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浪鼓咚咚响》：负债拍片，五年锤炼，“小众电影”如何走向大众？｜专访 每日观察

文｜知庸

昨天，一部全国排片占比仅1.5%，场次仅五千余场，首日预售票房不足十万的电影悄悄登陆影院。光看这些数据，这是一部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众电影”。

(资料图片)

但，它的场场路演活动都上座率极高，每场放映结束后，颇受感动的观众们都会集体自发鼓掌，迎接主创到来。一场场点映积累下的好口碑，让影片还未上映就已取得豆瓣7.4分的不错评价。导演一篇坦陈创作心迹的自述，微博转发已破23万，李现、白宇、刘昊然等明星纷纷转发加油，力求帮助影片，从小众，扩散至大众。

这部电影，就是《拨浪鼓咚咚响》。在片中，四处游走为子寻仇的卖货郎苟仁，与留守儿童毛豆不打不相识。一个是寻找希望的孩子，一个是深陷绝望的父亲，两个孤寂的灵魂，因故不得不共同踏上一段寻找毛豆父亲的旅途，却意外在路上彼此救赎，发展出一段如父如子的难舍温情。

影片由全素人阵容主演，全片未曾走出陕北这片黄土漫天之地，角色们也大多是操着陕北方言的底层劳苦大众，这样一部朴实、粗粝的电影，似乎确实很难受到市场青睐。自嘲是“不知名导演”的白志强，也坦言已经做好了片方零收入的准备。

但路演途中，无数观众对影片表达了真诚喜爱，甚至自发安利、二创，又让他有些恍惚。“咱不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导演吗，何德何能？”

观众的热烈反响，也不只依托于内容。由于此类电影宣发预算往往相对有限，如何高效扩散影片的好口碑和影响力，也是其能否从“小众”变为“大众”的关键。《拨浪鼓》的发行方大象点映对此出力不少，在影片的路演、活动物料制作、档期等方面颇下心思，有效促进了影片在公映前的传播。

正值影片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之际，骨朵与白志强、大象点映路演活动负责人连城易脆（下文简称脆脆）聊了聊，本片在低成本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以及文艺片发行模式上的诸多探索。这面历经近五年锤炼的《拨浪鼓》，终于要咚咚响起来了。

“要命的真实”

白志强本是一位以纪录片见长的导演，《拨浪鼓》作为他的首部剧情片，缘起于他在拍摄纪录片时，于一家学校留宿的经历。

“这个学校的学生竟然全部是贫困留守儿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儿和单亲。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脖颈上黑黑的，有的孩子鞋都是反着穿。当我问到孩子们家况时，他们纷纷低头落泪，那个画面让我至今难忘。”

深受触动的白志强拉上朋友，开始了对留守儿童的帮扶工作，也因此了解了更多令人不忍的故事。一向关注城镇化转型过程中衍生问题的他，决定通过电影为孩子们发声。考虑到纪录片可能对孩子们的生活造成影响，他决定尝试创作一部剧情片。2018年，白志强住进山村，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闭关写作。

导演白志强

两年期间，剧本经历了12稿修改。起初的剧本非常类型化，讲述了一个面临多路追捕的盗墓贼，带着一个孩子逃亡的故事。但白志强认为，这样的故事明显违背了影片反映现实的初衷，也违背了他对于“要命的真实”的美学追求。12稿的修改，也就成为了一个逐渐去伪存真的过程。

于是，白志强在帮扶留守儿童工作中，看到的一些真实故事，成为了片中留守儿童毛豆经历的雏形。“有个孤儿在地上写了‘爸爸我想你’，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说是他爸在外地跑车拉煤，其实他爸已经在跑车途中坠崖而亡。天真的孩子，依旧憧憬能够坐在爸爸的肩膀上放烟花。”

片中的毛豆也是一个渴望寻父，但不知父亲下落的孩子。在片尾，于寻父旅途中与毛豆情同父子的卖货郎苟仁，为毛豆燃起一场烟花，这场无比动人的戏份，正是白志强希望给孩子们带去的情感慰藉。

苟仁的故事，则与饰演这一角色的惠玉军在经历上有些相似。惠玉军是白志强的发小，本职是出租车司机。曾经他的孩子患上重病，导致他债台高筑，妻子也离他而去。这份悲情也是苟仁的底色，片中因被骗去救命钱而失去孩子的苟仁，踏上了为子寻仇的孤寂之路。

在选角上，希望演员与角色有相似经历，以此力求真实的白志强，自然将惠玉军作为了主演人选。由于惠玉军并没有演出电影的经验，白志强希望从外形和心理上，先将他塑造成苟仁，“开拍前三个月，我就让他开始留胡子和头发，不洗澡也不洗脸，尽量与人少说话。我还给他‘催眠’，沉浸式的给他讲苟仁的所有家庭故事，他听得嚎啕大哭。”

毛豆的饰演者白泽泽，则是白志强从当地农村学校中海选出来的。“他的性格和毛豆很像，在表演上也非常有灵性，看一遍剧本就能记住大部分台词。但他并不是留守儿童，于是在拍摄之初，我就安排他的父母与他分离，说是去打工了。起初他还很高兴，终于没人盯着写作业了，但慢慢还是因为分离而感到难受。拍摄完烟花那场哭戏，他硬是多哭了十多分钟，剧组谁都哄不住。”

白志强认为，这两位演员，就是他要寻找的“天选之人”。有了贴合现实的演员，在影片的质感上，白志强同样把真实作为第一要求。为此，影片有意采用了较为朴素的影像风格，在美术、服化道、音效等技术层面，则也力求真实。

“毛豆的鼻涕、假发套，苟仁指甲中的泥污、胳膊上的伤疤，都要做细致。音效上要混入广播、叫卖声、施工声等杂音，用声音塑造真实的环境质感，来完成‘大时代小人物’的叙事。”

剧本、选角齐备，质感方向也已确定，《拨浪鼓》开始走上正轨。但影片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负债拍片

尽管《拨浪鼓》是一部低成本制作，但拉投资还是让白志强犯了难。

影片既没有名导演大明星大IP，也没有华丽的大场面，故事上则是市场表现往往堪忧的农村现实主义题材，这让白志强找到的一众投资人们，最终都拒绝出资。“大家都说你做的事值得敬佩，但是片子不容易卖座。他们不仅不投资，也奉劝我不要干，得不偿失。我无法争辩，因为我也觉得他们说得对。”

影片唯一的招牌，是监制、剧本顾问芦苇。曾编写过《霸王别姬》《活着》等名作的芦苇，被称为华语电影“第一编剧”。作为白志强的恩师，芦苇为本片剧作提供了不少指导，还在拉投资上切实出了不少力气，帮影片站台。

监制、剧本顾问芦苇

白志强回忆，“有一次芦苇老师在重症监护室陪护母亲，同时有一个投资人想投，看我们体量也不大，说只要芦苇老师在就投。芦苇老师听说之后，让我到医院旁边跟人约个饭，然后他从医院赶过来，给人家安利了半天。但是这样的投资，最终也没拉成。”

面临如此困境，白志强陷入了踌躇。但最终，他还是决定要把影片拍出来。“人生就是用来造的，不干会让我瞧不起自己。失败了从头再来，大不了用几年时间挣钱还账呗。”

最终，影片还是在白志强一众朋友们的支持下，凑到了启动资金，“剧组竟然有一半的兄弟，愿意舍弃工资加入进来。有朋友把住房公积金打到了我账户，摄影师还帮我借钱。开拍前体验卖货郎生活的惠玉军，最终干得极其熟练，每天竟然还能挣些钱交回来，让我贴补拍摄经费。”

影片虽终于能开机，但还是时常面临资金捉襟见肘的困境。最穷的时候，剧组账上只剩7块钱，车加不起油，连片尾烟花戏的烟花都放不起，只能“蹭”附近村民的烟花。拍一场深山夜戏，顶着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冬，剧组却没有取暖设备，演员胡子结了冰，只能开大灯晒着等待融化。

片尾最后一场戏，白志强希望在晴天拍摄，但天气就是晴不了，因为再多等一天，剧组回家的路费就不够了，只能留下遗憾按期拍摄。影片故事发生在2008年，但由于没钱置景，难免会有画面中出现智能手机等穿帮出现。不过对此，白志强却认为没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每部电影都是在拍摄当下。”

尽管波折不断，但影片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拍摄。“从业以来见过最有干劲的剧组”“穷开心”，是白志强对这次拍摄的高度评价。片中他还在一段台词里，加入了自己的名字进行自嘲，“白志强还欠我钱呢！”

拍摄结束后，白志强还在不断试图为影片筹资，好把剧组朋友们的工资还上。片中出现了一辆车身上写着“电影广告招商”的货车，这正是白志强希望为影片广告招商留下的口子，但最终他跑了两百多个广告商，也未能成行。白志强只得将其他工作挣的钱都先拿来还债，但到现在，他还未还完本片的所有欠账。

成片后，影片于2020年在一众国内外电影节上亮相，颇有斩获。但时运不济，又撞上疫情肆虐，影院停工，影片本就因其体量难以进行宣发，这下更是被逼入绝境。“虽然我们片子小，但如果影院都没开，没有观众去看的话，我们不是更惨吗？”

如此情况，《拨浪鼓》只得一直蛰伏。这一等，就等到了2022年。

四两拨千斤

2022年，大象点映团队看到了《拨浪鼓》的幕后纪录片，认定这是一部值得走入市场的好电影。最终，大象决定承担本片的宣发工作，推动影片走向全国公映。

一直以来，大象点映专注于文艺片、纪录片的宣发赛道。成立之初，大象曾创立一套观众自发发起影片点映的模式，从而将发行模式由“影院放映，观众购票”的B2C模式，颠覆为“观众发起，影院点映”的C2B模式。这种发行上的探索，让大象找到了更多热爱文艺片、纪录片的点映发起人和观众，也发掘了更多愿意排映这些影片的影院，从而推动了此类电影的市场扩展。

所谓点映的“点”字，自然要讲究精准。大象点映路演活动负责人脆脆表示，“大象希望让好的电影遇见对的观众，所以宣发策略一定要围绕影片的精准受众来进行。文艺片、纪录片往往缺乏宣发预算，无法大水漫灌的宣发，所以必须把钱花在刀刃上，四两拨千斤。”

因此，以往大象在宣传电影时，都会点明影片的推荐观影人群。但在《拨浪鼓》的宣发上，大象相信本片的温情能让广大观众都有所感触，所以将影片的好口碑精准传递给观众，便成为了大象点映这次发力的重点。

大象发行的电影，往往宣发周期比较久，《拨浪鼓》更是在映前一个多月就开始了点映活动，还组织了20天跑遍20城，足迹遍布全国的路演。脆脆告诉骨朵，“小体量的电影，非常依赖口口相传的口碑发酵。要想有足够时间让口碑扩散出去，就要做足够提前、足够数量、足够覆盖区域的点映。甚至到了上映后，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在路演城市的选择上，也颇有讲究。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电影重镇之外，大象会根据电影本身的定位寻找对标片，然后找出对标片全国票房产出最高的二三十个城市。对标片在这些城市中取得过好成绩，也就意味着新片更容易在当地精准找到受众。

此外，大象还会根据影片主题进行路演城市的扩展，例如《拨浪鼓》是一部陕北电影，那西安自然是影片路演的关键一站。

大象的路演，还离不开当地点映发起人的帮助，借助发起人在当地的影响力，影片往往能取得出乎意料的宣传效果。“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一下就能扩散出大量观众。我们就以电影本身的好内容作为优势，去撬动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在《拨浪鼓》的路演中，影片之所以来到衢州这座极少被列入常规路演名单的城市，就与当地的发起人有关。当地一位跑教育线的记者在组织点映时，邀请了一位校长，校长看完觉得本片非常有教育意义，便直接包下整家影院，组织全校师生一起观看。

衢州路演现场

回忆起在衢州的经历，白志强笑言，“当地院线经理给我们豪华接待，我说咱们是小片子，不是应该请您吃饭求您帮忙，怎么反过来了？人家说太感谢你们了，马上要进入淡季，这个片子却在当地特别受欢迎。”

在点映活动现场，大象还会派发影片的票根、衍生品等周边。《拨浪鼓》便以片尾烟花戏为主题设计了一款票根，每位观众均可领取，片中的重要道具创可贴，大象也制作了手绘款，观众同样人手一份。在点映影院的门厅，大象还放置了一个巨大的拨浪鼓，供观众拍照打卡留念。而在每场路演映后，主创都会到场或与观众连线，同观众直接交流。

谈起这些举动的用心，脆脆认为，“观众观影体验的构成其实是多维度的，除了电影内容本身要好以外，影院的放映质量，观众获得的电影周边，映后交流的内容，都是体验的一部分。通过在多方面提升观影体验，大象希望让观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而不仅只是看了一部电影而已。”

大象点映制作的手绘版《拨浪鼓》创可贴

在正式公映的时间上，《拨浪鼓》与大象大多数电影一样，选择于周六而非常规的周五起片。脆脆表示，这样可以避免影片与周五起片的大量影片竞争，尽量争取到更高的首日排片率。且周五作为工作日，就算要到排片，可能也被排在白天工作时间，但周六排片就算放在白天，也容易有观众进场。

路演、周边、档期都做足用心，大象为《拨浪鼓》的宣发可谓下了大力气。历时近五年，影片终于要走到与观众见面这一刻。

拨浪鼓的余音

《拨浪鼓》的结局是开放式的，而这种设置正源自于白志强的真实经历。他在帮扶留守儿童时，遇到一位瘸子父亲，父亲问他，“我看你是个好人，你能不能把我的孩子带走？”震惊的白志强一时不知所措，最终没有选择领养孩子。

在《拨浪鼓》的结局，苟仁面临着同样的道德困境，而白志强想把故事的选择权留给观众。“这场梦幻之旅结束了，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应该怎么选择？故事应该从生活中来，再回到生活中去，时间的长河不会停止，真正的命运在人们自己手里。”

这样的结局或许有些压抑，但白志强希望，观众走出影院时可以感动，但是不要难过。影片的原始版本是没有配乐的，这也更符合影片以新现实主义为美学参考的要求，但最终，白志强决定还是以极少的、克制的音乐来疏导观众情绪，让观众尽量得到释放，也让影片能被更多观众所接受。

影片的大众性，也在路演途中得到了观众认可。高强度的路演，让白志强有些疲惫，但他坦言，精神上的喜悦胜过了一切。“映后提问，经常碰到观众并不是想问我问题，而是抒发自己的感动。有时整个路演我一直等着回答问题，但大家自问自答就全讲完了。我感触特别深，觉得电影遇见了对的观众。”

一位跟着路演团队跑了8个城市的“自来水”影迷，某日自制了一个《拨浪鼓》主题的蛋糕，在活动现场送给白志强，巧合的是，这天正是白志强的生日。除了白志强本人，包括宣发团队在内，现场没有人提前知晓这件事。

白志强感慨，“我刚一说完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现场就响起热烈掌声，然后几百个人给我唱生日快乐歌。我真的从未有过这种感动，那一刻都恍惚了。我何德何能，让大家给予这样的鼓励，我不是无人问津的小导演吗？但还是很感激，哪怕只是暂时的一个梦，在那一刻，我的善意得到了观众的呼应，真的很开心。”

如今，《拨浪鼓》终于要真正走向大众，尽管白志强在路演中已经感受到了观众山呼海啸般的热情，但对于票房，他仍不敢有太高期待。“我已经做好了作为片方收入为0的准备，电影传达了我的初衷，履行了它的社会使命，就够了。但我特别希望，大象点映能把宣发费用挣回来，让他们可以帮助更多《拨浪鼓》这样的电影，薪火相传。”

大象点映作为宣发方，则对影片的成绩有更多期许，脆脆表示，“希望它的票房能够不辜负主创团队的努力，能够丰富中国电影的市场生态，为这类电影在市场上探索出一条更好的路。”白志强也坦言，“如果《拨浪鼓》票房好，下一部，我就有继续这种贴近生活拍法的可能。”

不管结局如何，这面锤炼了五年的《拨浪鼓》，终于咚咚响起来了。希望它的余音，能够飘向更远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