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之外写余味——《六味集》自序
原来想用《六味》作书名,编辑建议改为《六味集》。想了想,还是加上“集”字比较好,免得让人产生误会,以为内容与六味地黄丸之类的物件有关。其实与此毫无关系。加上这个字也有毛病,有点“装”,似乎是什么用心之作,在阐述济世救民之类的道理。其实与此更是毫无关系,只不过在扯些闲话而已。
这本书收录的文章大都与饮食有关,但算不上纯粹的美食文章。对于食材选择、烹饪技法之类的内容虽有涉及,但关注更多的是与饮食有关的典故逸闻、人情世故,寻觅五味之外的别种味道。餐桌内外不少事情也是很值得品味的。比如,清代笔记记载,某位皇帝在和大臣闲聊时问起该人是否吃过鸡蛋,因为他觉得这是贵重之物,御膳房每天供应四个鸡蛋的标价是二十四两银子(也有说十二两的),臣子恐怕很难承受。该大臣明知皇上当了冤大头,却不肯说破,免得断了相关人员的财路,日后被套上小鞋,穿着难受。于是敷衍道,自己家中只有在祭祀祖先时才摆上两个鸡蛋,并没有询问过价钱,云云。这类周边人员上下其手蒙骗领导的事情,古今中外皆有之,也算是五味之余味吧。如果硬要归类,这些文章大概可以算作“食话”或是“食事”。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写作套路,主要是当初约稿的刊物都不是生活类的媒体,有的是财经类的,有的是管理类的,弄一篇纯粹谈吃谈喝的文章夹在其中,实在不搭。于是只得另想办法,以吃喝为主线,增添些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作料,铺排之余略作发挥,争取和刊物的风格多少有些契合。没想到编者读者对此都还认可,一来二去,便成了现在的格式。
再有,我对于写纯粹的美食文章并不在行,觉得很难把饮馔的精妙之处写出来,让人口舌生津。偏偏家里又有个美食家横在那里,名叫汪曾祺,让人甚有压力。虽然此人家庭地位不高,家人皆可称之为“老头儿”,但文章确实写得好。比如他写云南干巴菌的味道:“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鲞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肝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干巴菌晾干,加辣椒同腌,可以久藏,味与鲜时无异。”放着我,八辈子也不会把这些味道一股脑和干巴菌联系起来。我们家闺女的描述其实更干脆。当年她上中学时,回到家中鼻子一耸便会大叫:“又炒干巴菌啦?一股臭袜子味儿!”她其实有潜力成为美食家。若是和汪曾祺在同一口锅找饭吃,我恐怕只有饿瘪的份儿。因此只好另起炉灶,拿皇上和鸡蛋说说事。
其实,老头儿成为美食家,与我的“大力襄助”也有一点关系。1982年我大学毕业初到报社工作时,跑过一段商业,饮食报道也在其中。1983年底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举办时,我还参加过外围报道,隔着玻璃窗见过溥杰、王世襄、王利器等一干评委在品评菜肴。那个时候,汪曾祺还没有写过什么美食文章,只是对吃喝之事比较感兴趣而已,连隔着玻璃看热闹的机会也没有。当时商业部在西单办公,东门外有一个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常年售卖一套“中国烹饪古籍丛刊”,单本售价不过块八毛钱。我去商业部采访后,经常在书店转转,碰见有合适的小书就买上两本,回家孝敬老头儿。后来他写文章,用过书里不少材料,特别是袁枚的《随园食单》,是摆在桌边经常翻阅的。他曾经吹嘘自己创制的“油条塞肉”,回锅复炸后极脆,嚼之可“声动十里人”。这句话也是从那些小册子里顺来的,出自《清异录》。
老头儿走后,这些小册子都归了我,后来我写文章时也从里面找了一些材料。另外还翻阅了不少笔记小说之类的杂书,找点与吃喝有关的有意思的事儿。我写的这些东西,老头儿如果看到,大约只会哼哼两声,心里头觉得和他文章的路子不一样,非驴非马,很不纯粹。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