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写一篇关于杨澜的文章
杨澜展现给公众的,是一个多角度的形象。虽然外界有“杨澜是阳光文化形象大使而不是掌门人”的说法,杨澜说:她现在一半时间做主持,一半时间做管理。
做访谈节目至今,杨澜已经采访了200多个政界、经济界或文化界的名人。“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启发。
有的是人生故事有意思,有的是思想深刻——采访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采气’:从每个人身上,我都可以采到‘气’。”
杨澜坚持认为,自己从《正大综艺》的“出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转型。“90年代初中国还不是特别开放,《正大综艺》实际上是给国人介绍国外风土人情和知识的节目,严格说来是一个益智类的节目。
”从益智类的节目到深度访谈,杨澜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始终以文化为导向:“从家世背景到个人爱好,我的兴趣一直在文化方面,所以真的不存在什么大的跨越。”
杨澜承认《杨澜视线》是一个不成功但很重要的转型:“《杨澜视线》严格说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介绍美国百老汇和电影的幕后制作,当时忽略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虽然介绍了一些美国电影的幕后特技,但中国观众根本看不到这些电影,同明星和幕后制作的情感联系不是很紧,自然也就不关心。”但后期的《杨澜视线》,就明显地具有了更后来的《杨澜访谈录》的影子,节目的主题转到了社会、经济方面,风格也与《杨澜访谈录》如出一辙。
杨澜曾经两访基辛格。“今年初我又访问了基辛格,想起自己1996年的采访,真是太小儿科了,问的问题都是八杆子打不着的,无一例外地在结尾希望人家对中国观众说几句话,你在外交事业中感到最骄傲的是什么等等:都是对任何人都可以问的问题。
”6年以后的杨澜,同样是访问基辛格,问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东战争)后,你也在中东有外交穿梭……”(因为访问时正值鲍威尔的中东之行),这样的问题具体、有针对性。这和“采访前做足了功课”有很大关系。采访前,杨澜阅读的是基辛格的主要外交著作等材料;采访后,基辛格对杨澜的采访是“AMAZING”(令人惊奇)。
《杨澜访谈录》的制片人郝亚兰说:“这个节目,实际上是对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双重倚重,是杨澜和被采访对象智慧的碰撞交融。”杨澜认为,自己是一个“认真而有韧性的人”;这一点,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同。郝亚兰说:“坦白地讲,杨澜是这个制作组里最勤奋的人。
”事实上,杨澜不仅仅作为主持人出现在节目中,她对节目制作的参与是全方位的。“有时甚至是否需要一个反光板她都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职业的主持人,她对节目的品质有很高的敏感度。”
我的风格是“绵里藏针”
曾经有评论说,杨澜是中国的华莱士。
但事实上,杨澜并不喜欢华莱士的主持风格:“他(有时)问问题显得有些生硬。”
杨澜认为自己向来的重点不在风格,而在内涵:“风格是你在具备一定内涵后才体现出来的东西。”
《杨澜访谈录》目前走的路线,是“温和的深刻型”。
提及当初节目制作组在风格取舍上的抉择,杨澜说:“到底是开着轰炸机把这块地都炸平,还是钻井取油?后来我们认为,深刻的问题也可以用一种温和的形式提出来。
对节目风格的取舍和杨澜的性格息息相关。“平时就不是一个凶巴巴的人嘛!”杨澜对自己的定位在她的每一次采访中都表现无遗。
《杨澜访谈录》采访龙永图时,杨澜问及中国加入WT0最后阶段协议时朱总理的两个让步,龙回答:“具体的就不要说了”,杨当即表示“没关系”。
但杨澜并不认为自己不尖锐。“采访吴基传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电信改革,是改革拉着你走,还是你拉着改革走?吴基传最先回避了这个问题,我后来又把他拉了回来,问他‘那刚才那个问题呢?’”
杨澜形容自己的主持风格:“绵里藏针”。
“观众要看的是内容,而不是两个人吵架。”
《杨澜访谈录》没有噱头,没有八卦;一律的开头和结尾,一样的穿插和解说。杨澜认为,这类深度访谈的节目形式应该相对稳定,没有必要像娱乐节目一样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
杨澜从来不认为采访有什么特别的诀窍,除了认真:“我不是每一次都有灵感,但我每一次都很认真。
”采访前做一大堆的研究,目的只有一个:“我必须了解我在说什么。”而一次成功的采访,最重要的是要让被采访者知道,你明白了他在说什么,而不是把一个问题扔给他,得到答案后又接着问采访提纲上的另一个问题。“毕竟,我不是采访的主角,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
杨澜的另一面
杨澜,一直希望采访对象的每一次自由发挥,都能带给普通人最大的启示。
不久前,杨澜到云南中甸采访,或许出现了高山反应,她懵懵懂懂地对随行人员说:“到高原后,食欲就不行了。
”但随后,她又自言自语:“哦,我已经吃了两个烤土豆、两个米饼了。“(当地人透露,一个米饼可以做一碗米线。)。
杨澜说:“我会一直做到观众不喜欢为止;他们不喜欢,我也不会硬跳到他们面前说:‘看我,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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