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国国王，杏仙，天竺少女，这三个《西游记》人物代表哪些女性形象？

作为一部伟大的超现实主义小说，《西游记》中形象鲜明的唐僧师徒四人自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如果少了女性的辅助作用，作品定会逊色不少。不管是女菩萨、女妖怪还是普通的女人，她们都以极富人性化的特征在作者笔下熠熠生辉。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学说, 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是精神结构中最古老的生命核心，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察觉。

“本我像一只沸腾的大锅，里面充满着能量和精力，没有组织、没有统一意志、没有思维逻辑、更没有道德标准。”自我，其德文原意是指“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

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一方面，它要趋利避害，学会改造环境，防止外部世界消灭自我的威胁；另一方面，它又要控制本能，根据具体条件决定是否满足本能的愿望，防止内部世界的过高要求，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

超我, 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 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 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超我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 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 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在《西游记》中，女神、女人和女妖分别代表着“超我”“自我”和“本我”，构成了小说具有人格化特征的女性形象系列。

一、女神：完美的超我 《西游记》中塑造了很多女神形象，观世音菩萨、嫦娥仙子、普贤、文殊、王母娘娘等等。她们通常无欲无求，善良可亲，危急时刻解救唐僧师徒于水火。作者将这些女神的形象塑造得完美高大，将其作为自己意识中女性人格道德的典范树立起来，代表了作者所认为的女性人格意识中的超我形象。

正是作者的这种创作意图，才使得本书中的菩萨较此前作品更多地赋予了这些女神人性化的因素，而不是让她们面目牧户冰冷死板的躲在袅袅香烟之后。这一点在作为女神代表的观音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如在第四十九回“三藏有灾沉水宅，观音救难现鱼篮”中，悟空闯入紫竹林，看见的居然是： 远观救苦尊，盘坐衬残箬。懒散怕梳妆, 容颜多绰约。散挽一窝丝, 未曾戴缨络, 不挂素蓝袍, 贴身小袄缚。漫腰束锦裙, 赤了一双脚。披肩绣带无, 精光两臂膊。玉手执钢刀, 正把竹皮削。 俨然一个农家女儿正削篮子准备捕鱼玩耍。

在这段描写中，我们发现，观音不再是段在云雾缭绕中面貌朦胧的神秘仙班，而是一位具体可感、和善可亲的的女菩萨，充满了人性气息。 更有趣味的是，她对悟空的态度，更近似于朋友和母子，而不是刻板的上下级关系。

她常骂悟空：“泼猴！”但是教导结束后，一定是不遗余力的给以援手。悟空偷吃人参果并砍断仙根惹下祸端，危急时刻她心急火燎的赶来为悟空讲情；悟空出主意让观音化作到时为黑熊精祝寿，“菩萨没法，只得也点点头儿”。就如同一位母亲遇到淘气孩子撒娇耍赖时候的情态，无奈又爱怜。

从观音形象上，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有意淡化了这些女性菩萨的神性，而更乐意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角色来塑造，在这些女神身上更多地是人性的体现。她们端庄秀美, 可亲可爱, 并以引导者的身份指引着男人事业的发展, 是作者心中理想女性的化身。正是由于作者赋予这些女菩萨们更多的人性因素, 才使她们成为《西游记》中女性形象的人格特征中超我的代表。

二、普通妇女：现实的自我 在小说《西游记》构筑的幻想世界中, 涉及的俗世女性并不多, 仅西梁女国的国王、唐僧的母亲、百花公主和几个王妃等。在这些世俗女子身上, 作者灌注了当时社会中平凡女性的影子, 她们有血有肉, 有爱有恨。既无法摆脱当时社会道德的约束, 又对待自己的本能欲望大胆地追求, 成为作者女性观中女性自我人格的代表。其中尤以女儿国国王最为典型。

作为小说中着墨最多的世俗女性形象, 女儿国女王对爱情大胆地追求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与其说她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不如说她更像一个有情有欲的凡尘女子。她美丽多情, 聪慧灵秀, 并且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婚姻的热烈渴盼。当她得知唐僧师徒的到来时，立即表示，愿舍弃九鼎之尊、以一国之富, 招唐僧为王, 自己为后, 生子生孙, 永传帝业。

当她不知唐僧假意许诺,以为说媒成功时心欢意美之下, “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恣恣, 展放樱桃小口, 呼道: ‘大唐御弟, 还不来占凤乘鸾也?’, 大胆直率之言, 令唐僧耳红面赤, 羞答答不敢把头抬。”接着, “那女王走近前来, 一把扯住三藏, 俏语娇声, 叫道御弟哥哥,请上龙车, 和我同上金銮宝殿, 匹配夫妇去来。”,其娇媚、温情、大胆, 让唐僧战战兢兢, 止不住落下泪来。在这里唐僧几乎成了违反人的本性的标本。而女王则是作者所肯定的积极、大胆追求爱情婚姻的正面形象。

即便如此, 在过程上女王仍然遵循礼教, 并未倚权仗势, 而是请当朝太师做媒, 迎阳驿丞主婚, 向唐僧求亲。可见, 女王招赘, 仍然是在社会道德的规范下, 不失礼仪和诚意。在唐僧逃走后她也觉得“错认了中华男子,枉费了这场神思而自觉惭愧”, 女王的“自觉惭愧”也恰恰说明了封建道德对自然情欲压制的深刻。

不管是女儿国女王因为被压抑已久的自然欲求被焕发而萌生“指望和谐同到老”的“真情告白”, 还是与奎木狼分手时百花公主的喃喃自语,以及殷丞相的“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 皆因出乎不得已, 何得为耻! ”的痛心诘问, 无疑都揭下了封建传统道德的虚伪面纱。

小说中这几位女性形象就是这种矛盾的承载体, 成为作者女性观中自我人格特征的代表。道德观念压制了女性自然的欲望也体现了作者女性观中自我的人格意识。

通过这些世俗女性形象, 作者将明代中后期的人性解放思潮表现出来, 将女性追求自然欲望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冲突矛盾表达得淋漓尽致。

三、女妖：无束的本我 在某种程度上, 《西游记》中的女性妖怪给人印象之深刻要超过一些面目模糊的男性妖怪。甚至也超过了作为主要人物出现却默默无闻的沙僧。

《西游记》中这些女妖作为取经力量的阻碍，与书中面目狰狞丑陋的男性妖魔相比, 几乎是清一色的美女, 个个有沉鱼落燕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她们都有着不同的目的，有的是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如白骨夫人，金角大王的母亲九尾狐，盘丝洞的七个蜘蛛精，以及简洁想吃唐僧肉的比丘美后白面狐狸。

可以说，她们代表的是女性意识中追求长生的本我人格。有的是想采唐僧真阳用以成仙，。这里所说的成仙与普通凡人追求长生的成仙不同, 这类女妖追求成仙是为了等级的提升, 或者说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这类女妖包括琵琶洞蝎子精和天竺假公主玉兔精。

如果说《西游记》中作为正面形象的唐僧的事业是取经, 那么这些女妖的事业便是成仙。从人性角度来说, 不管是真的成仙还是事业的成功, 都是她们渴望得到认同或者是自我满足的表现, 而这似乎是生存价值的一种追求。体现的是女性人格中自我满足的本我。

还有的是真心相遇唐僧做夫妻。如荆林岭树精杏仙, 陷空山无底洞金鼻白毛老鼠精, 以及最初欲与牛魔王终老的玉面公主。这些女妖摆出千般娇态, 使出万种风情, 无需世俗所谓的三媒六证, 为了能和心中的所爱结合而完全无视女性理应恪守的森严的封建礼教, 成为人性中原始情欲的化身, 这恰恰是女性本我人格特征的表现。

此外, 作者还塑造了一个女妖的异类———罗刹女即铁扇公主。她出身魔界, 但自幼修持, 已得人身, 只是未成正果, 住在远离凡尘的翠玉山芭蕉洞。独特的出身、经历与环境, 使罗刹女与其他女妖同中有异。作者对罗刹女独特、细腻、不乏同情心的描写, 使这个女妖更具人性。罗刹女和唐僧师徒没有直接的冲突，只因其子红孩儿被观音收服，母子不能常见面，才迁怒于唐僧师徒。

以此而论，她只是一个爱护自己孩子的母亲，难以自禁的母性流露让人位置动容。与其他女妖相比, 罗刹女更像一个遵循封建家庭伦理标准的平凡女人。她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丈夫移情别恋, 她只能苦苦等待, 偶尔丈夫回来她便满心欢喜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否则也不会被孙悟空轻易地骗取了芭蕉扇。

最后为了搭救丈夫牛魔王, 甘愿奉上宝扇。当她跪倒尘埃、泪痕满面苦苦哀告时, 全无了妖性, 俨然人世间一位多情的妻子。她对孙悟空的切齿痛恨, 对玉面狐狸毫不掩饰的嫉妒吃醋。在铁扇公主这一形象上, 女性特有的品质——母性和妻性被充分体现了出来。

《西游记》中的女妖美艳绝伦, 行为言词大胆豪放, 对于自己所追求的事物不择手段, 并且随心所欲。凭心而论, 剥离了其吃人的特性, 这些女妖和女人一般无二。只不过她们更多的带有女性个体原始的意识状态, 不受封建社会道德约束, 一切以自我满足为前提, 追求个体原始的欲望。换言之追求长生、得道成仙和自然的情欲就是这种原始的欲望的体现。

这些都体现了按快乐原则行事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的女性人格中的本我意识。 可以看出, 小说《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不管是神、人或者妖, 都带有极强的人性符号, 体现了作者自身精神世界及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观点和态度, 并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分别赋予神、人、妖以超我、自我、本我的人格特征, 立体化地表达了作者独特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