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生活之荣氏家族
荣氏家族并非今日才贵,早在19世纪后叶,族谱已经修到三十世。如此根深蒂固,诺大中国仅此一家。
这样的家庭,已经不是普通的商业阶层所能比拟,它是看不见的顶层——“这一等级的人们往往会极力避开社会学家、民意测验者,以及消费调查人员们详尽的提问和计算。无人对这个等级做过细致研究。因为他们的确看不见。”
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家族一样,人们口中的“荣氏家族”正和一个地区,政治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命脉共同搏动,而这个家族所拥有的财富源头,和至高无上却又熏灼人手的“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权”与“贵”,在平民阶层无法抵达的空间里默契起舞,和衷共济。
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荣家已到三十世
荣氏家族的起源,已经被人们淡忘,只知在19世纪后叶,他们已修族谱到三十世。
1873年,荣氏三十世之荣宗敬,出生于无锡锡山梁溪,这是典型的中国乡村之地。后来他来到上海,改习钱庄。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刚开始萌芽,在大上海的荣氏父子三人最先嗅出了钱庄的资本之味。以保兴面粉厂为开头,荣氏兄弟打下了荣氏企业帝国的基础。
作为民族金融与民族产业的兴起人,荣氏家族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公司的“无限公司”做法——董事会只享受股权,不负责具体事务和宏观决策,完全信赖总经理并委以全权。又如企业发展“吃着两头”的方针,即面粉厂需要用面袋子,便发展纱厂,并将此两大块撑着,互相递进,形成面粉和纺织帝国。
作为民族资本大家,荣氏家族的尊贵地位日臻彰显,早在1920年代的北伐战争以前,荣宗敬便与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有过交往。北伐时期,蒋介石让荣宗敬承销债券——“二五库券”,但被时任上海纱联会会长的荣宗敬以纱业艰难拒绝。这一行为羞辱了蒋介石,蒋介石为此震怒,通缉荣宗敬,查封荣宗敬家财,最后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的斡旋,此事才得解脱。
之后,荣氏家族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所改善,在荣氏企业碰到经济危机时,国民党政府大多会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援救。
那时上海滩上的大资本家还有好几家,比如现在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他的家族在民国时已成为无锡和上海数一数二的纺织世家,与荣氏家族齐名。但解放后,当时的大家族或南迁,或在“文革”和诸次运动中凋零殆尽,留在大陆并一直享有威名的,荣氏家族可称硕果独存。
1957年,荣德生(荣宗敬弟弟)的儿子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从此走上从政之路。但在后来的20年里,当荣宗敬一支的子弟在香港发展壮大时,荣毅仁却一步步走向人生低谷。“文革”期间,荣家被抄,家产没收,夫妇被批斗,荣毅仁还被发配去当了一年的看门人。
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之后,国务院为了设置外资引进和国家投资计划成立统一机构,于1979年成立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坊间传说,邓小平以三顾茅庐之礼数,聘请荣毅仁来当首任总裁,不久,荣毅仁以他独有的弹性和大胆的才能,将公司经营发挥到所向无敌的地步。为了实现国家全力吸引外资的日标,荣毅仁不遗余力地欢迎世界级知名人士加入中信的经营行列,其中更聘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公司顾问,一时成为美谈。
另一个说法是,荣毅仁将中信总公司设计成特殊公司制度,把各事业部改为独立一子公司,权限完全委让,是以经营未来的香港为前提、为收购香港企业而实施的经营战略。1987年,香港中信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一时震动香江,财阀间纷纷传说——“荣家力排众议负责此项收购的荣智健,从向中共中央提出收购研究报告,到核准下来,前后未超过5天时间”。
荣智健是荣家的独子(他最小的妹妹荣智婉是中国政协副 马万祺的儿媳),1993年、当荣毅仁因出任中国国家副 而辞去中信总裁职务的时候,荣智健走马接任,成为荣氏家族的又个代表人物。
2003年初夏,当人们对非典还心存余悸时,荣智健回到上海捐款1000万支持上海教育事业。实际上,荣智健此行的意义不是洽谈业务,也不完全是捐款,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以世界著名企业家的身份在非常时期对上海投出无声的肯定票,这也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当时所需要的最大支持——回想荣家历代掌门人对中国执政政府的贯态度,荣智健的带头表态毫不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