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对克鲁格曼反思的观察与评论

陈平对克鲁格曼反思的观察与评论

　　

　　此次美国起源的全球经济危机，不仅严重打击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美国经济体制与政策的信誉，也严重打击美国主流经济学以新古典学派为首的宏观经济学和以有效市场理论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从西方经济学内部引发反思和批判的浪潮，呼吁对经济学进行彻底的变革。

　　严格解，西方经济学的反思运动在经济危机前就在西方的大学校园开始。2000年6月，法国一群经济学大学生发起一场签名运动，反对与现实脱离的 “自闭经济学”(autistic economics)， 引发法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席卷为国际学生运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主任，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 当时曾站出来为经济学辩护，剑桥与哈佛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Amartya Sen 加入对话试图妥协，德克萨斯大学教授 James Galbraith则亲到巴黎表示支持学生。法国学生至今坚持在网上办《替代经济学》杂志 （http://www.alternatives-economiques.fr/），但因为主要用法语写文章，对美国校园冲击不大。

　　这次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首先来自古典经济学的发源地英国，也是和美国同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昔日金融帝国。2008年11月，英国女王首次访问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时，一向谨慎言论的女王，问了接待的经济学家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何你们没人察觉信用危机的到来？英国皇家学院为此在今年6月17日，专门召集了一个33人的专家论坛，包括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科学院院士）的著名经济学家，政府金融机构和媒体要员，进行研讨，于今年7月22日正式给英国女王写信回复，并将检讨公之于众。其中承认经济学界至今只注意个体风险，不了解系统风险; 而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市场魔力的集体幻觉(delusion, collective imagination) 使经济学界不能预见到经济危机的来临，并保证努力总结经验，预防下次危机的重演。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也列出许多客观因素，为主流经济学辩护，激起不同意见的十名英国与澳大利亚经济学家，以制度经济学杂志主编 Greffrey Hodgeson 为首，于今年8月15日连名发信给英国女王，批评主流经济学滥用与现实无关的数学模型，误导经济学学生，要求改革经济学的教育体系（见附件10EcostQueen809.pdf ）。

　　真正冲击全世界的是英美的主流媒体，也加入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与反思。先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 Simon Johnson 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重头文章“安静的政变”，指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寡头俘获，要走出金融危机必须拆分金融巨头机构。并指责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也被金融利益集团的俘获（见附件 SJQuietCoup509.pdf）。今年7月1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郁闷科学”为题，以显著地位报道去年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演，克鲁格曼宣称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处于黑暗时代，“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有害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紧接着，7月18日的经济学家杂志，以“经济学错在哪里？”作为封面故事，集中报道了两组经济学家分别的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的检讨，并在8月6日，邀请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家，以七十年代发动反凯恩斯运动的新古典学派领导人卢卡斯做了题为“为郁闷科学辩护”的反驳（见附件 LucasDefense809.pdf ）。

　　陈平立即在于8月7日《经济学家》网站上做了严肃的评论（http://www.economist.com/businessfinance/displaystory.cfm?story_id=14165405&mode=comment&sort=recommend），至今在网上被读者推荐的评论中排名第一 （见附件 PingChenCommentLucas80709.pdf）。

　　对经济学反思的高峰在今年9月2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克鲁格曼的长篇文章，“经济学家为何如此错误？”，系统批评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并点名批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其中最尖锐的论断是：

　　"Few economists saw our current crisis coming, but this predictive failure was the least of the field’s problems. More important was the profession’s blindness to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catastrophic failures in a market economy ...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went astray because economists, as a group, mistook beauty, clad in impressive-looking mathematics, for truth ... economists fell back in love with the old, idealized vision of an economy in which rational individuals interact in perfect markets, this time gussied up with fancy equations ... Unfortunately, this romanticized and sanitized vision of the economy led most economists to ignore all the things that can go wrong. They turned a blind eye to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 rationality that often lead to bubbles and busts; to the problems of institutions that run amok; to the imperfections of markets – especially financial markets – that can cause the economy’s operating system to undergo sudden, unpredictable crashes; and to the dangers created when regulators don’t believe in regulation. ... When it comes to the all-too-human problem of recessions and depressions, economists need to abandon the neat but wrong solution of assuming that everyone is rational and markets work perfectl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nd , 2009.)

　　Hodgeson 教授等立即发起一个签名运动，支持克鲁格曼。虽然克鲁格曼在政策分析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十分尖锐，但在方法论上只批评空想的数学模型 (fancy math model) 脱离现实, 被芝加哥大学的 Cochrane 教授抓住把柄，反问以后的经济学是否还要用定量分析数据的办法来加以研究

　　（http://faculty.chicagobooth.edu/john.cochrane/research/Papers/krugman_response.doc）。

　　陈平于9月11日在纽约时报的克鲁格曼博客上发表评论，指出制造均衡幻想的数学模型，不仅是脱离现实的，而且本身就是错误的模型

　　（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09/09/11/mathematics-and-economics/?apage=2#comments）。

　　陈平也同时写信给 Hodgeson 教授，指出误导经济学家的不仅是数学模型，口头表达的理想实验，例如弗里德曼的汇率市场上的套利妖精可以自动驱除噪声交易者和直升机 模型，科斯的两方交易，无需第三方中介，可以解决利益冲突，从而为解除市场规范辩护的交易成本理论，都应当对这次金融危机的解除思想武装承担责任。Hodgeson 教授立即复信表示同意。

　　目前，中国各大高校的经济学教育，把引进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作为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从方法论上当然比传统的经济学用直观代替定量分析有所进步，但是思想上忽视经济学与科学的基本差别：即经济学没有像物理学那样的被实验证明的统一框架。主要的经济学流派有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体系。这次经济危机的对策辩论，重新回到大萧条时代，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派，与奥地利学派的争论，而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又深受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影响，中国的结构调整早已超出西方经济学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范围。但是国内重启的“国进民退”的争论， 似乎还落在西方政治家的后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今年1月21日的就职演说中指出，“今天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还是太小，而是是否有效？”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在今年4月3日的二十国首脑峰会上公开宣布：“老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就此告终。”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政府的复苏政策领先世界的时候，是否也应当鼓励经济学的学生为发展经济学的新思维，走出新古典经济学的阴影而努力呢？

　　我把对克鲁格曼的评论放在文末，给有志于经济学创新的朋友和同学参考。欢迎大家关注这一仅仅开始的辩论。我们将用科学的研究，来推进对中国实际与经济学本身的认识。

　　卡萝塔·佩蕾丝已经推出了几部极富原创性的著作，这些著作有助于理解长期的技术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同更大范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的互动方式。本书可能是她最有原创性、也最能引起争议的一部作品。早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深层变迁就引发了佩蕾丝浓厚的兴趣，那时她还是一位研究石油行业的年轻学者，而石油行业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她的祖国委内瑞拉的关键部门。为了尝试解释1973年所谓欧佩克危机的原因和后果，她变得确信全球经济已经开始了一种长期转变，从基于廉价石油的大规模生产经济走向基于廉价微电子产品的“信息经济”。微处理器的到来——芯片上的计算机——像一次大爆炸一样宣告了这种可能，佩蕾丝也得以在这一时期完成她在加利福尼亚的博士研究项目，而加州正是信息革命的前沿阵地。

　　在这项研究以及后来同政府和工业部门合作的一些后续工作的基础上，她在1983年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此文的标题——“结构性变迁与新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体系中的吸收”——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它的内容。有三项理由说明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首先，此文指出重大的技术变迁不仅意味着一批新产业非同寻常地迅速成长，还意味着在长期内许多“旧”产业的新生，这些旧产业在新产业的影响下，找到了利用新技术、并在组织和管理上进行变革的方法。佩蕾丝将关于生产体系（包括其组织、技术、及其相互依赖性）的各种新的思维方式的结合，称作“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的变迁。这一伴随着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的范式变迁的概念，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当阿兰·格林斯潘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用这一表述来解释当时美国经济的高涨之后，则更是如此。

　　佩蕾丝在这篇文章中做出的第二项贡献在于，她指出了一种影响整个经济的“元范式”（meta-paradigm）的变迁，这种变迁包含着对新投入品非常广泛的利用。在每次技术革命中，无论是早年利用铁、煤、钢或是今天利用石油和芯片，这些投入品的生产都可能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而且由于经济的和纯粹技术的原因，大幅下降的价格常常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最后，佩蕾丝指出了为历史学家所知的“技术决定论”的某些谬误，她坚持认为，任何技术转型只能在社会变革、政治变革和管理变革的互动与合作中发生。这意味着范式变迁不仅在企业层面影响了管理和组织，同时也作用于整个社会和政治调节系统，并受到后者的反作用。这在教育和培训领域更为明显，因为对新技术的强大需求推动着变迁；在知识产权体制（商标、专利等）、公司法框架、安全规则甚至国际贸易与竞争方面也同样显著。所有这一切都可见证于“信息社会”的制度建设。佩蕾丝指出了要害所在，即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这种制度变迁的能力和愿望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和观念。

　　在本书中，佩蕾丝甚至做出了更富于原创性和启蒙性的贡献。她考查了以下两者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通常被看作金融资本的那部分经济，另一方面是从其产生直至在经济结构和行为中起主导作用的新技术的崛起。在约瑟夫·熊彼特的主要著作《商业周期》（1939）中，他虽然把经济增长的重要波动和技术变革解释为“连续的工业革命”，但仍然坚持认为成批的重大创新有赖于金融资本。事实上，他在书里谈金融比谈技术的篇幅还多，然而奇怪的是，熊彼特的后继者们——通常以“新熊彼特派”（neo-Schumpeterians）之名为人所知——忽视了他这方面的工作。佩蕾丝以富有胆识的个性尝试着填补这一鸿沟。在网络“泡沫”已经凸显这一鸿沟之时，她早已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像熊彼特一样，佩蕾丝相信新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风险资本家为高额利润的新的可能性所鼓舞，这种可能性在新技术的最先运用中得到证实（佩蕾丝恰当地称之为“大爆炸”），他们迅速投资于新的活动和新的企业。然而，不确定性无可避免地伴随着这种革命性的发展，许多早先的预期都以失望而告终，金融投机产生的泡沫，与技术狂热症和“非理性繁荣”一起破灭了。新产业和新企业爆发性地兴起于一个仍被“旧”产业主导的环境里，这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巨大冲突的时代，许多经济学家称之为“结构性调整”阶段。佩蕾丝强调了新技术的扩散过程，并称之为“启动期”（installation period）。她进一步将它分为两个阶段：“爆发阶段”(Irruption)和“狂热阶段”(Frenzy)。在后一阶段，金融资本将投资倾注于各种新产业、新的活动和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此密集，使它们变得非常强大，以致于至少在那些领先的国度，日益明显地需要一套新的调节体制。

　　最后，随着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经验的积累，以及许多企业逐渐适应了新技术，新技术就成为日常生活的“常识”，启动期的紊乱状态可能让位于更加和谐的增长。佩蕾丝将这一增长阶段称为“拓展期”（Deployment），并进一步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协同阶段”（Synergy）和“成熟阶段”(Maturity)。拓展期可能是一个建立在技术和制度框架彼此协调的基础上的、相对稳定而繁荣的发展阶段。虽然结构性失业很可能伴随着启动期，但许多国家会在拓展期达到高就业水平。这一因素促使人们把拓展期看作“黄金时代”或是“美好年代”，尽管在某些国家，测得的GDP增长在启动期的狂热阶段可能更高些。在拓展期的成熟阶段，就（现在）已经不再陌生或成熟的技术而言，其收益正在递减。一些一度充满活力的企业和经营活动像是患上了关节炎。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同时观察到了收益递减的情况，而递减的收益引发了新一轮的启动期，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下一代的重大创新上，它为工程师和金融家带来了更为激动人心的前景。

　　这一理论当然不是套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上的紧身衣。正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言：

　　

　　 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

　　而金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佩蕾丝十分清楚金融、技术和政治变革的世界有多么复杂。她的四阶段模型并非一个还原论的模型，而是一种理清和考查历史进程的方法，其目的在于阐明某些一再发生的趋势，这些趋势可能现在就存在，也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和理解过去和现实。一株枝繁叶茂的绿树在春夏两季会是一幅美景，冬日里叶落后的树丛则通过它们稀少而优雅的主干枝条展现出更多的生长结构和源头。

　　我强烈地推荐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不仅向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推荐，还向工程师、科学家、经理人、工会活动者和政策制定者推荐，其实任何对我们复杂的社会系统的过去和未来演化感兴趣的人都应当读读这本书。另一方面，它超越了熊彼特和他的大多数后继者的讨论：此书富有成效地研究了新技术扩散到“第三”世界的方式以及金融和债务在这种扩散中的作用。总之，它是一部激发思想和激荡人心的著作，应当获得世界经济各个领域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