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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过大年 奇奇怪怪可可爱爱

宋朝过大年 奇奇怪怪可可爱爱

如果把历史的指针往回拨一千年,我们将抵达宋朝,接触到另一场别开生面的春节。在那里,人们过年未必返乡;年夜饭的主食既不是饺子,更不是汤圆;大年初一凌晨,人们除了贴门神、贴春联,还要更换两根奇奇怪怪的桃木橛子;小朋友们虽然也能领到压岁钱,但是钱的数目竟然要由年龄决定……

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启宋朝新年的时光之旅吧。


(相关资料图)

春节七天假,苏轼不回家

时间是宋仁宗嘉祐八年,即1063年,大名鼎鼎的苏轼还不到30岁,正在陕西凤翔府当签判,与此同时,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却在首都开封定居。

春节已经到了,苏轼并没有去开封跟家人团聚,也没有回四川老家走亲访友,他跟往常一样,照旧待在凤翔府衙门里。外面鞭炮齐鸣,苏轼岿然不动,他在干什么呢?在给弟弟苏辙写诗,回忆他们兄弟小时候在四川眉山过年的经历。

苏轼一连写了三首诗《馈岁》《守岁》《别岁》,其中《馈岁》描写乡亲们挨家挨户拜年,彼此赠送礼物;《守岁》描写小朋友们在除夕当晚兴奋得整夜不睡,一直玩耍到天明;《别岁》则写得比较伤感,大意是说春节期间,亲人相隔在千里之外,只能独自过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苏轼想念父亲和兄弟吗?当然想念。那他为啥不去看望父亲和兄弟呢?是因为没有放假吗?绝对不是。宋朝皇帝厚待官员,不仅给予优厚的俸禄,而且还有大量的节假日。在宋朝,春节、冬至与寒食节被称为“三大节”,大小衙门各放七天假,领导不用坐衙,下属不用点卯,除了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一把手不能离开任职所在地以外,其余官员想走就走,没有人拦阻。苏轼身为签判,并非一把手,他春节期间是完全可以返乡的,为什么偏偏要留守在衙门里?原因很简单:古代交通太落后,路上花费的时间太长,他根本来不及返乡。

1056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进京赶考,他们正月初从四川眉山出发,先走水路走成都,又走陆路到西安,然后出关中、过潼关,一路东进到开封,路上花了整整半年。

1057年,苏轼和苏辙考中进士,得知母亲程氏病逝,立刻从开封回眉山。这回他们走水路,先沿汴河到扬州,再沿长江逆流而上,路上又花了半年。

1059年,为母亲守孝期满以后,苏轼和苏辙再次进京。他们十月初四从眉山出发,除夕那天刚走到湖北,不得不在湖北过年,然后在1060年二月十五才赶到开封,这次路上总共花了四个月。

苏轼的老家是四川眉山,第一份工作是在陕西凤翔(今宝鸡一带),从眉山到开封比较远,从凤翔到开封相对近得多,然而按照古代的交通条件,平路骑马,水路乘舟,到了山路只能步行,这一路上仍然要花一个月左右。比如说1061年,苏轼从开封去陕西凤翔府上任,他出发时间是十一月十八,抵达时间是十二月十四,花了将近一个月。

说到这里,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苏轼过年为啥不回家?因为假期只有七天,那点儿时间远远不够,别说往返一次,就是从凤翔去开封跟老爹和老弟见个面,时间就已经超了。

所以在宋朝,无论是做官的、经商的,还是在外求学的学生,往往都是连续几年都不回家一趟。现在春节前后订不到车票,春运期间高速堵车,这种景象在宋朝是看不到的,在其他任何一个朝代也看不到。直到清朝末年和民国期间,火车和火轮船出现了,人们返乡的时间缩短了,鲁迅、冰心、老舍、丁玲等人过年,才有机会经历“春运”的拥堵。

陆游过年不吃饺子,吃馎饦

探讨完苏轼过年,我们再把历史的指针拨到南宋,陪南宋大诗人陆游吃一顿年夜饭。

春节期间,陆游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中夕祭余分馎饦,黎明即起换钟馗。”前半句是说除夕用馎饦祭祖,大年初一早上将画着钟馗的门神贴到大门上,这里的“馎饦”就是宋朝南方人和北方人普遍流行的年夜饭。

馎饦其实是很简单的面食,本来由北方游牧民族发明创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它最初的做法是这样的:用清水和面,不加酵粉,将面团揉光以后,搓成条状,再掐成半指长的小面段,然后将小面段放入掌心,用另一手的大拇指由近及远这么一搓,将厚厚的面段搓薄,搓成两头翘、中间凹的小笆斗或者两头尖、中间鼓的小圆筒,放在菜羹里煮熟。

进入宋朝,手擀面大行其道(擀面杖早在先秦就已被发明出来,但一直用于做饼,以擀切方式做面的习惯是直到北宋才出现的),手搓而成的原始面食馎饦眼见不是对手,灰头土脸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宋朝人出于语言上的强大惯性,继续将手擀面称为馎饦。

也就是说,宋朝的馎饦其实就是面条,用菜羹或肉羹煮熟的面条。这种面食做法简易,无需过水,无需打卤,无需浇头,无需菜码,一把面条放入沸腾的羹汤,一会儿就煮熟了,盛出来就可以吃。在南宋中叶,上述做法传入日本,所以日本人也把用羹汤煮熟的面条叫作馎饦。

当然,过年不能光吃馎饦,还得吃其他东西。宋朝春节的餐桌跟现在一样,也是堆簇杯盘,荤素俱全,其中比较有特色的食物,一为“五辛盘”,一为“百事吉”。

将韭菜、芸薹、芫荽洗净,撕开,不切断,在盘子里摆出好看的造型,然后再拌以腊八当天腌渍的大蒜和藠头,最后在这堆蔬菜的中间插一根线香,线香顶端粘一朵纸花即可。因为这盘菜共含五种蔬菜,而且这五种蔬菜气味辛辣,故此以“五辛”为名。

五辛盘在隋唐时期颇为流行,唐朝人除夕祭祖,供桌上必放五辛盘。祭祀之后,拔掉盘子中间的线香和纸花,转移到年夜饭的餐桌上,全家人一起分享,据说可以祛病,能保来年百病不生。

宋朝生产力相对进步,食物相对丰富,祭祖的春盘不止五辛,也有腊肉和其他蔬菜。宋朝人喜欢用萝卜和生菜来制作春盘:萝卜去皮切丝,生菜撕成长段,一同摆放到盘子里,绿白分明,煞是好看,再插上纸花和绸花,更有一股喜庆气氛。

除了五辛、萝卜和生菜,别的蔬菜也可以制作春盘。苏东坡有诗云:“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这是用青蒿做春盘。青蒿是一种野菜,叶片青绿细碎,味道清鲜微甜,有清肝明目之功效,俗名“茵陈”。

还有用猪肉和主食制作五辛盘的。例如《岁时广记》记载,宋朝宫廷厨师将腊肉蒸熟,切成细丝,在盘中摆出花形;或将油饼、馓子、麻花、馒头摆入大盘,垒出金字塔形状,中间插以金银丝扎成的花朵。

“百事吉”是宋朝人过年时在餐桌上摆放的一种利市,这种利市是这样的:将柿子、橘子和柏枝放到同一个盘子里,先将柏枝折断,再依次掰开柿子和橘子,是为“柏柿橘”,寓意“百事吉”。

但是古代的水果保鲜技术相对落后,在寒冷的北方,柿子和橘子未必总能买到,于是聪明的市井小贩又在过年时推出“百事吉结子”:在绸布上绣以柏枝、柿子、橘子,打成中国结,卖给老百姓。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全家人一起解开这个结子,再挂到房梁上,也能获得“百事吉”的好意头。

桃符不是春联,而是桃木橛子

北宋开封,正月初一,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一个中年男子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来不及洗漱,就提着灯笼走出家门,腋下夹着一个包裹。

他在门外找到一小块空地,从包裹里取出一把铁铲,开始刨坑,然后把包裹里带着的一条蛇、一把豆子和一颗鸡蛋都扔了进去,填上土,踩结实,嘴里嘟嘟囔囔念叨几句,转身回家。

这个中年男子回到家,又翻出一捆柳树枝和一根鸭蛋粗细的桃树枝。他把柳枝解开,先拿一根插到门环上,又拿几个插到窗棂上。然后他又拿起那根桃树枝,一劈两半,都削成上宽下窄的橛子,七八寸长,削得尖尖的,刮得光光的,提起毛笔,在一只橛子上写了“神荼”,另一只橛子上写了“郁垒”。他把这两只桃木橛分别插到大门两边的空地上,拎起锤子,全钉到泥土里,只留桃木橛的上半截在外面。

忙完这些的时候,天已经快要亮了,他赶紧把老婆喊起来,帮他熬糨糊,贴年画。两口子把门神贴到门上,把春联贴到门框上,最后又取出一块长方形的桃木薄板,在上面写了“顺天行化”四个字,钉在了大门的门楣上。

贴门神,贴春联,大家都懂,不必解释,即使到了现在的大年初一,很多朋友仍然会这么做。可是我们绝对不会疯到在门外挖坑,往坑里埋蛇,对不对?

其实这个宋朝人埋的不是蛇,是用面团捏的假蛇。他埋的鸡蛋倒是真鸡蛋,豆子也是真豆子,只不过都是煮熟的。他把这些东西埋起来的时候,口中念叨的是这么几句话:“蛇行则病行,黑豆生则病行,鸡子生则病行。”

要知道,那蛇可是假蛇,那豆子可是熟豆,那鸡蛋可是熟鸡蛋。假蛇会爬吗?不会。熟豆能长吗?不会。熟鸡蛋能孵出小鸡吗?不会。当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的时候才会生病,意思就是一年到头永远不会生病。

一左一右钉在大门口的那对桃木橛,就是传说中的“桃符”。王安石诗云:“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写的其实就是这种桃木橛,上面通常各写“神荼”和“郁垒”,那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擅长捉鬼的一对半神兄弟。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你怎么知道桃符不是贴在门上的春联,而是钉在地上的桃木橛子呢?”有两个凭据:

第一,北宋书籍《岁时杂记》有载:

今人以桃符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左书神荼,右书郁垒,岁旦插于门左右而钉之。

宋朝人制作桃符,宽一寸,长七八寸,纵剖两半,左写神荼,右写郁垒,正月初一那天,分别钉在大门左右。

第二,苏东坡写过一篇寓言,名《桃符艾人语》,全文甚短,抄录如下:

桃符仰视艾人而骂曰:“尔何草芥,而辄居吾上?”艾人俯谓桃符曰:“尔已半截入土,安敢更与吾较高下乎?”桃符怒,往复纷然不已。门神旁笑而解之,曰:“尔辈方且傍人门户,更争闲气耶!”

“艾人”是用艾草捆扎的假人,五月端午那天插到门上,用来祛病辟邪。艾人在上面,桃符在下面,它们吵了起来。桃符抬头看着艾人骂道:“你这个草扎的贱货,凭什么在我头上?”艾人低头看看桃符,说:“你这个半截入土的老不死,怎么敢跟我争高下?”门神见它们吵得厉害,在旁边劝解道:“你们不都是傍人门户吗?地位都差不多,何必争这种闲气!”

你看,桃符在下,且“半截入土”,宋朝桃符的形制跃然纸上,怎么可能会是贴在门上的春联呢?

宋朝压岁钱,按年龄发放的“随年钱”

压岁钱在宋朝不叫压岁钱,它叫“随年钱”。“随年”有两种含义:第一,在过年的时候发放;第二,根据对方的年龄发放。

《旧五代史·刘铢传》载:刘铢每亲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数百步外方止,肤体无完者。每杖人,遣双杖对下,谓之“合欢杖”;或杖人如其岁数,谓之“随年杖”。

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晋宰相刘铢专横跋扈,常用大棍打人,有时候双棍齐下,称为“合欢杖”;有时候根据受刑者的年龄来决定打多少,叫作“随年杖”。在这个典故中,“随年”即是根据年龄的意思。

台湾人给小孩发压岁钱,忌讳发奇数。比如说8元、10元、100元,都行,不宜发给7元、9元、99元。大陆无此忌讳,在笔者的老家豫东平原,近年来流行发给孩子99元和999元的红包,因为9这个数字代表“长久”。

宋朝人给小孩发压岁钱更不忌讳奇数,因为他们是按小孩的年龄来发的。小明今年虚岁10岁,发给他一个10元的红包;小芳今年虚岁11岁,发给她一个11元的红包。年龄不全是偶数,压岁钱自然也不全是偶数。

北宋高僧释道原编写的禅宗灯史《景德传灯录》载有一则典故:昔有施主妇人入院,行众僧随年钱。僧曰:“圣僧前著一分。”妇人曰:“圣僧年多少?”僧无对。

过年的时候有一位女居士进庙拜香,为众僧发放压岁钱。一个和尚大言不惭地说:“女施主,我是圣僧,你要多发给我一份!”女居士问他:“您这位圣僧今年多大了?”和尚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

和尚为什么要张口结舌呢?因为当时压岁钱是按年龄来发的,即便是圣僧也不能例外,他想让人家多给他一份压岁钱,人家自然要问他的年龄是不是要比别人大一倍,而他不敢在年龄上撒谎,所以只好默默无言了。

这则典故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年龄决定了压岁钱的多少,这也是宋朝人之所以将压岁钱称为“随年钱”的关键原因。

不过宋朝还有一种压岁钱是跟年龄无关的,那就是宋朝后妃为皇子挂在床头上以镇压邪祟的那一串压岁钱。据《武林旧事》描述,这串压岁钱乃“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将一百二十枚金币串在一起,串成沉甸甸的一大串,祝福皇子福寿绵长,整整活到一百二十岁。如今闽南也有此风俗,俗称“吃百二”,不过现在“吃百二”已经不是皇子独享的福利了,每个小朋友都享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