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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7岁学艺15岁北漂,自称信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相声作为一门传统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时代给埋没了,而

郭德纲

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对相声的关注,于是很多人开始对相声感兴趣,开始思考相声中的问题

1973年出生的郭德纲,生于天津市大红桥附近的北竹林村大众里,这个地方20150年拆迁,之前一直属于中下贫民区。

但是,这地方虽然穷人多,可生活气息浓厚,是典型的老天津棚户区。

他小时候的他本名郭大纲,家里祖上五代都没有从事曲艺工作的,亲戚里也没有从事曲艺工作的,所以他的曲艺天赋还真是后天的。

据他父亲回忆,郭德纲从小记忆力就不错,看了电视里的相声,就能跟着背下来,而且爱表演不怯场,“到了五六岁的时候,别人家办喜事,喊郭德纲来一段,他毫不畏惧,开嗓子就唱。”

到了懂事的年纪,因为父母工作忙,郭德纲经常被“寄存”在红桥工人俱乐部。

在那个时候,郭德纲就接触了许多艺人,有说书的、有唱戏的,郭德纲就喜欢在那儿看这些艺人表演、排练,有时候还不由自主地跟着学两手。直到今天,郭德纲都认为当年的这些熏陶对他的演艺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郭德纲也是从红桥工人俱乐部认识了一个叫小五的孩子,这个孩子大名高坚芳,就是现在天津有一号的评书演员。小五的父亲则是著名评书艺术家高祥凯,艺名高庆海。

高祥凯第一次见郭德纲就很喜欢,用高先生的话来说“这孩子面相好,上人见喜”。

郭德纲那时才7、8岁,他喜欢评书,便央求高先生传道受业。高先生见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有很强的求知欲,也就答应了下来。此后,郭德纲每天去高先生家学艺。

而令高先生时隔多年仍然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郭德纲就懂得尊师重道,他知道高先生喜欢看《天津日报》, 便每天早上都在路上先买一份《天津日报》给高先生带过去。而且,郭德纲每天都提早到高先生家,在高先生和高坚芳这父子俩起床之前,先帮着高先生家收拾收拾屋 子,打打开水,给高先生沏壶茶,然后静静地等着高先生起床。

高先生教小郭德纲学的是评书,却是以相声给他开蒙的,用的是一段传统相声《五行诗》。

这个片段当中简单的一句“金锤一对上下翻”,就需要三个身段来配合——“金锤”一个,“一对”一个,“上下翻”又是一个。练这句时,高先生给小郭德纲拿来两个啤酒瓶,一手一个,告诉他:你要把它当成金锤来耍,还要求两个瓶子口要朝上,因为金锤的锤头在前面,要对称。

这事说起来好像很有趣,实际上练功的过程很枯燥,就这么一个挥舞金锤的动作要练上数百次,对一个好动爱玩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很痛苦的。

若干年后,当郭德纲又将《五行诗》传授给自己的徒弟潘云侠时,他已经领悟到了其中的含义:“我明白了高先生为什么要用这个给我开蒙,肯定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全面的锻炼,一是练嘴功,二是练身功,当时总感觉很痛苦,但是今天想想,受益匪浅。”

八岁的郭德纲在跟高祥凯先生学艺后不久,他又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拜见了相声大家常宝霆。

常三爷第一次见郭德纲就想考考他,问他“你都会说什么啊?”郭德纲答:“会说一个《天王庙》。”常三爷一听就瞪大了眼睛,“噢?那就说说听听吧!”

《天王庙》这个段子比较有名,马三立先生也曾经表演过,而郭德纲是自己听录音学会的。常三爷听郭德纲说完这一段《天王庙》后,告诉他:“小子,你记住了,学相声最主要的有三点:天赋、兴趣、刻苦,缺一不可。”直到今天,郭德纲还牢记着这番话,并且也拿它来教导自己的徒弟。

后来郭德纲跟常宝丰学艺,第一天到常九爷家里上课那天,郭德纲坐在客厅里显得很拘谨。当时还不到40岁的常九爷很帅气,当着郭德纲的面从自己家的床底下拽出一个纸箱子,从里面拿出六本书,那是沈阳出版的一套传统相声资料,后来被文化艺术出版社发行为《中国传统相声大全》一至四辑,不过这套资料当时是内部发行,根本不能在外面流通,一般人想买也买不到。

常九爷给郭德纲开蒙的活是《八扇屏》,他先交给郭德纲一个手抄本的册子。这本册子上书“八扇屏”三个大字,下边写着:王佩元整理。这位王佩元曾经跟常九爷做过很长时间的搭档,两人私交甚笃。郭德纲收好册子后,常九爷吩咐他:你先回家背词去,等背完再来找我。于是郭德纲就回家猛背词儿,等他背好之后再到常九爷家,跟常九爷一句一句地对词,随时被纠正错误。

除了常三爷和常九爷,郭德纲曾经登门拜访过很多天津有名的相声演员,如常三爷的搭档白全福,还有赵佩茹的徒弟马志存等。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值相声繁荣期,而郭德纲所生长的天津是个活跃的“曲艺窝子”,马三立先生这位相声泰斗就住在天津。当时天津的公园里经常有露天曲艺相声演出,其中不乏名角儿,在这样的熏陶下,郭德纲四处学艺,接触了许多名家,在若干年的实践中,最终形成了现在独树一帜的风格。

从那个时候开始,郭德纲只有两件事:上学和相声,原本郭德纲读书成绩很不错,可是因为太痴迷相声,所以没心思学习,成绩下滑,反而是成天混迹在六七十岁的一群大老爷们当中玩乐曲艺。

几年后,郭德纲结识了相声演员陶大为,随即加入了天津市曲艺团青年队,在团里的那几年,郭德纲算是得到了很好的机会施展才艺,一年下来都得演出好几十回,而且回回都是第一个上台。

1988年,15岁的郭德纲来到北京。他有一个很纯粹的目的,“进入体制内,成为专业相声演员。”他报了北京一个文工团,凭借扎实的相声功底,他考上了文工团新成立的说唱团。虽然考上了,但身份跟他设想的完全不一样,“是个临时工,主要负责检场。”什么是“检场”?说白了就是打杂,端茶、倒水、搬桌子。“打杂就打杂吧,我先干着,说不定就有机会登台说相声了。”

没想到干了一年多,连登台的台阶都够不着,郭德纲的心就凉了,“得了,咱回天津去吧。”

到了1990年,郭德纲成家了,暂时把“立业”放在了第二位。

就这样一晃就是4年,1994年,郭德纲又躁动起来,他揣着100多元再次来到北京,“我还是想到北京来说相声。”到北京后,郭德纲四处求人,希望哪位师傅哪个剧团能收留自己,可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他。

郭德纲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房费一天要15元,再加上吃饭、乘车,一天花销要20多元。他发现100多元撑不了几天,于是在北京呆了四五天后,就唉声叹气地回到了天津。

回到天津后,郭德纲还是不甘心,决定自己搞一个剧场,于是在天津第二文化宫附近包了个场地,每月租金5000元。场地是有了,没想到经营惨淡,最后连房租都付不起了,郭德纲干了几个月就只得关门,赔了好几万。之后又做了几次生意,但最终都以失败收场,欠了一屁股债。郭德纲愁得直跺脚,迫不得已,他只好把家里一套房子卖了。

郭德纲始终不甘心,于是1995年又去了北京。他在偏远的大兴租了间小屋子,每月房租150元,然后在沙子口一剧团谋了个打杂差事。干了3个月打杂工作后,他才有了第一次登台机会。

在剧团说了一段时间相声后,郭德纲终于有了一些小声名。

1998年底至1999年初,他跟张文顺、李菁一起,创办了“北京相声大会”,也就是如今德云社的前身。

后来郭德纲曾在自传中对于当年的事这样写道:

“我信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很可惜,后来发生的事……也成为我最终含恨赴京的一个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