼眶热意滚涌。这沉甸甸的两部画集，是这位伟大的华裔艺术家对国内来的晚辈那力重千钧的信任与关爱啊！

　　就在笔者告别赵无极老人，回到中国的第三个月，笔者在台湾《艺术家》杂志2003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赵无极，一道魅力四射的谜》一文。该刊编辑在文首加缀了一段令我极为振奋的喜讯，兹录如下：

　　“赵无极2002年12月5日荣获法兰西艺术院绘画科院士，为华人艺术界一大盛事……”

　　笔者衷心祝贺赵老为全球华人赢得的这项殊荣！

　　笔者知道，赵无极荣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这一终生荣誉，是继华裔学者、作家程抱一荣获法兰西学院院士、华裔画家朱德群荣获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之后，又一位华裔在法兰西大地荣获的崇高荣誉。法兰西学院是法国最高的荣誉机构，它由五个学院组成：文学院、古文物学院、科学院、艺术学院、伦理学与政治学学院组成，素有“法兰西思想库”之誉。当选为这一机构的人士，全都是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著、且众望所归的法国学术精英。以程抱一领衔的、并由朱德群、赵无极为杰出代表的华裔文化精英，近年来在法国能如此屡获殊荣，显示出华裔族群的深厚文化学养，在异域文化中的良性互动，和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他们的成就，势必使全球华人为之振奋、自豪和激动。

　　五

　　 我们乘电梯下到一层，来到老人起居的院落。在满目绿色的院落的一侧，坐落着一座不大的、已经染满绿色铜锈的雕塑。见笔者投来探询的目光，这位老人用手指指，深情地、轻轻地说：

　　“这是我的前妻的遗作！”

　　赵无极的前妻赵陈美琴女士，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雕塑家。她于1972年病逝时，年仅42岁。几十年来，亡故的前妻，就是这样通过自己不朽的青铜雕塑的眼睛，在这座充满绿色生命的院落里，默默地注视着自己心爱的丈夫，正一步一步地攀登到世界级艺术大师的峰巅。或许，赵无极的许多艺术灵感，正是这座有生命的雕塑不断发散的心灵之约呢。

　　赵无极家的小院落，高低不一的槭树和桦树绿影婆娑；沿着墙边，则是茶花、玫瑰和一排竹子。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儿的珍稀花卉，把周遭装点得生机盎然。透明玻璃屋顶的餐厅内，几棵柠檬树和桔树显得格外水灵清秀。小小的金鱼池内，几尾红艳的鱼儿正摇头摆尾地游着。不远处，一只灰褐色的猫，正趴在餐桌上打着瞌睡。那餐桌上的花布，则由醒目的红绿相间的颜色组成。“这都是我现在的夫人弗朗索瓦兹收拾的。她喜欢莳弄花草。”

　　弗朗索瓦兹·玛尔凯女士，是巴黎博物馆的馆长。她于1977年和赵无极结婚。“我是因为她逗人的小鼻子和小巧的脚丫而娶她的。”老人开玩笑道。

　　提起这位弗朗索瓦兹，我们之间似乎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在与她见面之前，似乎就已经怀有某种的“戒备”：因为我听说，此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好像有一些“成见”，以至对中国人常常出语强硬和突兀。

　　例如，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的秘书刘望春女士每次帮助我打给赵无极先生的电话，都是他的夫人弗朗索瓦兹女士接听的。最后一次电话中，当刘女士终于和她确定我与赵无极次日见面的时间并准备挂机时，弗朗索瓦兹却不客气地加了一句：“记住，请余熙记者明天上午10时30分至11时之间到我的家。我知道，你们中国朋友从来就爱迟到！”言外之意，为了我这个未曾谋面的“中国朋友”可能的“迟到”，她特地宽限了半小时的“回旋余地”。

　　刘女士有些惊愕，当即回敬她：“我们这位余熙先生从不迟到！请您放心！”

　　“还‘中国朋友’呢！……”事后，刘女士有些恼火地将弗朗索瓦兹对“中国朋友”的成见转告给我。

　　我安慰她说：“别担心，我明天决不会迟到的。”

　　次日清晨，我特地赶了一个大早出门，先是乘坐PC1环城线公共汽车到“凡尔赛门”站，然后再转乘地铁到PLAISENCE站。当我还在路上的时候又接到电话，原来是我的一位从武汉市来法旅游的朋友，头一天说好也想陪同我一道采访赵无极先生的，此刻正在从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地区乘地铁往城里赶。但是，此时距约定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为了不使弗朗索瓦兹女士对中国人留有消极印象继续加重，我已无法再驻足等候这位朋友的珊珊来迟，而是径直寻找着荣古瓦街。我有个预感，自己肯定不会迟到！

　　似有神助。当我终于找到他家门口时，低头盯看手表：居然正好10时30分，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我庆幸自己今天的采访获得了一个好的开端！

　　我揿响门铃。

　　飞扬着棕黑色头发的弗朗索瓦兹女士打开家门。她深凹的双眼黑亮黑亮地盯着我，眼神格外锐利：

　　 “您是中国记者余熙先生吗？”一连串语速极快的法语朝我冲来。

　　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以后，她却并没有立即让我进门，而是将头伸出门外，向我的身后左右瞥看着，大约是想弄清随同我来的有几个人？后来发现只有我一人，她便迅速抽身回来将我让进屋内，边走又边问起我能说什么语言？当我回答“说德语”时，她显得十分不解，一迭声地问：“为什么不说法语、在法国的中国记者都能说法语或者说英语的呀……”。

　　她正问得起劲，赵无极先生微微弓着腰，笑容满面地从里屋迎了出来。

　　我暗自叫绝！今天幸亏自己是采访懂中文的赵无极。如果是采访弗朗索瓦兹女士，即便我有法语翻译相伴，恐怕也会热闹非凡――

　　君不见，这位弗朗索瓦兹女士，既是一位性格上快人快语、直爽果断的西方职业妇女、又是一位既懂艺术、又会经营的法国某艺术博物馆的馆长、还是一位被笼罩在世界级大画家光环之下的尊贵的夫人、加之更是一位曾经陪同自己丈夫数度去过中国，由此在领受了中国艺术界对自己丈夫崇拜有加的同时、也多次切身感受过中国人某些鄙俗陋 括她在杭州目睹的诸如“老魏”们的品性……）的法国知识女性。因此，她如今时不时流露出的那种对中国大陆人士的“轻蔑感觉”，当然会令敏感的的中国人“无法消受”。

　　 “弗朗索瓦兹们”这种用西方人眼光对中国大陆人的观察所得，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的代表性。这种观察不乏片面甚至“妖魔化”的成分，但确实也有不少是因为国人自身有失检点而授人以柄。我在欧美发达国家游历之际，常于不经意中目击西方人对中国人本能的鄙夷。每每此时，我总是如芒在背，怒恨交加。

　　例子太多。随手拈一件：那是我1997年夏天在德国柏林夏洛特皇宫之所见。一大群来自中国北京的游客，大约有30人之多，浩浩荡荡、前呼后拥、操着令人耳熟的“京腔”，嘻嘻哈哈嚷着叫着地涌进这座静谧的宫殿。突如其来的巨大噪音，令正在宫内静静参观的各国游客惊愕侧目。这还不说，当管理人员要求他们按惯例存包的时候，一干人马竟奋勇围上，操起中国“文革”的腔调，七嘴八舌地高声抗议：“我们偏不存，看他们咋办！”“存包还收费，这不是讹诈吗？”――这几句匪夷所思的话语，和现场两位白发德国守门人（我估计是老年志愿者）互相交换着眼神后，又各自耸耸肩，两手一摊，脸上满是蔑视与无奈的表情，令我多年以后仍记忆犹新。

　　若要想从根本上消除中国人的这种尴尬，仅凭我们主观上的一厢情愿是难以奏效的。我无意于去改变别人。不过我总是要求着自己，同时也希望大多数中国人也努力，通过自身体现出合乎人类文明规范和游戏规则的言行，为西方人在对今天中国人进行整体判断时，增加一些正面的、准确的参照标准，应该不难办到。只有“釜底抽薪”，即真正在国际上树立起中国人全新的形象，方可令西方世界对我们从内心尊重起来。“集沙成塔、集腋成裘”，果真能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哪怕在看似不起眼的“守时”上也能较真儿，推而广之，何患别人会瞧不起自己！

　　 眼前的小院落内，一株红枫高约十多米，直蹿到四层楼房的顶上。“这是我和弗朗索瓦兹几年前从加拿大带回的小苗，现在都超过房顶了。真快啊！”

　　 老人笑眯眯地看着，讲着，自己竟也陶醉其间了。

　　告别赵无极老人时，他把我送到窄窄的家门口，笑呵呵的朝我挥着手：“再见啊再见！”。他的头顶上方，是一块小小的门牌，写着“荣古瓦街附19号”。老人的脚下，则是那只刚才还在睡懒觉的灰褐色的猫。

　　――满是笑容的老人，还有那只伸头探望的小猫，从此形成一个“定格”，并且将永远地存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