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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写《围城》后,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了?

钱钟书写《围城》后,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了?

钱钟书先生出身教育世家,学贯东西,嗜书如命,曾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外文系教授。

钱钟书因周岁“抓周”时抓的是一本书,故取名“钟书”。人如其名,钱钟书一生钟情于书,读书不倦、嗜书如命。

钱钟书幼时与弟弟钟韩跟随伯父读书。伯父每日早晨必上茶馆喝茶,而钱钟书总是紧跟其后。伯父以铜板一枚买一酥饼,再向书摊租一本小书给他。钱钟书吃完酥饼即开始看书,一直看到伯父领其回家为止。七八岁时,钱钟书开始读小说。家里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很快被他读完,又读了从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古典长篇小说,以及《聊斋志异》。上中学后,钱钟书读了很多文学刊物,还读了大量刚刚翻译成中文的外国长篇小说,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等书,还有各种探险小说,读得非常入迷。上大学后更是博览群书。

钱钟书究竟读过多少书?有一天,钱钟书和他的一位学生逛书店。他对身边的学生说:“你在这儿如果能找到一本我没读过的书,我就不算是你的老师。”学生出于好奇,便在店里专找那种从没有听说过的冷僻书籍问钱钟书看过没有?钱钟书立刻能说出此书是哪朝哪代何人所作,书中讲些什么内容。屡试不爽,从未出错,学生惊叹不已。钱钟书看书如八戒进食,食量甚豪,粗细不择。厚厚的字典,拿来就读,不入流的小书,他看得津津有味。他还喜欢将书中的故事说给杨绛听,他的表达能力很好,连比带画,说的人讲得眉飞色舞,听得人往往也是兴致入神。

一般来说,一个作者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肯定少不了他的想象和创作,但更多的灵感来源或许是作者本人的经验和切身经历。

1941年,钱钟书来到了上海。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同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钱钟书因此被困于上海。

正是由于他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情绪和经历,对《围城》的主旨和书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这并不代表《围城》中的人物经历就完全等同于钱钟书的个人经历。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围城》创作写于1944~1946年,诚如夏志清先生所说,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首先《围城》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揭示一个存在困境,故事又发生在动荡的抗战年代,小说里人物的命运随着时代迁流,真切地反映出那个战争年代的人的生存状态,有一种实实的在场感。其次《围城》最为人称道的是精彩生动的描写,一个个妙喻把作者的想像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围城》还包含深刻的文化寓意,作者本身就是渊博的大学者,他把一些文化批判巧妙地寄寓在小说中,彰显精湛的艺术造诣。总之,《围城》是部浅的人读来有趣、深的人读来有味的伟大的小说。

《围城》内容介绍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

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书中的主人公方鸿渐的家乡是以打铁、磨豆腐出名的。有人读到这里,不免得意地说:“这不正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正是无锡人吗!”

若因此便断定方鸿渐就是钱钟书,恐怕是极为不妥的。

虽说二人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来自无锡,都曾因岳父帮助而谋得一职,并且都曾在大学任教。但事实上,方鸿渐只是钱钟书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在这部小说里,每一个人物都是虚构出来的,他们本身都是一个复合体,没有谁的个性、背景是单一的。

据钱钟书所说,方鸿渐的取材源于他的两名亲戚,一个志大才疏、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

《围城》出版以后,他们两人都读了这本书,但并没有认为方鸿渐的形象就是自己。

实际上,不会有任何人愿意承认自己就是方鸿渐——不过,可能真的有这样的巧合,现实中就存在着一个方鸿渐一样的人。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善用比喻《围城》中的妙喻有三种,一是真实的写景写事物的形象比喻,读来令人?>舒畅,感觉恰到好处。二是抽象的思维和感觉运用具体的物象来比喻,或者反行之,读来让人觉得新奇,玄妙。第三种是利用喻体和本体在价值等级上的强烈反差逻辑性,达到对对象的嘲讽贬抑,使作品更显诙谐、幽默。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钟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钟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钟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文革”期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视为“鬼蛇”,开始了他们的学校生活。钱钟书作为一名专职通讯员,受到大字报的批评;

杨江打扫厕所,种菜,剃光头。在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钱钟书一家吃尽苦头,消耗精神体力,浪费时间,自然成为钱钟书不写第二部小说的原因。

文化领域创作者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