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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浪鼓咚咚响》:负债拍片,五年锤炼,“小众电影”如何走向大众?|专访 每日观察

《拨浪鼓咚咚响》:负债拍片,五年锤炼,“小众电影”如何走向大众?|专访 每日观察

文|知庸

昨天,一部全国排片占比仅1.5%,场次仅五千余场,首日预售票房不足十万的电影悄悄登陆影院。光看这些数据,这是一部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众电影”


(资料图片)

但,它的场场路演活动都上座率极高,每场放映结束后,颇受感动的观众们都会集体自发鼓掌,迎接主创到来。一场场点映积累下的好口碑,让影片还未上映就已取得豆瓣7.4分的不错评价。导演一篇坦陈创作心迹的自述,微博转发已破23万,李现、白宇、刘昊然等明星纷纷转发加油,力求帮助影片,从小众,扩散至大众。

这部电影,就是《拨浪鼓咚咚响》。在片中,四处游走为子寻仇的卖货郎苟仁,与留守儿童毛豆不打不相识。一个是寻找希望的孩子,一个是深陷绝望的父亲,两个孤寂的灵魂,因故不得不共同踏上一段寻找毛豆父亲的旅途,却意外在路上彼此救赎,发展出一段如父如子的难舍温情。

影片由全素人阵容主演,全片未曾走出陕北这片黄土漫天之地,角色们也大多是操着陕北方言的底层劳苦大众,这样一部朴实、粗粝的电影,似乎确实很难受到市场青睐。自嘲是“不知名导演”的白志强,也坦言已经做好了片方零收入的准备。

但路演途中,无数观众对影片表达了真诚喜爱,甚至自发安利、二创,又让他有些恍惚。“咱不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导演吗,何德何能?”

观众的热烈反响,也不只依托于内容。由于此类电影宣发预算往往相对有限,如何高效扩散影片的好口碑和影响力,也是其能否从“小众”变为“大众”的关键。《拨浪鼓》的发行方大象点映对此出力不少,在影片的路演、活动物料制作、档期等方面颇下心思,有效促进了影片在公映前的传播。

正值影片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之际,骨朵与白志强、大象点映路演活动负责人连城易脆(下文简称脆脆)聊了聊,本片在低成本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以及文艺片发行模式上的诸多探索。这面历经近五年锤炼的《拨浪鼓》,终于要咚咚响起来了。

“要命的真实”

白志强本是一位以纪录片见长的导演,《拨浪鼓》作为他的首部剧情片,缘起于他在拍摄纪录片时,于一家学校留宿的经历。

“这个学校的学生竟然全部是贫困留守儿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儿和单亲。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脖颈上黑黑的,有的孩子鞋都是反着穿。当我问到孩子们家况时,他们纷纷低头落泪,那个画面让我至今难忘。”

深受触动的白志强拉上朋友,开始了对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也因此了解了更多令人不忍的故事。一向关注城镇化转型过程中衍生问题的他,决定通过电影为孩子们发声。考虑到纪录片可能对孩子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他决定尝试创作一部剧情片。2018年,白志强住进山村,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闭关写作。

导演白志强

两年期间,剧本经历了12稿修改。起初的剧本非常类型化,讲述了一个面临多路追捕的盗墓贼,带着一个孩子逃亡的故事。但白志强认为,这样的故事明显违背了影片反映现实的初衷,也违背了他对于“要命的真实”的美学追求。12稿的修改,也就成为了一个逐渐去伪存真的过程。

于是,白志强在帮扶留守儿童工作中,看到的一些真实故事,成为了片中留守儿童毛豆经历的雏形。“有个孤儿在地上写了‘爸爸我想你’,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说是他爸在外地跑车拉煤,其实他爸已经在跑车途中坠崖而亡。天真的孩子,依旧憧憬能够坐在爸爸的肩膀上放烟花。”

片中的毛豆也是一个渴望寻父,但不知父亲下落的孩子。在片尾,于寻父旅途中与毛豆情同父子的卖货郎苟仁,为毛豆燃起一场烟花,这场无比动人的戏份,正是白志强希望给孩子们带去的情感慰藉。

苟仁的故事,则与饰演这一角色的惠玉军在经历上有些相似。惠玉军是白志强的发小,本职是出租车司机。曾经他的孩子患上重病,导致他债台高筑,妻子也离他而去。这份悲情也是苟仁的底色,片中因被骗去救命钱而失去孩子的苟仁,踏上了为子寻仇的孤寂之路。

在选角上,希望演员与角色有相似经历,以此力求真实的白志强,自然将惠玉军作为了主演人选。由于惠玉军并没有演出电影的经验,白志强希望从外形和心理上,先将他塑造成苟仁,“开拍前三个月,我就让他开始留胡子和头发,不洗澡也不洗脸,尽量与人少说话。我还给他‘催眠’,沉浸式的给他讲苟仁的所有家庭故事,他听得嚎啕大哭。”

毛豆的饰演者白泽泽,则是白志强从当地农村学校中海选出来的。“他的性格和毛豆很像,在表演上也非常有灵性,看一遍剧本就能记住大部分台词。但他并不是留守儿童,于是在拍摄之初,我就安排他的父母与他分离,说是去打工了。起初他还很高兴,终于没人盯着写作业了,但慢慢还是因为分离而感到难受。拍摄完烟花那场哭戏,他硬是多哭了十多分钟,剧组谁都哄不住。”

白志强认为,这两位演员,就是他要寻找的“天选之人”。有了贴合现实的演员,在影片的质感上,白志强同样把真实作为第一要求。为此,影片有意采用了较为朴素的影像风格,在美术、服化道、音效等技术层面,则也力求真实。

“毛豆的鼻涕、假发套,苟仁指甲中的泥污、胳膊上的伤疤,都要做细致。音效上要混入广播、叫卖声、施工声等杂音,用声音塑造真实的环境质感,来完成‘大时代小人物’的叙事。”

剧本、选角齐备,质感方向也已确定,《拨浪鼓》开始走上正轨。但影片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负债拍片

尽管《拨浪鼓》是一部低成本制作,但拉投资还是让白志强犯了难。

影片既没有名导演大明星大IP,也没有华丽的大场面,故事上则是市场表现往往堪忧的农村现实主义题材,这让白志强找到的一众投资人们,最终都拒绝出资。“大家都说你做的事值得敬佩,但是片子不容易卖座。他们不仅不投资,也奉劝我不要干,得不偿失。我无法争辩,因为我也觉得他们说得对。”

影片唯一的招牌,是监制、剧本顾问芦苇。曾编写过《霸王别姬》《活着》等名作的芦苇,被称为华语电影“第一编剧”。作为白志强的恩师,芦苇为本片剧作提供了不少指导,还在拉投资上切实出了不少力气,帮影片站台。

监制、剧本顾问芦苇

白志强回忆,“有一次芦苇老师在重症监护室陪护母亲,同时有一个投资人想投,看我们体量也不大,说只要芦苇老师在就投。芦苇老师听说之后,让我到医院旁边跟人约个饭,然后他从医院赶过来,给人家安利了半天。但是这样的投资,最终也没拉成。

面临如此困境,白志强陷入了踌躇。但最终,他还是决定要把影片拍出来。“人生就是用来造的,不干会让我瞧不起自己。失败了从头再来,大不了用几年时间挣钱还账呗。”

最终,影片还是在白志强一众朋友们的支持下,凑到了启动资金,“剧组竟然有一半的兄弟,愿意舍弃工资加入进来。有朋友把住房公积金打到了我账户,摄影师还帮我借钱。开拍前体验卖货郎生活的惠玉军,最终干得极其熟练,每天竟然还能挣些钱交回来,让我贴补拍摄经费。”

影片虽终于能开机,但还是时常面临资金捉襟见肘的困境。最穷的时候,剧组账上只剩7块钱,车加不起油,连片尾烟花戏的烟花都放不起,只能“蹭”附近村民的烟花。拍一场深山夜戏,顶着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冬,剧组却没有取暖设备,演员胡子结了冰,只能开大灯晒着等待融化。

片尾最后一场戏,白志强希望在晴天拍摄,但天气就是晴不了,因为再多等一天,剧组回家的路费就不够了,只能留下遗憾按期拍摄。影片故事发生在2008年,但由于没钱置景,难免会有画面中出现智能手机等穿帮出现。不过对此,白志强却认为没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每部电影都是在拍摄当下。”

尽管波折不断,但影片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拍摄。“从业以来见过最有干劲的剧组”“穷开心”,是白志强对这次拍摄的高度评价。片中他还在一段台词里,加入了自己的名字进行自嘲,“白志强还欠我钱呢!”

拍摄结束后,白志强还在不断试图为影片筹资,好把剧组朋友们的工资还上。片中出现了一辆车身上写着“电影广告招商”的货车,这正是白志强希望为影片广告招商留下的口子,但最终他跑了两百多个广告商,也未能成行。白志强只得将其他工作挣的钱都先拿来还债,但到现在,他还未还完本片的所有欠账

成片后,影片于2020年在一众国内外电影节上亮相,颇有斩获。但时运不济,又撞上疫情肆虐,影院停工,影片本就因其体量难以进行宣发,这下更是被逼入绝境。“虽然我们片子小,但如果影院都没开,没有观众去看的话,我们不是更惨吗?”

如此情况,《拨浪鼓》只得一直蛰伏。这一等,就等到了2022年。

四两拨千斤

2022年,大象点映团队看到了《拨浪鼓》的幕后纪录片,认定这是一部值得走入市场的好电影。最终,大象决定承担本片的宣发工作,推动影片走向全国公映。

一直以来,大象点映专注于文艺片、纪录片的宣发赛道。成立之初,大象曾创立一套观众自发发起影片点映的模式,从而将发行模式由“影院放映,观众购票”的B2C模式,颠覆为“观众发起,影院点映”的C2B模式。这种发行上的探索,让大象找到了更多热爱文艺片、纪录片的点映发起人和观众,也发掘了更多愿意排映这些影片的影院,从而推动了此类电影的市场扩展。

所谓点映的“点”字,自然要讲究精准。大象点映路演活动负责人脆脆表示,“大象希望让好的电影遇见对的观众,所以宣发策略一定要围绕影片的精准受众来进行。文艺片、纪录片往往缺乏宣发预算,无法大水漫灌的宣发,所以必须把钱花在刀刃上,四两拨千斤。”

因此,以往大象在宣传电影时,都会点明影片的推荐观影人群。但在《拨浪鼓》的宣发上,大象相信本片的温情能让广大观众都有所感触,所以将影片的好口碑精准传递给观众,便成为了大象点映这次发力的重点

大象发行的电影,往往宣发周期比较久,《拨浪鼓》更是在映前一个多月就开始了点映活动,还组织了20天跑遍20城,足迹遍布全国的路演。脆脆告诉骨朵,“小体量的电影,非常依赖口口相传的口碑发酵。要想有足够时间让口碑扩散出去,就要做足够提前、足够数量、足够覆盖区域的点映。甚至到了上映后,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在路演城市的选择上,也颇有讲究。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电影重镇之外,大象会根据电影本身的定位寻找对标片,然后找出对标片全国票房产出最高的二三十个城市。对标片在这些城市中取得过好成绩,也就意味着新片更容易在当地精准找到受众

此外,大象还会根据影片主题进行路演城市的扩展,例如《拨浪鼓》是一部陕北电影,那西安自然是影片路演的关键一站。

大象的路演,还离不开当地点映发起人的帮助,借助发起人在当地的影响力,影片往往能取得出乎意料的宣传效果。“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一下就能扩散出大量观众我们就以电影本身的好内容作为优势,去撬动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在《拨浪鼓》的路演中,影片之所以来到衢州这座极少被列入常规路演名单的城市,就与当地的发起人有关。当地一位跑教育线的记者在组织点映时,邀请了一位校长,校长看完觉得本片非常有教育意义,便直接包下整家影院,组织全校师生一起观看。

衢州路演现场

回忆起在衢州的经历,白志强笑言,“当地院线经理给我们豪华接待,我说咱们是小片子,不是应该请您吃饭求您帮忙,怎么反过来了?人家说太感谢你们了,马上要进入淡季,这个片子却在当地特别受欢迎。”

在点映活动现场,大象还会派发影片的票根、衍生品等周边。《拨浪鼓》便以片尾烟花戏为主题设计了一款票根,每位观众均可领取,片中的重要道具创可贴,大象也制作了手绘款,观众同样人手一份。在点映影院的门厅,大象还放置了一个巨大的拨浪鼓,供观众拍照打卡留念。而在每场路演映后,主创都会到场或与观众连线,同观众直接交流。

谈起这些举动的用心,脆脆认为,“观众观影体验的构成其实是多维度的,除了电影内容本身要好以外,影院的放映质量,观众获得的电影周边,映后交流的内容,都是体验的一部分。通过在多方面提升观影体验,大象希望让观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而不仅只是看了一部电影而已。

大象点映制作的手绘版《拨浪鼓》创可贴

在正式公映的时间上,《拨浪鼓》与大象大多数电影一样,选择于周六而非常规的周五起片。脆脆表示,这样可以避免影片与周五起片的大量影片竞争,尽量争取到更高的首日排片率。且周五作为工作日,就算要到排片,可能也被排在白天工作时间,但周六排片就算放在白天,也容易有观众进场

路演、周边、档期都做足用心,大象为《拨浪鼓》的宣发可谓下了大力气。历时近五年,影片终于要走到与观众见面这一刻。

拨浪鼓的余音

《拨浪鼓》的结局是开放式的,而这种设置正源自于白志强的真实经历。他在帮扶留守儿童时,遇到一位瘸子父亲,父亲问他,“我看你是个好人,你能不能把我的孩子带走?”震惊的白志强一时不知所措,最终没有选择领养孩子。

在《拨浪鼓》的结局,苟仁面临着同样的道德困境,而白志强想把故事的选择权留给观众。“这场梦幻之旅结束了,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应该怎么选择?故事应该从生活中来,再回到生活中去,时间的长河不会停止,真正的命运在人们自己手里。”

这样的结局或许有些压抑,但白志强希望,观众走出影院时可以感动,但是不要难过。影片的原始版本是没有配乐的,这也更符合影片以新现实主义为美学参考的要求,但最终,白志强决定还是以极少的、克制的音乐来疏导观众情绪,让观众尽量得到释放,也让影片能被更多观众所接受。

影片的大众性,也在路演途中得到了观众认可。高强度的路演,让白志强有些疲惫,但他坦言,精神上的喜悦胜过了一切。“映后提问,经常碰到观众并不是想问我问题,而是抒发自己的感动。有时整个路演我一直等着回答问题,但大家自问自答就全讲完了。我感触特别深,觉得电影遇见了对的观众。”

一位跟着路演团队跑了8个城市的“自来水”影迷,某日自制了一个《拨浪鼓》主题的蛋糕,在活动现场送给白志强,巧合的是,这天正是白志强的生日。除了白志强本人,包括宣发团队在内,现场没有人提前知晓这件事。

白志强感慨,“我刚一说完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现场就响起热烈掌声,然后几百个人给我唱生日快乐歌。我真的从未有过这种感动,那一刻都恍惚了。我何德何能,让大家给予这样的鼓励,我不是无人问津的小导演吗?但还是很感激,哪怕只是暂时的一个梦,在那一刻,我的善意得到了观众的呼应,真的很开心。”

如今,《拨浪鼓》终于要真正走向大众,尽管白志强在路演中已经感受到了观众山呼海啸般的热情,但对于票房,他仍不敢有太高期待。“我已经做好了作为片方收入为0的准备,电影传达了我的初衷,履行了它的社会使命,就够了。但我特别希望,大象点映能把宣发费用挣回来,让他们可以帮助更多《拨浪鼓》这样的电影,薪火相传。”

大象点映作为宣发方,则对影片的成绩有更多期许,脆脆表示,“希望它的票房能够不辜负主创团队的努力,能够丰富中国电影的市场生态,为这类电影在市场上探索出一条更好的路。”白志强也坦言,“如果《拨浪鼓》票房好,下一部,我就有继续这种贴近生活拍法的可能。”

不管结局如何,这面锤炼了五年的《拨浪鼓》,终于咚咚响起来了。希望它的余音,能够飘向更远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