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关政本”到“阁臣兼衔殿阁”：明朝殿阁大学士的逆袭之路

导言明初中书省既全面处理国家政务，又是皇帝和诸司衙门之间的一个协调机关。明太祖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特定条件之下，既过分估计了当时这种矛盾的严重性，又从极端的角度吸取历代君权与相权斗争的教训，断然废除中书省，并严令禁止复设丞相，不但违背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自身运行的规律，而且使皇帝在国家权力结构的格局上降至政务官的地位，陷于纷繁琐细的日常事务之中。

据给事中张文辅统计，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里，内外诸司的奏章共1660份，奏事3391件，明太祖不得不哀叹：“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一周遍，苟致事有失宜，岂惟一姓之害，岂惟一身之忧，将为四海之忧。”再勤政的明太祖也因负荷过重陷入力不从心的窘境。因此，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弥补因为中书省的废除而导致的权力结构上的空缺和权力运作中的不便。

“短命”的四辅官与“形同虚设”的殿阁大学士废中书省的当年，即洪武十三年的九月，明太祖告祭太庙，仿周制设立四辅官，以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皆从一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后而在六部尚书之前，每月分上中下三旬轮流理事。春官、夏官同时兼领秋官、冬官。

明太祖高皇帝

对于四辅官的设置，明太祖朱元璋以尧舜得人昌、商纣弃贤亡解释了自己需要辅臣的理由，并对王本等人说：“卿等昨为庶民，今辅朕以掌民命，出类拔萃，显扬先亲，天人交庆。”既强调了四辅官完全由自己一手提拔，而且担负着辅助自己选拔人才的重任。不久即命吏部，凡郡县推举的文学、贤良、方正、聪明、正直、孝弟、力田及才干等人才，均在端门庑下，让四辅官观其才识；又命刑部录囚，送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复核，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由四辅官掌控疑难案件的批驳权。

以此看来，四辅官身兼吏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的三权，其实并非如此。由于消极吸取过去中书省官员结党弄权的教训，首批被任命的六位四辅官，都是刚刚从外地征辟而来的乡间老儒，唯一优点就是人老实。洪武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到京，十九日就任命为四辅官，确实是火线提拔，但一无从政经历，又缺乏政治抱负，加上年事较高，精力不足，不可能对时局有所补益。就在十四年正月，离受命为四辅官不到半年，龚敩、杜佑、赵民望、吴源四人就相继致仕。六位四辅官只剩两位。这年三月，命曾任御史中丞的安然为四辅官，这可以说是四辅官中较有行政经验的，但任职才四个月即病故。其后又有李干、何显周任四辅官，但随即和杜敩皆罢去。剩下的一位王本，是在最初任命的四辅官中排首位的，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最后却“犯极刑”、“坐罪诛”。至于犯了何罪，史无明载，很可能是因为不懂朝中规矩、不知君主性格，或无意间泄露宫中隐私而触怒明太祖所致。王本一死，四辅官一职也随之而罢，存在的时间为一年左右。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明太祖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与四辅官不同的是，殿阁大学士品秩不高，皆正五品，均由翰林院官员出任，华盖殿大学士邵质、东阁大学士吴沈是翰林典籍，文渊阁大学士宋讷是翰林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吴伯宗是翰林院检讨。而且，大学士不像四辅官那样务实，参与具体政事，而只是务虚，“备顾问而已”。主要负责给皇帝上上思政课，讲讲几千年的文化，灌输心灵鸡汤以及讲经诵史。至洪武十八年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辞职，大学士之位已空无一人，虽然官名尚存，实形同虚设。

“平驳诸司文章事”的翰林、春坊官就在四辅官或罢或杀之时，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十月“命法司论囚，拟律奏闻，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复论决”。十二月，“命翰林院编修、检讨、典籍，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赞读考驳诸司奏启以闻。如平允，则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这是将司法复审权和政务的初审权赋予翰林、春坊官。故明人沈德符认为，是“生杀大权，主于词臣矣”，“唐宋平章参政之任又兼之矣”。有人以为洪武时的殿阁大学士平驳诸司奏启，实属误解。《明史·职官志》于此早有评论：“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这些翰林、春坊官权力不小，但品级低下；与各部门没有业务往来，而且人员流动性很大，属于“临时工”。因此，没有结党弄权、威胁皇权的可能。

朱元璋真正寄予厚望的本是四辅官，希望在废除中书省后解决自己政务繁杂的窘境，但因有中书省的前车之鉴，又不能不予限制。不然，四辅官品级高、权力大，任职者如果年富力强、精明过人，等于中书省的变种。明太祖这一矛盾心理，从他对四辅官非同一般的隆重礼遇和对人员过于谨慎的选用可以看出，这就已经决定了四辅官不可能有实质上的作用。

至于殿阁大学士，完全是用以体现所谓“三公论道”的“古制”精神而已，于政事无任何实际价值。翰林、春坊平驳奏启，则显然是明太祖为解决中书省废除后的实际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事实上却为后来明成祖调整中枢体制提供了“祖制”依据，为内阁的产生开了先河。日后内阁取得了四辅官的地位，殿阁大学士的衔号以及翰林春坊平章政事的职责，这却是明太祖始料所不及的。

皇帝的顾问和机要秘书从正统观念看，朱棣以藩王取皇位，无异于篡夺。为了应付复杂而动荡的政局，在使用高压手段镇压反侧的同时，迅速组成一个可靠而得力的参赞机务班子显得尤为迫切。这实际上是明太祖废中书省后一直遗留下来的老问题。

明太宗文皇帝

当时，跟着朱棣“靖难”的功臣们多出身行伍，不谙文事；以方孝孺为代表的一些有声望的建文朝大臣又拒不合作，新政权在人才方面极其匮乏。恰恰在这时，年轻的翰林官解缙、胡广等在朱棣进南京时“率先”迎附，表明其政治态度；杨荣更直叩马首，提醒燕王当先谒太祖之陵、后即皇帝之位，以正名分、收人心，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政治眼光。基于这些情况，也为了表示用人不分彼此，朱棣即位不到两个月，就先后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等七人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作为一种建制，开始出现。黄佐《翰林记》对这一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太宗即位，首诏吏部及本部举文学行谊才识之士授职。始闻待诏解缙名，稍亲近之。召对,喜其豪杰敢言，益见信用。建文四年(1402)七月，侍书黄淮改中书舍人，入见。上与语，大奇之。凡侍朝，命与缙立于御榻之左，以备顾问。上以万几丛胜，日御奉天门左室，每夕召语至夜分。上或就寝，赐坐榻前,议论机密，同列不得与闻。是时，吴府审理副杨士奇在翰林充史官，亦有誉望,亲擢为编修。已而改给事中金幼孜、桐城县知县胡俨为检付。寻升缙为侍读，修撰胡靖(即胡广)为侍讲，编修杨子荣为修撰,而改子荣为荣。继又升淮为编修。九月，遂开内阁于东角门内，召七人者谕以委任腹心之意，俾入处其中，专典密务,虽学士王景辈不得与焉。”

根据这段记载，内阁的组成是从人员的选拔开始的。最早得到重用的是解缙和黄淮，然后是二杨、二胡及金幼孜。而七人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则在成祖即位后的不到三个月，可见当时的紧迫性。永乐五年(1407)，成祖命吏部：“(胡)广等侍朕日久，继今考满，勿改外任。”当时解缙已经得罪，胡俨出任国子监祭酒，仍在内阁的是胡广及黄淮、杨荣、杨士奇和金幼孜五人。“勿改外任”的意义，既表明内阁为一整体，又保证其成员的相对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内阁开始由临时性建制向永久性机构过渡。

左春坊大学士解缙

永乐时，解缙等人的职位都是翰林院的编修、检讨、讲读等，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没有下属单位，六部等机构奏事不能事先与这七个人通气。而且，整个永乐时期，解缙等人的品级没有超过五品。“内阁”的名称也并不真正具备，成祖每有言及，或称“翰林”，或直呼“解缙等”、“胡广等”。所以，《大明风华》里王学圻饰演的朱棣口称杨士奇以太子属官入内阁，是错误的。从其性质来说，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等人属于皇帝的顾问和机要秘书。

但是，内阁的实际作用却远远超出它的公开地位。永乐初，“凡制诏命令诫敕之文日夥，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密者咸属焉”；“时几务孔殷，常旦及午，百官奏事退，内阁之臣造前进呈文字，商机密，承顾问，率漏下十数刻始退”。内阁的这些作用对于成祖稳定时局、巩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永乐七年以后，成祖长期离开南京，经营北京，同时亲自指挥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杨荣、胡广、金幼孜扈从北上，参与帷幄。 成祖“军务悉委(杨)荣，昼夜见无时”；“凡宣诏出令，及旗志符验，必得(杨)荣奏乃发”。杨士奇、黄淮辅佐皇太子朱高炽监国，深得太子的信任和倚重。成祖在说到内阁作用时认为：“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俾益不在尚书下也。”“天下事咸朕与若等同计，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阁权日重”的仁宣时代永乐时内阁公开地位与实际作用的差异，反映了政治统治的迫切需要和中枢权力结构严重缺陷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促使洪熙、宣德以后内阁地位的迅速提高和内阁制度的逐步形成。

洪熙时，以二杨（杨士奇、杨荣）为核心的阁臣不仅以顾问的身份与仁宗“同计天下事”，而且在仁宗的授意和指令下开始直接干预六部和都察院事务。宣德时，朱瞻基无论大小事务都要征询大学士杨士奇的意见后才做决定，而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等永乐老臣虽然也会时时召见，参与六部事务的讨论，但亲疏显而易见。从此，阁权日重，阁臣与六部长官但凡有争论，也是以六部落败为常态。这不仅是因为二杨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治理才干，更主要的是与皇帝关系近密，往往是秉承“上意”来左右朝议。关于安南和战问题的一场争议，尤其能说明这一点。

杨士奇（中）、杨荣（右）

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宣宗召杨士奇和杨荣，告以欲弃安南之意，并戒之曰：“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五个月后，宣宗召二杨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共议安南事。当宣宗表示准备放弃安南时，蹇、夏立即反对：“太宗皇帝平定此方，用费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宣宗随即征求二杨的意见。二杨早已心领神会，并准备好了历史依据：“陛下此心，固天与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当时不有其地，而尧舜禹汤文武不失为圣君。太宗初欲立陈氏，所以为圣。汉唐以来，交趾虽尝为郡县，然叛服不常，丧师费财，不可殚记，果尝得其一钱一兵之用乎？陛下天下之父母，何与豺豕辈较得失耶?”可见，宣宗是通过二杨来说自己不便说的话，二杨则是秉承宣宗的意旨来左右朝议，蹇、夏毫无思想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宣德五年（1430），夏原吉病死，蹇义虽然在公开地位上高于三杨，但优柔寡断，遇事不决，完全不是对手，阁权开始凌驾于部权之上。正统初，英宗九岁即位，三杨以四朝元老持政柄，举凡任官、选举、漕运、清军、边务诸大政，皆杨士奇等主议，内阁地位空前提高，内阁制度也初步形成，内阁名称公开化、殿阁大学士成为阁臣的专称、文渊阁成为内阁的官署，内阁权力的基本行使方式——票拟也开始出现。

从“无关政本”到“阁臣兼衔殿阁”的逆袭之路永乐以后的内阁大学士是洪武时殿阁大学士的继续，只是职责有所变化而已。其实，洪武时的殿阁大学士既无“批阅奏章”之任，也不负责“草拟诏谕”，与永乐以后的阁臣或殿阁大学士迥不相同。洪武时期，殿阁大学士的职责是“备顾问”，所顾问者仅道德教化之类。自洪武十八年朱善告归后，殿阁大学士遂为虚设。《明史·宰辅年表序》也说：“洪武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关于殿阁大学士与阁臣的区别，王世贞说得十分明白：

“洪武中，华盖等殿大学士刘仲质、邵质、余思诚、鲍恂、余铨、张长年、吴伯宗、朱善、宋讷、吴沈，其时原无内阁也。若洪熙时文华殿大学士权谨及陈山教内竖，后皆非内阁臣矣。”

宋濂

废除中书省后，从文翰机关选调，并协助皇帝批阅奏章的，是一些属临时性差遣的翰林春坊官，而代皇帝草拟诏谕的，则是翰林官。黄佐《翰林记》说：“国朝(内外)两制，悉归本院，非鸿儒历显秩者不可掌。”洪武一代掌诰敕者，主要是陶安、宋濂、刘三吾等。明太祖于内外大政，也多听取他们的意见，或者共同商量而定，如陶安之于律令、宋濂之于资阶、刘三吾之于礼制等皆是。这些事务，殿阁大学士都没有资格参与。

成祖即位后，解缙以侍读，胡广以侍讲，杨荣以修撰，杨士奇、黄淮以编修，金幼孜、胡俨以检讨，入内阁参预机务，兼掌两制。而除解缙、胡广、杨荣外，杨士奇原为吴府审理副、金幼孜为给事中、黄淮为中书舍人、胡俨为桐城知县，俱转为翰林官，也正是因为从制度上来说，只有转官翰林，才能直文渊阁，才方便参与诰敕之类的文字工作。因此，内阁诸臣从系统来说，均属翰林院；从体制来说，则属临时性差遣而非正式职务；从职责来说，是参预机务、草拟诏令。因而从其渊源来说，并非洪武时殿阁大学士的继续，而是翰林院兼掌两制和翰林春坊官平驳诸司奏启的发展。如果考虑到以后内阁以票拟为主要职责，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永乐十四年，胡广由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晋文渊阁大学士，这是内阁诸臣为殿阁大学士之始，也是殿阁大学士与翰林院结合的开始。《明会典》说殿阁大学士“班在学士上”，应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因为在洪武时，殿阁大学士与翰林院之间既无职责上的关系，也无名义上的联系。从胡广为文渊阁大学士始，至洪熙，杨士奇以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以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黄淮以少保户部尚书、金幼孜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俱兼武英殿大学士，殿阁大学士这时仍不是阁臣的专称。

杨溥（中）

洪熙元年三月，仁宗朱高炽曾授权谨文华殿大学士，《明史》亦将其列入《宰辅年表》，实则并未入内阁议事。仁宗即明谕权谨：“朕之除卿，嘉其孝，以风天下之为人子者，他非卿责也。”只是为了嘉奖权谨的孝道，给天下做儿子的立个榜样而已。宣德初，张瑛、陈山以东宫旧臣分别授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溥为张瑛作墓志铭，也说是“入内阁制诰”。但宣德四年，宣宗两至文渊阁，与杨士奇等议事，并悉召诸翰林，张瑛、陈山二人却没有参与期间。当年十月，宣宗与杨士奇论及陈山，谓“内阁政本之地，岂可令斯人溷也。”罢除了陈山参预机务的权力，让他去给小宦官们上课，但大学士头衔仍然保留。可见，洪熙、宣德时的殿阁大学士尚有两种情况，一是褒节义、待故旧，而无关政本，与洪武时相类似；一是阁臣兼衔殿阁大学士，使其既区别于翰林，又得长期名正言顺供职内廷，与洪武时迥异。

正统以后，入内阁者不一定授大学士之衔，但大学士则非入内阁者不授，内阁的职责和殿阁大学士的衔号至此方完全合二而一，但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大学士了。在体制上，大学士虽为五品，但加官不至三孤、尚书者，即使入内阁也不授殿衔。至于华盖、谨身二殿大学士，则成为首辅、次辅的专称。

结语：阁臣兼衔殿阁，是明代内阁地位公开化的重要标志，它反映在明太祖所定的“祖制”和现实统治需要发生矛盾时，明代中枢权力结构在二者的交错制约下进行的自我调节。正德时历任兵、吏二部尚书的王瓊对此颇具见地，他认为，阁臣之兼衔殿阁，既遵循了太祖的“定制”，又使“祖宗官制额定之员得以增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