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都是怎样一群人?
之前去见了个老同事,
闲聊中,
他说起前些天带着刚上中学的儿子,
去了趟黄花岗公园,
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父子俩对着墓碑,一个个读出上面的名字。
他说,他和儿子一样,
只有在那一刻,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
以往,他只知道一个烈士的名字:
写下《与妻书》的林觉民。
其他烈士的名字,湮灭在72这个数字里面。
都说在大历史的洪流中,
人民群众总是悲情地化作战争与灾难伤亡统计里,
一个个冰冷的数据。
谁曾料到,即便是英雄烈士,
经过时间的淘洗,也只能以群体形象让人记住。
72,何尝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
这个数据的背后,是一些怎样的人?
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人生与选择?
1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五点半。
喧嚣的广州城冒出了一队年轻的人马,
每个人臂缠白布,脚踩黑面树胶鞋,
腰缠炸药,手持枪刀,直奔两广总督署。
接下来的战斗中,这120余名英勇的起义者,
有的当场战死,有的被捕就义,
大多化作了黄花岗墓园内的一抔黄土。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纪功坊
喻培伦,四川内江人,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
曾自称“世界恶少年”,表示对封建制度的挑战。
他的特长是制造炸弹,留学期间,
因研究炸弹不慎引发爆炸,引来了日本警察,
并“牺牲”了右手三个手指。
喻培伦曾与汪精卫等人进京,谋刺摄政王载沣,
计划暴露后,他侥幸逃脱,
化名王光明、尤国楠,分别寓意“望光明”、“忧国难”,
在香港继续研发炸弹,被革命党人称为“炸弹大王”。
黄花岗起义之前,起义的计划已经泄露,
清军在广州城内作了严密的戒备。
要不要延期?革命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喻培伦十分气愤,向起义领导者黄兴慷慨陈词:
这次起义,倾国内外同胞的人力财力。
如中途延期,万一不能再举,岂不断送了革命?
革命总是要冒险的,何况还有成功的希望……
黄兴也非常痛苦,以往多次起义失败,
已经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的信用日益不佳,
这次起义前后已用掉募款十多万元,
如果无疾而终,如何面对资助革命的海外华侨?
黄兴决定拼个人一死,来挽救革命信誉,
他本可以坐镇香港指挥起义,但自己冲到了第一线:
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
起义前夕,革命党人阻止喻培伦参加战斗,
革命还需要他继续制造炸弹,为革命储备有用之才。
喻培伦自己站出来反对说,
党人都是有用之才,如人人都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
当革命需要流血时,我应为前驱!
起义时,他胸前挂着满筐炸弹,勇往直前,
退出总督署后,辗转巷战,他始终战斗在最前列。
终因弹尽力竭,浑身受伤被俘。
面对审讯,他担心连累家人,至死都说自己叫“王光明”。
三天后,“王光明”遇害,年仅26岁。
▲喻培伦
2在此次起义中,喻培伦的真实身份是:
一名“选锋”,即敢死队队员。
黄兴、赵声作为黄花岗起义的直接领导,
吸取了此前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
依靠起义中临时运动起来的军队、会党,
他们纪律性不强,常常不听从指挥。
所以革命必须精选一支由起义领导机构直接掌握的队伍,
作为起义发难的先锋,这就是“选锋”。
最初计划的选锋是50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
参加选锋的很多年轻人,都是海外华侨。
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有姓名可考者计86人,
其中至少30人有华侨身份。
年龄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52岁,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
基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据说,当时想回国革命的年轻人太多,
只能以抽签的形式决定谁能回国参加起义。
越南侨胞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敢死队,
因搭乘船只中途遇到大雾,没能赶上黄花岗起义。
选锋李炳辉,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侨,起义前夕回国。
他母亲得知儿子回国了,想让他回家见一面。
他也很想念母亲,但含泪给母亲写信,
说有重要任务在身,现在还不能回去看您。
在信里,他附了自己写的一首诗:
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
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乌私。
他牺牲的时候,年仅20岁,
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未见上。
华侨郭继牧和余东雄是黄花岗起义遇难者中,
年纪最小的两位,一个19岁,一个18岁。
郭继牧是“侨二代”,生在南洋长在南洋,
他曾回到祖国,立志为祖国战斗。
父亲欲为他订婚,他对父亲说:
男儿志行未遂,何以家为?
父亲一再坚持,他只能勉强成婚,
婚后不久,他对妻子说:
我要到广州参加革命,这一去,成败不一定,
假如不幸失败,切不可过于挂念我,还要请你替我孝养老父!
随即和余东雄一起回到中国,双双战死。
余东雄15岁加入同盟会,牺牲时年仅18岁。
当初因他年龄小,同盟会未准他回国参加起义,
他再三恳求,才被批准。
▲余东雄
罗仲霍,原是广东惠东人,只身到南洋谋生,
与妻儿阔别十年。
起义前,妻子杨氏知道丈夫人到了香港,
于是带着儿子远途跋涉去看他。
罗仲霍没有时间陪他们,
仅用一点钱就把十年未见的妻儿打发走了,
连一个晚上都未共同度过。
妻儿走后,他心里很难受,但说不出来。
数日后,他默默来到广州参加起义,
在战斗中左脚受伤被俘。
临刑前,罗仲霍还对清朝官兵演说革命宗旨,
官兵们惊叹不已。
回国前,他已写过一首诗,表达了必死的信念:
公等健儿好身手,愧余一介弱书生。
愿将热血造世界,亚陆风云倩汝平。
在他殉难后,他的妻儿仅靠同盟会每月12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
▲罗仲霍
3黄花岗起义殉难烈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十九世纪的“80后”,
看看这份名单——
罗仲霍生于1881年,秦炳生于1882年,
徐松根生于1883年,方声洞生于1886年,
喻培伦生于1886年,林文生于1887年,
林觉民生于1887年,饶国梁生于1888年……
他们中的很多人,家境都算不错,
还有好几个人出身富商家庭,是典型的“富二代”。
这些年轻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也还不错,
有教师,有记者,有医生,有做工商的……
可以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有条件在国内或国外,
谋得一条不赖的生路,已经比底层民众好太多。
但是,偏偏是这一批未被逼入绝境的知识青年,
成了清末最早、最坚定的革命者。
他们用力地生活,只是想努力地改变这个社会,
为它做一点点事情,让它变得好一点点,
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所不惜。
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都有胸怀国家天下的热情,
每个人都有如此坚定的信念。
在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里,目睹国家民族的灾难,
深感不安和愧疚,于是每每提醒和鞭策自己:
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前走;
我实在没有理由仅为自己而向前走。
严确廷,生于1887年,广东惠州人。
他曾在广州当医生,加入同盟会后,
回老家水东街开西药房,作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站。
黄花岗起义前,他负责搜购贮运枪支弹药,事泄被捕。
入狱后,一个革命党人买通监狱看守,入狱探望。
两人见面时,严确廷低声对他说:
我已自认是革命党人,只用杀我一人的头。
你们可以继续为起义运送枪支,我决不供出一人。
如不相信,可去我药房,取那蓝瓶装的毒药送来,
我定含笑吞下,绝不皱眉,以明吾志。
严确廷后被押解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后第二天,
被斩首于总督署前,并暴尸三日。
三天后,尚未暴露身份的革命党人潘达微以慈善为名,
收敛了攻打总督署牺牲的同志,以及严确廷等人的尸身72具,
同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
革命青年方声洞,出生于福州一个富商之家,
家中兄弟姐妹有6人加入同盟会。
虽然家境优渥,但他生活节俭到没有人看得出他是“富二代”。
当初在日本讨论回国参加起义的名单上,并没有他,
但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日回国。
此时,他的儿子才两周岁。
黄花岗起义前一天,他在广州写下致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
在给父亲的绝笔书中,他写道:
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
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
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
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
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
然奋斗而死,亦大乐也。
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
儿刻已念有六岁(指26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
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
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
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写完绝命书次日,他在起义中身中数弹而死。
事后,黄兴向党内报告起义经过时,
说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方声洞
4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青年,太多了,
那是一个不缺热血青年的时代。
就算是这场起义的两名领导者:
黄兴37岁,赵声30岁,
也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革命是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混合物,
有人参加革命是出于报国理想,
有人参加革命是为了蹭成功臣。
因为有利可图,阿Q也会革命,
但因为风险奇高,先驱也会叛变革命。
黄花岗起义是一次必死的起义,
因为起义计划已被泄露,因为准备并不充分,
所有的参加者,从主帅黄兴到各个选锋,
都深知这一点。
他们没有选择退却,在原本可以退却的时候;
他们没有逃避牺牲,在原本可以不牺牲的时候。
黄兴身先士卒,在起义中被击断两根手指,
忍住剧痛,一路奋勇冲杀,
最后捡回一条命,却常常为牺牲的年轻精英痛悔不已。
坐镇香港的赵声,听到起义失败的消息,
抑郁悲愤,病重而死。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纯粹的理想主义革命。
▲黄兴
参加起义的选锋,知道自己并不能见到民国的曙光,
但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唤醒这个古老的国家。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起义前夜,写下了绝命书,
都很理性地意识到,之所以参加这次必死的起义,
不是为了微乎其微的胜利,而是为了唤起所有人的斗志,
仅此而已。
如果这是一群利己的年轻人,
他们早就盘算出这场起义是赔本的买卖。
如果这是一群精致的革命者,
他们就不会冒死溜进血雨腥风的广州城。
1911年4月24日,深夜,人在香港的林觉民,
在其他同伴睡下之后,开始写他的遗书。
他一共写了三封绝命书:
《致父老书》《禀父书》以及《与妻书》。
在写《与妻书》时,他忍着极大的悲痛,边写边哭。
他和妻子陈意映的感情很深,
过去一直没把革命的事告诉她,
如今要为革命捐躯、与至亲至爱之人永诀,
而妻子还怀有身孕,这巨大的打击她能承受吗?
▲剧照:林觉民被俘
最终,理智战胜情感,林觉民试图说服妻子,
接受这个他选定的、残酷的结局。
他在信中写下了这些流传百年的句子: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
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
……
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
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
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他流着泪,一次次在信中安慰妻子:
你不要悲伤!你不要悲伤!
写完了,天已破晓。
他把绝命书托付友人,在自己牺牲后代为转交。
随后,他乘船前往日趋戒严的广州,义无反顾。
4月27日,林觉民出现在起义的队伍中。
当他们扑入两广总督署时,等待他们的却是,
一座早有准备、撤退一空的衙门。
选锋们赶紧撤出督署,在随后与清军展开的巷战中,
林觉民腰部中弹倒地被俘。
被囚禁的数日里,他以绝食相抗,最终被杀。
一条25岁的生命,
化作黄花岗墓碑上一个凄冷的名字。
在他的身边,躺着同样年轻的71条生命。
他们是这个民族不能忘却的名字,
但时至今日,他们已被忘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