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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红高粱》看,导演张艺谋的乡土情怀

“因为我三年插队知青的生活锻炼,我跟土地的关系拉得很近,不再是概念。”从张艺谋导演的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浓浓的乡土情怀,在电影《红高粱》里面,他把这种乡土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红高粱》已上映30多年,依旧是不可多得的经典,曾经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豆瓣评分8.2。影片讲述了“我奶奶”九儿被迫在 19 岁时嫁给麻风病人李大头,在回门的路上,九儿和轿夫“我爷爷”在高粱地中野合了,两个人一起经营酒坊和共同抗日的故事。导演张艺谋用其独特的电影艺术表达了自己的乡土情怀。

接下来,我将从电影的题材选择、民俗元素和镜头语言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一下张艺谋导演影片中的体现的乡土情怀。

一、电影题材选择上的乡土性

电影《红高粱》是典型乡村题材电影,具有浓厚的乡土性,人物设定都是十八里坡的底层农民,故事情节主要聚焦在“我奶奶”九儿和轿夫“我爷爷”的故事。“任何艺术创作都是审美主体修养达到一种物质精神化境界——客观自然作用下的人格净化。”电影《红高粱》就是张艺谋导演的人文情怀的升华,他通过鲜明的人物塑造和传奇的故事情节,将自己的乡土情怀接地气地表现出来,呈现了一场生命的自由和狂欢盛宴。

人物塑造

电影《红高粱》围绕着爱情和去世两个永恒的主题进行人物塑造,张艺谋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他不想将《红高粱》拍的太复杂,附加太多人为的历史厚重感,更多是想把它拍得好看,拍得有意思。“好看”和“有意思”就是接地气,他要通过这些乡土人物的塑造,充分体现自己的乡土情怀,正是这种情怀影响着个体角色的性格、行为及其命运走向。

①九儿

张艺谋导演在塑造女主角九儿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脸部特写,表现出九儿被迫嫁人的辛酸和委屈。高粱地里面对“我爷爷”时半推半就的羞涩状态,隐含无穷的野性和强劲爆发力,将一个追求自由农村姑娘表现得淋漓尽致。九儿充分体现了一个乡村姑娘的朴实和善良,她不仅对待酒窖伙计就像自己的亲人,而且当罗汉大叔被国外人剥皮致死后,九儿鼓动“我爷爷”和其他伙计们为他报仇,体现了人性的真善美。

②“我爷爷”

电影中“我爷爷”虽然没有具体的名字,但我们对这个粗狂野蛮的农村大汉印象深刻。张艺谋导演正是通过塑造简单直接的农民的形象,表现一种自由、奔放和张扬的生命态度。特别是抬轿遭遇土匪时的“英雄救美”,还有抱着土雷走向鬼子军车,表现出一个男人的担当和血性。观众们被他直率的性格深深所吸引,被他酣畅淋漓的生命力打动,影片成功塑造了一个憨厚朴实却又视死如归的平民英雄形象。

故事情节

电影的故事情节充满戏剧性,首先是19岁的“我奶奶”九儿,被父母用一头驴的价钱,卖给了十八里坡酒坊主50岁的李大头。

这是一场没有尊严和自由的封建婚姻,从九儿在家中待迎娶的呆滞表情可以看出她的不情愿,这种表情也体现了九儿的反抗意识。特别是送亲的途中,坐在轿中的九儿生气地掀开盖头,委屈地痛哭,并且还拿出了一把剪刀,说明她是不受封建婚姻的束缚的,这既为后来高粱地的那些事做了铺垫,又体现九儿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觉醒并不坚定,而是表现出了犹豫,因为她最后在呜咽中将剪刀放进衣服里,体现了封建婚姻思想在乡村底层根深蒂固的影响。

其次就是土匪秃三炮劫走了九儿,被罗汉大叔和伙计们赎回来之后,“我爷爷”感觉九儿被土匪欺负了,就去找秃三炮理论,他把刀架到秃三炮脖子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自己没动过九儿,“我爷爷”才肯罢休。其实,“我爷爷”要的这个保证是不靠谱也没有意义的,因为先不说土匪的话不可信,就是九儿被秃三炮碰了又能怎样呢?不过是杀掉他自己再离开酒坊,这就成了封建婚姻的悲剧。

九儿去给打鬼子的伙计们送饭时,被鬼子打死,“我爷爷”和大伙抱着土雷冲向鬼子军车。一片火光之后,“我爷爷”拉着儿子的手,步履蹒跚挣扎地走到九儿身旁,此时响起儿子的喊声:“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结局的这段极具乡土气息,一方面是虽然娘死了,但是一家三口聚在了一起,符合家庭团圆的伦理思想;另一方面是按照乡村的习俗,老人去世,需要长子“指路”,这样的设计既表现了孝的传统,又表明九儿后继有人,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二、电影中民俗元素的乡土性

民俗元素就是民间的俗文化,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极具地域性。电影《红高粱》中民俗元素的运用,就寄托着导演张艺谋的乡土情怀,是导演张艺谋真性情的体现,也是一种洗去浮华更接地气的真实。

“颠轿”

对于“颠轿”的场面,张艺谋导演可谓费劲了心思,在电影中这一场面持续三分多钟。飞扬的黄土,粗壮的汉子,再加上喜庆的音乐和用嗓子喊出的有点俗的歌词,充分表现出这片西北平原的粗犷,和极具特色的乡土文化,极具艺术感染力,营造出一种狂野而又质朴生命气质。“丑新娘,我的天,呲牙往我怀里钻,扭身跑,不敢看,二旦今晚睡猪圈......”看上去是轿夫们对新娘子的恶作剧,其实是一种原始欲望的自我宣泄。

张艺谋导演通过“颠轿”这一民俗元素,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电影和古老文明的地域特色和精神魅力,体现了张艺谋浓浓地乡土情怀。通过民俗元素,不仅更好地塑造了人物形象和性格,也衬托了电影的主题和精神内涵,使电影内容更加丰富和更具吸引力。

“酿酒仪式”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在电影《红高粱》的酿酒仪式里,罗汉大叔带头将酒碗高举过头,先敬酒神,后高唱《酒神曲》,唱完后,将酒一饮而尽,然后将空碗摔在酒神像下,哈哈大笑,奔放和自由精神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

“祭酒神”这一民俗元素,充满了乡土气息,使电影的主题得到形象化展现。酒坊伙计们个个衣衫不整,托着盛满血红色高粱酒的大碗,狂吼着《酒神曲》,这是一种不加修饰的粗放和豪迈的精神,也是对狂野和自由的生活状态电影主题的表达,更是张艺谋导演深爱这片黄土地的乡土情怀的体现。

三、电影镜头语言的乡土性

电影作品所表现得乡土环境,体现着导演自身的艺术观念和态度,张艺谋导演用其独特的电影语言,解构着这片黄土地,描述着这独特的地域乡土环境。张艺谋导演将离奇的故事情节,压缩在具有浓厚乡土性的,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内,营造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无时不透露着自己的乡土情怀。

空间语言

电影《高粱红》将故事空间主要限制在高粱地和烧酒作坊这两个地方,简单的环境却表达了不一样的电影主题。那一大片茂盛高粱地承载张艺谋导演太多的想象和希望,既展现了原始恬静的乡土自然风光,又衬托了电影人物的生存状态,更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人们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粗放狂野的个性,以及积极的精神面貌。

除了以上电影内容的需要,独特的空间语言更体现了张艺谋导演的乡土情怀,他在塑造自己心中优美雅致的乡土乌托邦,那里没有传统规矩的压抑,有的是自由和狂野,以及对生活的的无限热情。

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那片乡土似乎已经成了记忆,这里面更有张艺谋导演对那片乡土的缅怀和留恋。这并非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而是饱含乡土气息的基层民间文化。

时间语言

谭霈生在《电影美学基础》中写到:“电影的基本构成元素是画面,而任何一个单个画面只具有空间性而没有时间性。然而,电影的本质却是运动,而任何运动都意味着时间的流逝。”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电影也是时间语言的集合体,电影《红高粱》中,导演张艺谋就充分利用时间语言讲述了一个个离奇的故事。

电影用生动的时间语言,串联了“我奶奶”九儿从出嫁到牺牲这一时间段内的代表性事件,一开始迎亲路上的“颠轿”,紧接着回门途中“我奶奶”九儿跟“我爷爷”的“野合”,再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共同经营酒坊的“酿酒仪式”,以及后来的“剥皮”和“炸鬼子汽车”,这些故事毫无违和感地被串联起来,让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当年《红高粱》获得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越是有民族风格的艺术品,才会越有国际性,只有把自己民族最本质的精神和最具有乡土气息的生活表现出来,才能得到国际上别的民族的重视和承认。中国电影艺术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才能走向世界。”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离不开张艺谋导演对这片黄土地的热爱,也离不开他作为华夏儿女的主人翁精神的激励,更离不开他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驱使,他将满腔的乡土情怀抛洒到自己的电影创作中,拍摄出一部部让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

电影《红高粱》不仅仅“民族最本质的精神”的体现,更是张艺谋导演乡土情怀的体现。张艺谋导演通过题材选择、民俗元素和镜头语言等一系列艺术创作手法向观众展现了那片独具特色的乡土,更表达了对那片乡土魂牵梦萦的思念和不离不弃的爱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