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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离去带着藏地的风

万玛才旦离去带着藏地的风

作家、导演万玛才旦的突然离世,令人猝不及防、倍感叹息。许多人了解藏地电影或者少数民族电影,多来自这位拍电影的小说家。生活中的万玛才旦温和、寡言,他的作品也有类似的气质。


(相关资料图)

在他的镜头下,藏语电影展现出未曾有过的高度。而近些年来,以他为灵魂人物,周围涌现出一群面目新鲜的少数民族电影人,一股名为“藏地新浪潮”的创作现象崛地而起。如今斯人已逝,留下许多未完的篇章,如同他那篇小说的标题,“故事只讲了一半”。

高原之子

万玛才旦1969年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小村庄。少年时,他常去山上放羊,旷野之上,天地辽阔,群山静默。故乡的高远与缓慢,让他惯于沉默与幻想。

33岁时,他终于有机会赴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此前,他读过藏语言文学、藏汉互译翻译专业,甚至为了电影先后放弃了小学教师与公务员的稳定职业。他另一重小有名气的身份是藏族作家,擅长写中短篇小说,捕捉乍现的灵感。他也是少有的可以在藏语、汉语两种语言间游弋的写作者,还曾翻译藏语民间故事集《说不完的故事》。

2005年,他的首部电影长片《静静的嘛呢石》问世。市场几无反响,但文化意义却不同寻常——它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执导、拍摄藏地的纯藏语电影。传统影像里的藏地等少数民族地区,或为等待拯救的他者,或被奇观化为美丽神秘的异乡。《静静的嘛呢石》的意义正在于展现一个相对客观、不加虚饰的藏地世界。如万玛才旦自己所说:“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

《静静的嘛呢石》之后,万玛才旦相继又有《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1)、《五彩神箭》(2014)、《塔洛》(2015)、《撞死了一只羊》(2018)、《气球》(2020)6部电影问世。数量并不算多,但所有的故事都在回望故乡。这位高原之子,穿行在文学与电影的世界里,执着地讲述他生长于斯、念兹在兹的地方。

电影《老狗》中,内地购买藏獒的消费主义风气侵袭藏地,老人面对陪伴自己的年迈藏獒将被卖掉或偷窃的命运,只能无奈地选择亲手将其杀死。电影《塔洛》讲述牧羊人塔洛进城后经历现代社会的身体控制与情感诱惑,继而产生了主体性的失落与信仰的崩塌,由此建构了一则现代性困境的寓言。

展现藏地世界所遭遇的传统与现代、信仰与世俗的对撞,可以说是万玛才旦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电影作者

作为当今华语世界的重要电影作者,万玛才旦的成功不只在于讲述了独特的藏地故事,更在于以风格化的影像书写普通人的命运。

从故事的角度来看,他的电影如同小说一般平淡朴拙,几乎都围绕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展开。《气球》算是他最具戏剧冲突的一部电影,也只是将主人公放在了“生不生孩子”的家庭困境中。相对于构建叙事的冲突,他更注重的是情感的张力,是平静水面下的潜流。

在形式上,万玛才旦电影体现出一种克制的极简主义。例如大量使用中远景和固定长镜头、非职业演员的内敛式演绎、母语对白等。他尽量降低色彩的饱和度与丰富度,以凸显藏地空间景观的朴素、粗粝与空旷。这种风格流露出枯寂的感觉,被电影学者王小鲁总结为“一种贫困的美学”。此外,他还热衷于穿插各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羔羊、老狗、语录、辫子、气球等等,为简约的故事增添了复调的意味。

当然,个人风格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万玛才旦的作者性还体现在追求语言的创新,他善于从人物的不同处境与命运出发,来调整影像语言的使用。例如,电影《塔洛》一反其作品常态,采取了黑白色调,以展现主人公塔洛黑白分明、寂寥孤独的精神世界,并强化一种现实寓言的意味。电影《撞死了一只羊》首次探索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用梦境与现实的混淆来描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展现他复仇与否的精神困境。到了电影《气球》,他又放弃了之前钟爱的固定长镜头,改用晃动不止的手持长镜头,以此呈现人物内心如影随形的焦虑。

不过,万玛才旦也有他不曾变化的地方,那就是他静观与悲悯的立场。他善于以一种静观的姿态去面对拍摄对象,含蓄而不直接,克制而不介入。他试图扮演一个作壁上观的旁观者,尽量用长镜头去保持时空的完整性,并努力避免对人物行为的干扰。因此在他的电影中,摄影机总爱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隐匿于各种物体背后或角落之中,以营造一种疏离感。

但这种保持距离的静观并不意味着情感的匮乏。万玛才旦擅长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来传递一种克制的深情、诗意的悲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镜头下的人物几乎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悲剧感与宿命感。这主要是来自人物的个人意志与不可抗拒的命运间的冲突。金巴、塔洛、卓嘎、卓玛,他们都是在命运中挣扎的人。

万玛才旦电影的宿命感,或许与他本人的精神特质有关。记得在一次访谈中,他坦言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种悲观从他十几岁时写的第一篇小说《人与狗》中就已流露出来。当然在我看来,这种悲观并非一种消极的厌世,而是一种在虚无、无常、轮回等藏地传统信仰影响下的超然物外式的达观。

曾担任电影《撞死了一只羊》监制的王家卫如此评价:“万玛才旦电影的迷人之处,在于可以深看,也可以浅看。浅看,是宿命,深看,是解脱。”宿命的悲观与解脱的达观,的确是万玛才旦作品的一体两面。

浪潮灵魂

在作家与导演之外,万玛才旦的另一重重要身份是监制。他近些年来监制了一大批青年导演的作品,例如《河》(松太加)、《八月》(张大磊)、《清水里的刀子》(王学博)、《旺扎的雨靴》(拉华加)、《他与罗耶戴尔》(德格才让)、《光之子》(卡先加),等等。他感念自己从青海到北京的成长磨砺,因此对于青年影人投注了几乎毫无保留的真诚。

2009年前后,“藏地新浪潮”的提法开始出现。这个并非自觉的松散的创作现象里,可以囊括松太加、拉华加、李加雅德、旦巴才让、西德尼玛、卡先加、阿岗·雅尔基、久美成列等一大批藏地导演。这其中,万玛才旦自然是浪潮的灵魂与旗手。正如有评论者所言:“在内地的电影与文学景观中,藏地创作者的介入,已是清新的潜流,这股潜流,我以为始于万玛才旦,而且,始于他泉水般涌动的小说。”

“藏地新浪潮”并非事先谋划的统一的美学运动。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影像中找到一些相似的美学追求,例如对长镜头、母语对白、非职业演员等的偏爱,在叙事、表演、空间等方面力求克制俭省,营造一种诗意的日常生活美学。而从影像意涵来看,描画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伦理情感与历史文化的冲击,是“藏地新浪潮”电影醒目的创作主题,从而使得许多作品都流露出浓郁的文化乡愁意味。

更重要的是,“藏地新浪潮”构成了一道新的少数民族电影风景线。在这些影像里,所有的草木与人物都生长于鲜活的泥土之中。这些电影拒绝自己的故乡被奇观化,而是专注于展现日常生活的苍凉、琐碎与平淡,书写生死的沉默、内省和诗意。以上种种,似乎都与万玛才旦作品有着共通的内在气质。如今,灵魂人物离去,惟愿浪潮继续澎湃不止。

电影《静静的嘛呢石》里,放羊的多杰大叔劝解父子俩:“财富如草尖的露珠,生命如风中的残烛,这就是无常啊,你看我今天好好的,也许明天就不在了。”如今看这段话,更添一种造化弄人的感喟。万玛才旦的人生与作品,竟在不期然间构成了宿命般的互文。

在小说《气球》的结尾,万玛才旦写道:“红气球在天上越飘越高,越飘越小,最后消失不见了。”这位藏地赤子的人生,恰如这只气球,不经意间飘然而逝,带着故乡旷野的风。